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

   
    湘北有座山，山顶有棵树，树旁有一所学校，学校里有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就叫刘凯南，今年56岁，在这所岳阳县海拔最高的微型学校里教了38年书。

一、他像这棵树一样，扎根在海拔708米的山顶上。

山在张谷英景区东南约40华里处，在岳阳与平江交界处的群山环抱之中。山顶上的这个小村叫做孔定村，进村的公路只有三四米宽，盘旋上山十多里全部是上坡。村子的中心叫孔定坳，是山顶上的一块小平地，海拔有708米。村子中心的这棵树，是一根枝繁叶茂的大槠树，已有300多岁了，树身需要两人才合抱得过来。

这个叫孔定的村子，只有6个村民小组，500多人口，120多户人家；但这个村子的范围却很大，村民居住相当分散。以山顶上的这棵树为中心，两个村民小组之间的对径距离有十多里路。

站在这棵大树下远眺，四面群山起伏，可以望到岳平两县方圆百十里的地方。这里的景色十分美丽，山上草木茂盛，郁郁葱葱。夏秋季节，山坡上到处是一片白花花的油茶林。

树的旁边就是孔定小学。学校里大多数时候，只有一二十个孩子，三个或者两个年级，和一个叫刘凯南的老师。

刘凯南是在孔定村土生土长的，忠诚朴实，吃苦耐劳。他出生的那个年代，村里的文盲占到了八九成。他的父母没进过学堂门，就咬紧牙关送孩子读书。中学办在原渭洞区的延寿庄，离这里有四十多华里的山路，要走六七个小时。每个周日上午，他要就挑一担锄把、抬扛或者晒垫去乡收购站，再另带一袋红薯或者干红薯丝做一个星期的口粮。为了学习文化知识，这里的人们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1977年，刘凯南在区里的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做了一名民办老师。他当老师的出发点也非常简单：让村里的下一代有文化，能识字，能算术，能够念更多的书。有文化才有希望。

当时的学校就在这棵大树的旁边，是几间简陋的泥土房子，屋顶上盖的是杉树皮。教室里的一边是高年级，另一边是低年级。他在这间屋子里，整整教了18年的复式班。从青春年少教到了人到中年。

1995年初夏，学校在一场暴雨之后颓然垮塌了，他便把教室搬迁到了大树另一侧的村礼堂。三个年级的学生，分作三行，排列在一大间空旷的礼堂里上课，一上又是4年的复式班或者三式班。

他白天上课，晚上跑村里，找家长，节假日跑乡里找领导，终于在1999年建成了一栋校舍。两层，四间教室，200多平方米。就是目前的这所学校，依旧在这棵大树的旁边。

直到前几年，国家开展新农村建设，把水泥公路打到了孔定坳的这棵大树下，学校才被裁撤。刘凯南也被调到山下的新改教学点。

刘凯南在新改点任教，但他仍然住在这个叫孔定坳的山顶上，住在这棵大槠树的旁边。他骑着一台摩托车早出晚归。因为每天早上，他要把本村的十来个孩子，在大树下集中以后再乘校车带到新改教学点去上课。傍晚放学后，又乘校车把他们带回到这棵大树下后，再分散到各家各户去。

弹指一挥间，38年就过去了。他就像这棵大槠树一样，扎根在这海拔708米的山顶上，一动都没有动，始终不忘一颗初心。树依旧枝繁叶茂，他却已两鬓苍苍。

二、他像这棵树一样，默默地撑开着一片片绿荫。

学校鼎盛的时候，曾有过60多个学生，5个年级，3位老师。但大多数时候，就是刘凯南一个人。外面的老师不愿来，来了也就是一个学期，甚至半个学期就走了。

改革开放前，村里一共只有两名高中生。一个在村里做了12年民办老师后，到县城里做生意去了，二十多年前就成了百万富翁；另一个就坚守在这棵大树的旁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教着本村的孩子，耐心地教着“上中下，人口手”，细致地教着“1+1=2”……

学校在山顶上，空气洁净，透明，声音传播得极远。相隔三四里远的村民，坐在自家的地坪里做副业，都能清晰地听到刘凯南上课的声音。宏亮，亲切，不厌其烦。

在大白天，村民们一抬头就能看见那棵高大的老槠树，一侧耳就能倾听到刘凯南上课的声音。他是这个村子里的标杆，一言一行都在默默地濡染着村民，或许，这也是一种无形的监督吧。他必须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不断地完善自己。他是一个在山顶上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

他的工作态度是人所共仰的。在这个山顶上的单人单校，上级领导很少来督促检查，靠的就是他一个为师者的责任与品格。无论哪个学期，无论哪个年级，无论上级来不来检查，他都是一如既往地认真负责，一如既往地踏踏实实。

教了三十多年书，他没用过旧教案，没有落下过一个学生作业本的批改，教学质量也很少落过后。他多次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和“县级师德标兵”，事迹不止一次地登上过《岳阳晚报》等新闻媒体。

在这里教书育人抓质量，他需要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劳动，但他从没有说过，更没有抱怨过，只是默默地工作着。而这一切，村民们知道，孩子们也知道。

