读懂毛泽东这封信,可知当年饿死人的真正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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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晚在博客贴出孙经先教授的重磅研究文章《“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后,引来热议。一些朋友用家族、乡里的亲历亲闻为孙教授的观点提供有力的佐证。也有人认为,数据并不重要,不管饿死多少人都是不对的,并将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因此,顽石觉得有必要再为那段历史做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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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石:从毛泽东党内通信看浮夸风真相

 

  一些人认为“不管饿死多少人都不对”是有道理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弄明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为什么会饿死?谁该承担责任?我们总不能稀里糊涂、人云亦云地活着吧。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不仅有必要,而且非常有意义。当你明白这些真相,你才能真正理解新中国6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也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会发自内心的敬仰毛泽东、怀念毛泽东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三年困难时期的确饿死了人,如河南、四川的一些地方还比较严重,这是真的。孙经先教授等严肃学者做过长时间的专门研究,得出了比较合符实际的结论,各位如有疑问,可从网上搜索孙教授的相关文章阅读,我在这里不再重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所谓“饿死几千万”则纯粹是造谣。制造这种谣言,无非两个目的:其一,否定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进而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其二,否定毛泽东,从而否定毛泽东思想,为一些别有用心者的理论凌驾于毛泽东思想之上提供依据。此不赘述,你懂的。

 

  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原因无非四个字——天灾人祸。那几年,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这方面的资讯既有史料记载,更有60岁以上健在者的亲身经历可以作证,自是无需辩论。至于人祸,又分两个方面:一是中苏关系破裂,苏联逼迫中国人民提早返还债务。本来就有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提早还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还刚刚起步、总体经济水平还比较落后的新中国可谓祸不单行。二是浮夸风盛行,“亩产一万斤”“亩产十万斤”的口号甚嚣尘上,导致中央决策出现了一些列重大失误,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各地饿死人的事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天灾不能控制,中苏交恶也不可逆转,谁在制造浮夸风却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是毛泽东制造了浮夸风吗?可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实际上已经退居二线,再说,农民出身、种田多年、智慧超绝的毛泽东不知道一亩田大约能产多少粮食?对那段历史不甚了然的请查证(这个不难),看看当时是谁在主持中央一线工作?那些有关工农业的奇葩决策是哪些人主持制定的?有兴趣的还可以查一下1958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看看当天的头版登载了哪些人在天津专区蓟县亩产11万斤的稻田前兴高采烈地视察。去看看吧,网上就有,照片和文字会告诉你,哪些人才应该承担浮夸风的历史责任。

 

  事实上,毛泽东不仅不是浮夸风的始作俑者,而且还是反浮夸风最坚定的带头人。我这里仅举一例: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六级干部亲笔写了一封公开信,读完这封信,你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开浮夸风之谜。

 

  毛泽东当初为什么要越过中央文件下发程序,亲自发公开信直到最底层的“小队级”?毛泽东在“郑州会议”等多种场合三令五申的关于“实事求是”指示为什么贯彻不下去?各种不切实际的疯狂“指标”为什么还照旧压到老百姓身上?“浮夸风”及“乱下命令”的风气为什么依然严重地危害着农民的利益和党的声誉?信中毛泽东所指的“上级”“上面”,究竟都是哪些层面?

 

  当我们读懂了毛泽东的这封公开信,就应该能明白谁是制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人祸的真正历史罪人。

 

  2014.4.16

 

 

  党内通信: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毛泽东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连八百斤、一千二百斤都觉得是吹牛的人,会鼓吹亩产万斤、十万斤吗?顽石注。)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选自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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