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捂着伤口唱赞歌”产生的根源在哪里?(误刪重发)

个人日记

 “捂着伤口唱赞歌”产生的根源在哪里?
    近来,在上网和读书中,觉得有些问题值得深思。
   如曲啸现象
   曲啸是中国1949年以来的三大演说家之一。曲啸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被打成了“右派”。不久,他被开除公职并送劳动教养。“文革”他再次成了所谓“现行反革命”,在1968年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79年他被无罪释放。
    1982年,他被任命为辽宁省营口市教育学院副院长。1985年,他从辽宁调往北京,成了中宣部局级调研员。
    电影《牧马人》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曲啸。
    当时政府担心留学生能否按时回国,国务院派曲啸来美国给留学生做思想工作,提高大家的爱国热情。
   曲啸的第一场报告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曲啸的演讲从“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开始,到“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结束。跟在国内一样,演讲中曲啸深情回忆了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无罪释放,期间共接受“妈妈”长达22年折磨的经历。
   曲啸在美国第一站就遭到经常控诉蒋介石独裁残忍的汪荣祖教授反驳令他不得不中断演讲。这个事件导致了曲啸教授立刻心理崩溃。不久就大脑出了毛病。几年后半身不遂,躺在床上达十几年,直到去世。
    曲啸现象,被人称之为“捂着伤口唱赞歌”。
    曲啸现象很普遍,从改革之初的“伤痕文学”到今天的“知青文学”,包括我写的“凄风苦雨六十年”和“牢骚违法吗”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曲啸现象,但人的认识是逐步进化逐步升华的,并不是所有“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人都想争当奴才,这其中有无奈,有糊涂、有历史的惯性,有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
    文革中郭沫若的儿子时年24岁。在弟弟自杀一年零10天的1968年4月22日,因“X小组事件”被劳教后转入中国农大学习的郭世英也跳楼自杀,时年26岁。郭沫若的女儿和秘书在郭世英跳楼后3小时赶到农大,只见尸体伤痕累累,捆绑的绳索深深地勒进了肉里。
    贵为“国家领导人”的父亲郭沫若在儿子郭民英自杀一个多月后的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神情激昂地作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并当场朗诵一首题为《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的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郭博(安娜生)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文革中,郭让擅长颜体字的妻子,用丈二宣纸一张一个字地书写36首毛泽东诗词,用纸两千多张,耗墨一千多斤。郭派吉普车把这些重达一吨的“榜书”装入两个大木箱运到了中南海,毛连声说好,并立即给于写了一封答谢信。毛死后,于立群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深情怀念这件事。有人用“吮痈舔痔”的典故形容郭于二人的献媚高才,也有人称郭是大陆四大无耻文人之首,实不为过。
   唱赞歌有两种形式:一是捂着自己的伤口唱赞歌,二是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前者如曲啸、郭沫若;后者如余秋雨、王兆山、

   如果说捂着自己的伤口唱赞歌多少还有点不易的话,那么,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则轻易得多。汶川地震后,余秋雨的“含泪劝灾民”,王兆山的“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等等诗章,犬吠似的歌声是多么轻松!
   我不明白:
  “ 捂着伤口唱赞歌”产生的根源在哪里?难道仅仅是极权主义的扭曲和诱惑吗?;
   曲啸同样的报告内容,为什么国内的听众认同曲啸的“母亲打孩子”论,认为“一个受组织迫害长达22年却在平反后更加热爱组织”说明了组织的伟大,而来自台湾的一介书生却能够极简明地道出一个常识——曲先生的经历说明那个组织比后娘都残忍。;
   曲啸不记仇可以理解,但反过来唱赞歌却令人费解。是什么因素将人性扭曲到如此无耻的地步。
   在大陆,政见不同只有死路一条(如反右、文革等),存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大多采取知而不言的态度,普通民众基本上“捂着伤口唱赞歌”。这种病态的国民性能振兴中华吗?;
     在万民癫狂的年代,也有“众人皆醉我独醒”者。林昭,义无返顾地坚持“决不再说违心话”。在历经长达10年的折磨后,于1968年4月29日被残酷杀害,在狱中留下了“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的凛然诗句(《血诗题衣中》)。而曲啸留下的是“男儿当有凌云志,不爱香风爱党风”(《赠同事诗》);郭沫若留下的是“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宇宙充盈歌颂声》)。同样是面对极权、身处逆境,人格的差异为何如此惊人?;
    为了释疑解惑,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活得更明白些,特写此文,求清醒者释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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