他既是校长与老师，又是校工和炊事员。学校虽然人数不多，但居住很分散。六七岁的孩子念个一年级都要走六七里山路，十来个学生都需要带中餐就读。每天天没亮，他就要准备学生蒸饭用水，把柴伙搬进厨房，将水烧开备用；待学生到校后，帮他们一个个淘米、上钵；再利用下课时间把饭蒸熟。他从未因此而收过什么报酬。久而久之，他自己也浑然不觉了，认同了这是一个老师的日常事务，与备课、批改作业一样的重要，甚至更重要。

也许你觉得这些事情很平常，可要几十年如一日地去做，就不那么简单了。单说用水这一项吧，山顶上是没有水源的，更不用说用自来水。师生一天的用水，得到一两里远的山墈里去挑上来。直到近些年，大树旁边聚集了十来户居民，才集体用电抽水。

学校没有第二个人手，一切都得他一个人来解决。碰上不好的天气，特别是下雪天与大雨天气，他得接送学生，有时还得送教上门。这个小学没有流失过一个学生。当然，这是小学低年级，家长再怎么样，也会想方设法让孩子念上几年书的。但上中学就不同了，中学在四十里外的地方，交通又不便，不少学生读个一两期就不想读了。中学的老师来劝学，光这几十里路就要跑死人，而且人生地不熟，家长根本不听他们的，孩子甚至躲到山上去。这个任务差不多又义务般地落到了刘凯南的肩上。他熟悉全村的每一个山头，每一道沟壑，每一户人家，每一棵标志性的树。他在这些熟悉的山头上，一圈圈地转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有个叫万辉煌的孩子，经常逃学，又好逗打，成绩更是一塌糊涂。简直是一个小“飞天蜈蚣”，怎么教育都不凑效。刘凯南几次走访这个孩子的家庭与邻居，多方了解，终于找到了症结。原来，这孩子的父亲服刑去了，母亲南下打工，寄居在根本管不了他的外祖父家里。这个缺少父疼母爱的孩子，不但生活上有困难，还个人赊欠了商店里的几十元货款，不知如何是好。

刘凯南对症下药：首先帮他付清了店子里欠款，然后像父亲一样给他买衣、买鞋，添购学习用品，再把他带到家里吃饭，趁机进行教育。铁树也会开花，何况这只是一个八九岁的顽童！

像这样的事例，刘凯南的脑瓜子里数不胜数。都是一个村的孩子，他对任何一个学生都充满着乡情、热情甚至是亲情。他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这些年来，他为困难学生垫付学杂费、购买学习用品，大概有八千多元。三十年前，一个孩子的学杂费是一块八毛钱，一个作业本只要五分钱；二十年前，学杂费也就是十来块钱。

三、他像这棵树一样，印在村民们心中的地图上。

走进这个山顶上的村落，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般来说，居住在山里的人们，只会把住处从山上往山下搬，但这里却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村民把房子建到了这个叫孔定坳的山顶上，聚居到了这棵大树的旁边。先前，这里只有一棵大槠树，一个旧学校，一个破礼堂。现在，这里几乎集中全村四分之一的人口。

说起这棵大树，村民都会神圣而自豪地说：“这棵大树是上了国家地图的呢，谁都不能动。”的确，这是一棵印到了地图上的大树，在市里与县里的地图上都有标志。它虽然不是名贵树种，普普通通，但却历史悠久，全县罕见。

在这个村子里，有80多人迁移到外地去居住了，常年有近200人在外打工或者创业，要到逢年过节了才会回来。他们一回来了，就必定会来看看这棵树，看看树旁的学校，看看学校里的刘凯南老师。

看这棵树，是因为它是这个村落的象征与归宿；看刘老师，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开始了人生的启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刘凯南在这里教了38书，这个村子里的外出打工创业的青壮年几乎都是他的学生。他遗憾地说，全村至今没有出过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连高中生也不多。很多人都因为贫穷而没有继续求学。但是他尽力了，他启蒙了这个村子的一代、两代和三代人。

在深圳创办了一家网络公司，如今已有亿万资产的刘海源说，他在外面打拼的时候，体会最深的是无论干什么事都要敬业，都要持之以恒地去做。刘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敬业与坚韧的好老师。他深受刘老师的影响，才有了如今的事业。

在上海搞美术设计的刘伟煌，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刘凯南老师上美术课的情景。刘凯南不懂美术，这个山顶上的单人校里，也从来没来过正儿八经的美术老师，但却每期都开设了美术课。他凭着自己的感觉，照着课本上的内容教孩子们画画。他不可能教授专业的美术技能，但却播下了艺术畅想的种子。

今年31岁的刘富盛在县城里做生意，红红火火的，村里人却要选他当村支书，他就毅然回乡了。他说：“我是党员，要讲点奉献。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只顾自己，刘凯南老师就是我的榜样。”

刘凯南一家六口人，母亲瘫痪二十多年，生活无法自理，父亲也体弱多病。他工作之余，悉心照料，让父母安度晚安。耳闻目睹的村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孝顺的传承。

对事业忠诚，对学生慈爱，对村民友善，对父母孝顺，对责任担当……这些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刘凯南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学老师身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他就像山顶上的这棵大树一样，矗立在708米的高度。

2015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