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野人山人世间

征服野人山

人世间

征服“野人山”
——九旬远征军女兵刘桂英的人生记忆

( 摘自：南京《周末》2015.8.27期 )
【导读】刘桂英老人不喜欢下雨天。只要天气不好，73年前的记忆，就如同身上的风湿一样，湿漉漉地泛了出来。
那是1942年，22岁的她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随部进入位于中印缅交界处的野人山。
这条长达400公里的狭长河谷却成为中国远征军的噩梦与坟场，近五万将士将白骨留在这异域蛮荒之地。
柔弱的女护士兵刘桂英却凭借惊人的毅力征服了野人山，她也成为唯一一名走出野人山并仍然健在的远征军女兵。
然而，命运并没有眷顾这位跨越生死线的女人，此后的半个世纪，她的人生依旧坎坷。
2015年8月23日，安徽合肥，夏日午后。95岁的刘桂英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伴随老人沉重的叙述，历史犹如电视画面一般缓缓重现。

【入魔窟】刘桂英：我是1920年出生的，老家在湖南长沙。长沙会战时，我报名参军，后来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新22师野战医院，成了一名女护士兵。

部队进入缅甸是1942年3月。刚开始，士兵的士气都很高。但后来接连吃了几场败仗，远征军队伍就像一个瓷盘，被打碎了，各自为阵，自寻出路。

画外音：1942年5月，远征军分四路撤退，其中，杜聿明率第五军军部、新22师、新96师一部进入野人山。

野人山是一条长达400公里的狭长河谷，终年不见天日，猛兽成群，当地人给这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胡康河谷，缅语意思是“魔鬼出没的地方”。

刘桂英：野人山简直就是一个蛮荒的世外星球，山和山叠在一起，树和树连在一起，抬头看不到天，阳光都照不进来，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像地狱一样。

走了十多天困难就来了，缺粮。我们只有靠树叶和草根维持，但山中的许多植物都有毒，不少战士误食了有毒的野草、野果子、蘑菇被毒死。

森林里能吃的东西几乎没有，吃人的东西可不少，小的有毒蛇、蜈蚣、蝎子等，大的动物有狼、野象、黑熊。我最怕的是蚂蝗，树叶上、水洼地里埋伏着成千上万的蚂蝗，黑瘦、细长像火柴梗的蚂蝗，吸饱血圆滚滚的像蚕宝宝。我们进入野人山时正值雨季，那时候的雨哟，大得像老天爷直接往地上泼大水，山涧小溪片刻工夫就水流成河，大雨日复一日，没有尽头，人都绝望了。

【生死劫】刘桂英：我们的战士死得太多。有的人走累了坐在路边休息，一坐下就再也没起来；还有的人实在受不了苦，把衣服撕成条条上吊自杀。后来瘴气开始在军队里肆虐横行，越来越多的战士倒下了。我每天都要从死去的战友身边哭着走过去。

路边和草棚里堆满了战士的尸体，晚上我们找不到棚子住，就把那些尸体往旁边挪一挪，睡在死尸旁边。

画外音：刘桂英、何珊、笑春、孙月霞和王苹这五名护士班的女兵走在队伍的最后。死亡之路上，死神紧紧地尾随着她们。

刘桂英：笑春是个苦命的女子，在寻找食物时突然被毒蛇咬伤，治好后被狼咬了喉咙，死了。孙月霞染上了虐疾，被折磨得发了疯，衣服也不穿跑到一个悬崖边突然就跳了下去。不久，活泼好动的王苹也倒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护士长何珊吃了有毒的食物，开始腹泻和发烧，后来病情越来越重，躺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了。临终前，她对我说：“如果你能回国，一定要把我们到缅甸打仗和穿越野人山的经过告诉国人，我们是为国捐躯，我们是爱国青年。”

画外音：据资料统计，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出动103000人，伤亡56480人，而伤亡人员绝大部分在野人山。

【逢生处】刘桂英：身边每天都有人死去，我已经变得麻木了，整个人就是机械地行走，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死也要明天死。天天都要坚持走。

