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都是些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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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
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
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王烬美――英年病逝感撼后人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一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负责宣传工作。1923年秋脱党,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入党,后任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8月在武汉病逝。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24年脱党。后任上海大学教授,湖北省教育厅长。1927年12月在武汉遭军阀杀害。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一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负责组织工作。1925年红军长征时,进行分裂党和红军活动。1938年因叛党被开除出党。1979年12月在加拿大病逝。
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城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30年因参加托洛茨基派别组织被党开除。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1987年在北京去世。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历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76年9月在北京病逝。
何叔衡(1876--1935),湖南宁乡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1935年2月,在福建上杭牺牲。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1975年4月在北京病逝。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在新疆被捕,次年9月在狱中被害。
王烬美(1898--1925),山东莒县北杏村人,今属诸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5年8月在青岛病逝。
邓恩铭(1901--1931),贵州荔波人,水族。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在狱中就义。
陈公博(1890--1946),广东南海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22年秋脱党。1938年投敌,充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因叛国罪被判死刑,1946年被枪决。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24年脱党。1938年投敌,充当汉奸,抗战胜利后因叛国罪被判无期徒刑,1948年在狱中病死。
包惠僧(1894--1979),湖北黄冈人,受陈独秀指派出席“一大”会议。1927年脱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在北京病逝。
【核心提示】
想入党,先捐款。近日,有网友曝料,诸暨街亭镇新胜村申请入党需捐款6000元的“创新举措”,引起公众热议。该村与金钱挂钩的入党标准令人不可思议,更违背了党章。
“想入党,先纳6千大洋”。近日,网友“诸暨老农民”在绍兴论坛爆料,诸暨街亭镇新胜村“创新举措”——发展一名新党员需先履行“123”规则,即成为入党积极分子需上缴1000元,成预备党员后上缴2000元,转正时上缴3000元。此帖引来网友纷纷跟帖,有人表示不相信,有人表示,“如此神圣的入党,怎么要缴6000元,与金钱挂钩的入党不可思议。”入党也能明码标价?记者专门赴诸暨街亭镇新胜村进行调查。
想入党,先捐款
新胜村距离诸暨市区约20公里。在村里,记者询问了多位村民后发现,该村确实存在入党交钱一事,村民认为这是一种无形的规定,不得不交。
村民袁阿姨说起入党交钱一事颇为无奈,其儿子从入党积极分子到最后成为一名正式的党员,共花去8000元,“除了常规的6000元,村里组织修路和地震捐款时又分别交了1000元。”袁阿姨说,“大家都在交,我们能不交吗?”
记者采访中发现,入党捐款已经成为新胜村一件公开的事,而且流传:为了入党,交钱的金额从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但新胜村的文书傅茂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纠正”记者从村民那儿听到的说法。他说:“这不是交钱,而是‘自愿捐款’。这个决定并没有出台相关文件,因为这不是政策方面的硬性规定,完全是自愿的,更没有必要经过村支委讨论决定。”
但在许多村民看来,为了入党,一定要“被捐款”,已经失去自愿原则,而成为村里一种变相的捆绑规定和附加条件。“这是对一名入党积极分子的考核内容之一。你不交钱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积极性?”村党支部书记陈云良的话,也正表示这是一种考核内容,而非自愿捐款。但是,他认为这样的行为存在合理性,“那么多人想入党,我们总应该有一个评判标准。”
“入党难道是看你有没有钱,而不是看你有没有心?”村民许某显然对这一“评判标准”感到不满,“像我们这些没钱的贫困户,就活该一辈子入不了党?” 此事已经施行3年多,但每到发展党员的时候,还是会成为村民们争议的焦点,不菲的入党“敲门钱”让很多村民感到伤心而无奈。
对此,陈云良回应:“如果你连这点钱都不肯出,一方面说明你没有奉献精神,另一方面你自己家里都不富有,怎么带领全村人民致富?”
交的钱,怎么花
那为何作此规定,其初衷是什么?陈云良坦言,之所以这么做,实在是村里太穷,“材料上写村民人均年收入是七八千,其实根本没有,目前村里还欠下外债15万元”。
新胜村位于街亭南部,由恒慕、黎明、板桥、花明等4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共有963户人家,总人口为2706人,是街亭镇第一大村。但是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村中的青壮年大多出外打工,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留在村里。
据知情人透露,自2007年施行这项规定以来,已有20多人发展为正式党员。如果按每人6000元计,已有10多万元“捐款”。那所收款项去向如何?有否被中饱私囊?如果没有,是被收归村集体经济还是划入党建经费?
“一年收上来的钱根本没多少,去年入党人数为两人,小小一个村,各项支出开销其实很大,一下就用完了。”陈云良给记者算了几笔账:全村共有党员148人,开会时每人给50元误工费,光是一次会议支出就是7000多元;每年给村里70岁以上的老党员发100元等;建水库、修公路等公共设施建设……这些都要村里出钱。当记者问及是否有公开的账目明细。陈云良表示“有”,但他没有出示给记者看。
入了党,图什么
尽管“入党”的“捐款”金额不小,村民们也颇有微词,但不少人依然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不少村民向记者道出其中的缘由。
村民许国生反映:“我们听到的是,有的人为了入党,捐了1万多元,有的人就算交了钱也不一定能入。其实,一些人想入党,是为了今后的‘好处’。”
有村民说,所谓的“好处”就是:党员开会能拿误工费,过节能发过节费,村党组织换届选举时还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等。事实上,党员的“好处”远不止这些。村民袁阿姨的儿子在城里有两间厂房和一间店铺,生意越做越红火的他感觉党员身份的重要。“党员贷款相对容易,而且做生意时,别人一看你这么年轻就是个党员,也会产生信任感。”
在村民心目中,党员身份变得“金贵”,也让所谓的明码标价入党有了市场。不少村民反映,入党动员捐款其实不仅是在新胜村,其他一些村也一定程度存在。村民老傅说,当然一般都不会明说,但是如果不交钱,入党就会很难。他觉得,如果将党员身份与金钱画上等号,让入党动机不纯的人入党,会影响党员在村民心中的形象,这对于那些在农村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实事的党员也是一种无形的伤害。
有村民认为,以捐款多少来考核入党对象是否合格,更是歪曲了入党的标准,把那些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家庭并不富裕的人拒之门外。
众多网友认为,这样的做法,荒唐之极。网友“绍兴小人物”反问:“这么说,只要有钱,不管谁都可以入党吗?难道党员的标准是用钱来衡量的吗?”网友“草地”认为,入党是要在思想上、行动上符合党章要求,在党的工作中发挥先进模范作用,入党对象要不要捐款,并不需要有人绞尽脑汁、费心动员。(扬州时报 20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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