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成大道

­那年那山那群兵

   我从军二十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机关度过的，真正手把手地从头到尾带兵也就是打仗这段岁月。1985年9月，组织上任命我到一个新组建的工兵连任指导员，这个连队是在原团直警侦连工兵排的基础上组建的，除了少部分原工兵排的人员，大部分人员是来自甘肃定西、甘南贫困偏远地区刚入伍的新战士，入伍不久，就接到赴滇轮战的命令。战士们都是十七八到二十岁的年龄，尤其是新战士，入伍时并不知道要去打仗，到部队后面临着参战的考验，他们看上去没有惊慌惧怕，绝大多数人显得很平静，到了12月份，各部队就陆续向南开拔了。真正的训练是到云南后才展开的。可能是打仗迫在眉睫的缘故，战士们训练都很自觉，也很能吃苦，驻地旁有一老黑山，每天天不亮，战士们起床后，全副武装好，有的背上几块砖，有的扛上三五节爆破筒，负重爬山，天天如此，整个临战训练期间，没有听到哪个战士叫一声苦，喊一声累，官兵关系也出奇地好，每个连队都有说不完的官兵友爱的动人故事。当时已不可能进行全面系统的训练，各连只能根据各自担负的任务进行针对性的应急训练。我们连除了射击、投弹等共同课目外，重点搞了埋雷、排雷、爆破和构筑工事等训练，还进行了临战动员教育，虽然时间很短，由于上下一心，针对性强，三个月下来，战士们的军政、体能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基本达到了作战要求。 ­

    1986年4月19日晚，我们奉命上阵地接防，天突然下起了雨，雨下得又急又大，骤然间地面上就起了河，又骤然间停止了，当我们正式出发时，已是云退星现，夜空碧蓝，路面不尘不泥，正好适合摩托化行军，苍天有情，洒泪为我们出程送行。汽车载着我们蜿蜒行进，这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想得最多是如何既能完成任务，又能将这一群和我年龄相当的兵们安全地带上去，又一个不少地带回来。 ­

    我所在的团驻守的是老山主峰阵地。老山位于中越两国边境骑线上，海拔1422米，山势巍峨高大，峰巅独立凸出，站在峰顶，给人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是边境线上一处重要的制高点，1979年我军自卫反击战回撤后，越军趁机占领了老山，1984年4月28日，我边防部队英勇反击，重新夺回了老山，从此，敌我双方以此山为焦点，形成了连绵几十里对峙的边境战场。 ­

    那是一场低强度的战争，没有大兵团的作战，没有攻城略池，战斗规模虽不能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比，但有时候，敌我双方为了达成战术上的某种需要，可以集中全部的战场力量攻击一点，战斗的惨烈程度可想而知。当时，我连担负最多的任务是在我前沿重要地段布设地雷，配合侦察兵、步兵分队前出潜伏，保障通路，战士们的战斗热情特别高，遇有任务，都是你争我抢，生怕拉下自己。新战士骆牧渊，甘肃漳县人，入伍时隐瞒了年龄，实际只有17岁。多次深入前沿执行埋雷、排雷、爆破任务，共排除各种地雷600余颗，被誉为“排雷大王”，在一次配合侦察分队前出潜伏时，诱爆地雷，强大的冲击波将他掀出三米外，泥土堵塞了他的呼吸道，卫生员只得将他的喉管切开，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抢了回来。可是，罪恶的地雷彻底地夺去了他的双眼，毁了他的面容，负伤后的第二天，我到后方医院看望他时，他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探雷时，探雷针和地面的角度要小于45度，用力不能太大”，要我务必告诉全连，这是他用鲜血换来的经验。他的主治医生，一位女军医把我拉到一旁，打开一个玻璃瓶，用镊子夹起一串絮状的肉皮，低泣道：“这就是孩子的眼睛。我尽了最大努力，那怕给孩子留一点光，能分出白天黑夜也行，可是无能为力”。他的事迹很快在前线宣扬开来，集团军专门为他一人发布通令，记一等功。后来，他托人给我带来了一份摸着写出的入党申请书，字迹歪歪扭扭，重重叠叠，可惜这份特殊的入党申请书，被团机关一名新闻报导员拿走了。在战争环境中，战士们的思想境界是纯洁高尚的，甚至连一点杂质也没有。他们的思想行为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甚至是难以想象的。现实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有的人为了个人荣辱背弃道德，甚至不惜以身试法，有的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不惜夫妻背离，朋友反目，父子成仇。但是，战场上，战士们却是越是危险越向前，可能你不相信，但我要告诉你下面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顾金海，宁夏灵武人，战前从新疆部队调到师炮兵团，他给师首长写信，要求到距离敌人更近的步兵团，师首长答应了他的请求，把他调到了步兵团属炮兵营，他觉得还不过瘾，再次给团首长写信，要求到即将担负出击拔点任务的连队去，他说，“我要和敌人面对面地战斗”，他终于如愿以偿。战斗中，他头部负伤，战友们要抬他下阵地，这时候，突击队长也负伤了，他一把推开救他的人，大喊“先救队长”，壮烈牺牲。所幸随军记者用摄像机摄下了这一切，使人们能亲眼目睹英雄可歌可泣的一幕。战后，他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胡立强，我连战士，甘肃甘南人，身高1米6，独子，从小受过不少磨难。上战场后抱定杀敌立功的决心，他给自己定的立功计划是，争取立一等功，最低也要立二等功。每次有任务，他都争着去，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我曾和连长商量，调他到连部当通信员，他坚决不干，为了能更多地消灭敌人，他给师长写过信，要求到最危险的那拉口哨位上，可能对于师长来说，这样的情况太多了，他没有得到师长的回复。机会终于来了，上级要组织一个加强连规模的出击拔点战斗，我们连配合作战，任务是战斗打响后扫清敌前沿障碍物，为攻击分队开辟前进通路。起初确定人选时没有他，他知道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毫不留情地“痛斥”了我一顿，还放出硬话：这次任务，如不把他定上，就死在我面前。无奈，只得答应了他的请战要求，战斗中，他左脚被炮弹炸得只连着一点肉皮，右腿也负了伤，班长给他扎上止血带，要送他下阵地，他说，班长，不要管我，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又忍疼匍匐前进，直到完成任务后昏了过去。战后，他荣立一等功，和另外两名甘肃籍战士被誉为“陇原三英雄”。当时，类似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后来，我曾试图对战士们的这种英雄壮举进行解释：是战士们年轻不怕死亡，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吗?求生是人的本能，连动物都知道躲避危险；是荣誉的力量所吸引吗?可能是，但也不全是，因为战后评功时，许多战士表示自己不要功，把功让给烈士，让给负伤的同志；那么是为了金钱吗?因为自古就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说，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士兵每月的津贴费只有十几元钱，外加每月十五元钱的战场补贴，伙食费每人每天一块四，一线人员每天外加七角钱的罐头费，二线人员则没有，除此再没有任何额外的补助照顾。即使牺牲成为烈士，能领到的抚恤金也只有四千余元。那么，剩下的答案只有“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人民的安宁”了。正如一首歌中唱的：“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来保卫妈妈，谁来保卫家”。 ­