画外音：1942年7月底，进入野人山的远征军部队与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在森林中开辟出一块空地，设立供给站，盟军从飞机上投下粮食、衣服、药品等物资。就这样，走过夏天走到秋天。1942年9月底，刘桂英终于成功到达供给站。

刘桂英：那一天，我和另外几个掉队的战士一起刚爬过一座陡峭的山峰，就看到一堆红的、绿的、黄的篷子，蓝蓝的天特别的亮，老远看，好像是海市蜃楼。

有人正在向我们招手呢。那一刻，我全身又有劲儿了，我知道，我们有救了。到了供给站，就能吃到大米饭了，白花花的大米饭呀，那是我一生当中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我一连吃了几大碗，实在是太香啦！

画外音：在物资补给站休养了半个多月，刘桂英赶到印度兰姆伽基地与部队会合。

刘桂英：整个兰姆伽基地只有我一个中国女兵，美国、印度的军人都围拢过来看我，都把我看成女英雄了。漫画家叶浅予还亲自到医院给我画像。许多人都问我，是怎么走出野人山的，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在贫女院长大的孤儿，好像一株野草，经历过风霜，有一点韧性。

【多磨难】刘桂英：1945年，我回到昆明，退伍。内战爆发后，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丈夫的老家安徽怀宁。一时也找不到工作，过了几年，才当上了小学教师。解放后，我参加了农村小教工作。

画外音：刚从野人山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弱小女性，冷不丁又被推进了另一座“野人山”！“反右”运动开始后，因为“历史问题”，刘桂英成了“女特务”和“黑五类”，被揪出来批斗。

刘桂英：给我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把我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这一待就是30年。不是三年四年，是整整30年呀！我是学生出生，毕竟体力不支。农村妇女打七分工，我只打二分工。你工作少，粮食就少，粮食少你就饿肚子。

画外音：身体上的折磨，刘桂英可以忍受，但精神上的苦闷，却让她难于释怀。

刘桂英：平反的路，好难走啊。我想到当年给我画像的叶浅予，当时是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就给他写信，想让他帮我发表一篇回忆文章。他没有回信给我，但是他把事情做了。我接到通知让我去领稿费，才晓得我的文章登出来了。既然文章能够登出来，我就写报告给安徽省委。

画外音：1990年，刘桂英恢复了教师身份，按照退休教师的待遇领取了退休金。那一年，她70岁了，她终于征服了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座“野人山”。

【记者手记】 95岁的刘桂英身子骨依然健朗，喜欢带着老花镜读书看报，“蜗居”在安徽合肥一栋普通且略显陈旧的居民楼里，过着简单平凡的生活。

前年老人摔了一跤左腿受伤，她坚持每天锻练，逐渐能拄着拐杖走路。女儿说，她是个倔强的老太太，走过野人山，她再也不怕任何困难。的确，从野人山死亡线上走出来的刘桂英，有着常人难于企及的坚强、豁达和乐观。

幼年时颠沛流离，青年时九死一生，中年时备受屈辱。即便饱尝了生活的辛酸，刘桂英却从未向命运低头，只是用柔弱的身躯默默抗争。

刘桂英的坚持终于等来回报。2006年，中国政府为刘桂英颁发了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刘桂英将这枚纪念章当作宝贝一样珍藏着，轻易不拿出来示人。在老人看来，这枚姗姗来迟的奖章几乎就是对她一生的最大肯定。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刘桂英看报纸上说凡是抗日的都要发一枚纪念章，便一直催女儿去问。“听说是有的，但是还没到手。”老人喃喃自语。(摘编者认为，时至已召开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的今天，老人家定然已颁受到了这枚尊贵的纪念章了！)

女儿说，老人很少把远征军的这段经历挂在嘴边，因为每每想到那些未能走出野人山的战友和姐妹，她便泪湿满襟。对刘桂英来说，回忆就像重新撕开那愈合已久的伤疤，身心俱痛。

是否后悔当年参加远征军？记者的最后一个问题让老人沉默了，她缓缓望向窗外，茂密的梧桐树遮住了炙热的阳光。

思索良久，刘桂英一字一句地回答道：“当国破家亡时，每个人都要尽一份责任，我只是尽了自己的那一份责任。”

字字玑珠，风轻云淡。

06 / 09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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