    战士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心一头连着亲情，一头连着祖国，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懂得孰轻孰重，义无反顾把生命的砝码加在祖国的一边。 ­

    在兰剑___B行动前的训练中，战士们休息时，在一个长满小树的山包上，跟着音乐的节拍，做着各种战斗动作，扭动着屁股，跳着迪斯科舞，一个月后，其中的许多战士牺牲了。那时候，流行全国的是《血染的风采》和《十五的月亮》等歌曲，而伴随着战士们扭动的身姿、欢快的舞步却是一首叫做《家乡的小河》的歌曲，因为这首歌中有这样几句词：“我要走了，家乡的小河，你在流泪啊层层浪波……啊，家乡的小河，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的!”是啊，我会回来的，因为家中还有未老的爹娘等待着养老送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儿育女，没有享受人世间基本的天伦之乐。马增明，四班班长，延安人，身高1米8，一个标准的陕北汉子，他是在出击拔点战斗前的模拟实弹演习中，为抢救战友的生命而牺牲的，出事时，我正好在现场，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救我，我完了。”清理遗物时，发现他刚写完还没有发出的一封报平安的家信，为了多安慰他父母一段时间，拖了一个星期，才替他发走了这最后一封信。警侦连和我连同为团直属队，他们有一个侦察班和我们连的一个排同时配属五连执行这次任务。这个班的班长年龄可能比我还大些，显得比较老成，参战前刚完过婚，当时妻子刚生完小孩，他几乎是天天写信报平安。一个月后他怀揣着儿子的照片上阵地了，战斗中，一颗炮弹在他脚下炸响，他被高高地抛起，掉在了旁边深深的山谷中，因为，山谷两侧都是敌人阵地，他的遗体无法捡回，带着未曾看上儿子一面的遗憾，他长眠在了南疆那高高的草丛中。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后，双方在各自边境上清理战场，不知道是否发现并确认了他的遗骨，那一仗，共有六个战士遭此“厄运”。 ­

    写到这儿，还有一件事不能不说，实施兰剑---B行动的前一天，胡立强的父亲从千里之外的甘肃赶来了。他的到来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无论如何他的到来都是不合时宜的，事已至此，我只得如实相告，希望他能理解，他们父子匆匆见过一面后，儿子就坐车上阵地了，父亲则在麻粟坡县城暂住下来。l0月14日部队打完仗后连夜撤回到原住地休整，10月15日是一个好天气，一大早他就从二十公里外的县城赶来了，当他匆匆走进儿子住的帐篷，看见帐内空空，儿子的铺盖已卷了起来，面色突变，我赶忙扶他坐下，告诉他儿子很好，只是负了点伤，现在医院里养伤，他反而问道：“他的任务完成得怎样”，听到这样的话，我连骨髓都感动了。后来他说到，自从我们走后，他独自一人坐在旅馆楼顶上，不吃不喝，面朝南方，仰望天空，两天两夜没有合过眼，我无法感受他当时的心情，十几年后的今天，已为人之父的我终于能体会到当时年过半百的他心里所受的煎熬。 ­

    战争结束后，当鲜花、笑脸、欢呼和赞美声过后，一切又恢复到了往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战争成为了历史，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而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也消失在茫茫人海，几乎无影无踪了。从战场撤回后，按照当时国家政策，城镇籍战士和农村籍立二等功以上(陕西、甘肃、宁夏、青则放宽到立三等功以上)的战士，退伍后由当地政府安排工作，没有立功的战士则回乡继续务农，安排了工作的战士多数在当地县办企业上班，没几年，这些工厂基本破产倒闭了，他们又不得不回家，重新过起了从前的生活，我们连的那些战士多数来自艰苦地区，他有的至今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有的因为当地生存环境恶劣而迁往他乡。俞中平，甘肃古浪人，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右腿被地雷炸断，右手也落下了残疾，已失去了劳动能力，按照政策，爱人可以安排工作，但爱人的工作迟迟得不到落实，后来，国家民政部来人到部队搞调研，我们将这一情况作了反映，在民政部的督促下，他爱人才被安排到当地一家乡镇粮站上班，1994年，我到古浪出差时，专门到他家看望了一次他，他爱人的工资连同他每月二百八十多元的伤残补助金，在当地生活得还可以，后来我还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他来西安换假肢时还到过我家，给我捎来了当地的野香菇，再后来，电话就打不通了，去年听人说，那个粮站已经不存在了，他爱人也就没工作了，不知道他现在生活得怎样，无论如何，单靠他的伤残补助金，是不能养家糊口的。还有去年的一天，在西郊我住处的巷口，碰到一个战士，他一眼就认出了我，我也觉得他面熟，但已经记不起名字了，只知道他曾和我是一个团的，好像是炮兵营的，老家在青海，他人长得帅气，在西安找了对象安家，打仗时一条腿负伤，安的假肢，他开着一辆三轮摩的刚送完客，我问了他的情况，他说，复员后，先是安排在西安一家企业上班，前几年企业不行了，他买了一辆三轮车拉客，现在还租农民房住，他说，我过去给帮过忙，但帮过什么忙，我无论如何都记不起来了。想想过去的岁月，看着他现在的寒酸，我禁不住鼻子一酸，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去年西安整顿摩的市场，他一定又失业了，不知道他现在又在干什么。李长生，甘肃漳县人，在执行兰剑---B行动时，前出三趟，扫清了敌人前沿所有障碍物，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被气浪掀得翻了个跟头，爬起身一看，连点皮也没擦破，真是大难不死。他憨厚老实，见人部总是嘿嘿地笑，战斗结束后，我开玩笑问他：“李长生，你回去后，人家请你作报告，你说什么呀?”他又是嘿嘿一笑：“我就说，老山的十个老鼠一麻袋，三个蚊子一盘菜”。他文化低，复员后在当地林场当了一名护林员，前几年也因病去世了，至今，他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里历历在目。胡立强回来后安排在甘南农行上班，一九九四年我在兰州还见过他一次，后来听说他因为家庭变故也不在了。混得好一点的是骆牧渊，他双目失明后，在甘肃名气很大，全国各地许多女青年向他示爱，后来他和兰州一个女青年结了婚，虽然双目失明，但他的性格一点都没变，还是从前一样心高气盛，和人联合搞过房地产，办过书店，现在有甘肃省残联理事、什么协会副会长等多种头衔，实职是漳县真空盐厂总经理，他说，盐厂有他百分之八十五的股份，去年还“开”着车，带着爱人和小孩来西安看我。我为他的成功高兴，但他毕竟是个别的。其他人的情况也都好不到那里去。 ­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无数革命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让我们每个活着的人们，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是啊，我在有生之年，有幸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他使我懂得什么是幸福，怎样寻找幸福，什么是爱，怎样去爱，懂得了什么叫恨，什么叫宽容和理解，每当我遇到不顺心的事时，想想那些已经牺牲的烈士们，看看那些虽然有幸还活着，但整日为着温饱和生计疲惫奔波的战友们，心中的凝结就自然地解开了。的确，战争是人生的课堂，它能教给人们许多课本上没有的东西，战争是一注清醒剂，它能使你面对人世间的喧嚣浮华，功名利禄，始终保持理智和清醒的头脑。但战争毕竟是战争，愿战争不在，和平永驻! ­

    深切怀念牺牲的有名和无名的战友们! ­

    祝福有幸活着的战友们一生平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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