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和赓：红色秘书的特别潜伏个人日记

谢和赓：红色秘书的特别潜伏

个人日记

谢和赓，1912年生，广西桂林人。他是一位更具传奇性的人物，当过许多人的秘书———冯玉祥的秘书、吉鸿昌的秘书、李宗仁的秘书、白崇禧的秘书，甚至是蒋介石大本营国防会议的秘书，以及国民党中央军委的秘书，等等。说到他的卧底经历，还要提到他的二哥谢铁民。谢铁民是广西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是广西学生爱国运动的领袖，在1927年蒋介石实行“清共”时英勇就义了。哥哥的影响和遭遇让谢和赓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奉命打入桂系势力上层

谢和赓早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1932年底，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国难，他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察哈尔抗日前线。翌年3月，他经冯玉祥部队中的中共人士宣侠父的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在抗日同盟军中，谢和赓是一个三等兵。由于表现出众，他被吉鸿昌委任为上尉秘书兼司令部教导队教员，还先后担任过冯玉祥和吉鸿昌的秘书。

察绥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党组织派谢和赓潜回广西，打入桂系势力的上层，宣侠父也随同谢和赓去对桂系上层进行统战工作。

行动之前，中共北方局向谢和赓交代了工作原则：一、站稳脚跟，调查和研究桂系上层的军政情况；二、设法争取接近李宗仁、白崇禧；三、秘密开展发动全国抗日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四、每月或两个月写信给天津吉鸿昌（其时已秘密加入共产党）的饭店经理，随便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不用真名，作为与组织的联系方式。当时谢和赓的代号是“八一”，他只与宣侠父保持单线联系，直接受周恩来和李克农的领导。

在南下前，谢和赓手持吉鸿昌的信函，上泰山拜见了冯玉祥，冯玉祥也为谢和赓写了一封介绍信。冯玉祥还答应给李济深写信，请李济深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推荐谢和赓和宣侠父。此前桂系在崛起和反蒋的过程中曾得到过冯、李的支持和帮助，于是看了他们的介绍信之后，李宗仁和白崇禧便对谢、宣有了一定的信任，决定留用二人。

1934年冬，谢和赓被派任广西省工商局研究员及建设厅工商科一等科员。不久，他起草了一些计划和章程，其内容基本迎合了当时桂系标榜“自治、自卫、自给”的所谓“三自”政策，受到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嘉许。

随即，谢和赓被授予一枚第五路军总部的特别出入证章，凭此无须经岗哨通报，便可随意出入李、白的住处。谢和赓感到时机已成熟，遂多次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推荐同来的宣侠父，称其此前在黄埔军校以文武双全著称，又擅于做联络工作。于是，宣侠父被委任为广西绥靖公署上校咨议。谢和赓和宣侠父在桂系站稳之后，常常在工作之余去邕江江畔的临江花园秘密接头，彼此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商量应对之策，并向中共党组织汇报有关情报。

建议白崇禧接受蒋介石“共商抗日大计”的邀请

1937年8月2日，蒋介石电邀白崇禧赴南京共商抗日大计。当时鉴于桂系与蒋介石嫡系的历史恩怨，以及对形势的判断，李宗仁等反对白崇禧应邀前往，白崇禧举棋不定。谢和赓则感到时不我待，连夜写信报呈白崇禧，直言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蚕食中国的政策只会加快，绝不会改变，且国共矛盾将降为次要矛盾，而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逢此全国抗战的局面，抗日救亡必将成为国家生活中的主题，此时蒋介石不会也不可能一意孤行，与全民抗日的大局背道而驰。他建议白崇禧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成见，顺应民心，迅速赴京，如此才能实现全面抗战，而桂系也如此才能打出广西，并提高在全国民众中的声望。

白崇禧读信，深觉其言之有理，遂决定如约飞赴南京，并要求谢和赓一同前往。中日大战在即，白崇禧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谢和赓则被白崇禧任命为其身边的中校机要秘书，职责系处理日常文件和函电。不久，白崇禧又推荐他就任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其职责为在秘书长张群手下进行国防会议记录和办理相关事务。

是年10月，战局愈加险恶，日军业已开始向南京迂回靠近。谢和赓根据敌我综合情况，总结抗战以来的正反经验，写成一份建议书———《全民性全国军事总动员纲要》。建议书写就后随即通过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李克农将文章转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时报呈白崇禧。白崇禧读后大加赞赏，并采纳了其中的一些意见，将其归纳为后来流传为抗战名言的“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李宗仁得知后也赞不绝口。不久，谢和赓又被破格提升为上校。

11月，淞沪会战国民党军失利，上海沦陷，随即日军急攻南京。就在南京沦陷之前，谢和赓随指挥部开赴战时临时首都武汉。

在武汉时，白崇禧又让谢和赓写了一份《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讲演稿。为此，谢和赓找到了李克农，请求党组织提供相关的材料，随后谢埋头研究和起草，写成后又经李克农转交周恩来审阅。周恩来随即认真审阅，并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主要是以白崇禧军训部长的口吻，避免了在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方面与中共过于相似。不久，根据这篇谢和赓起草、周恩来修改的讲演稿，白崇禧向其部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了训话，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在桂林和美国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谢和赓随第五战区司令部撤往广西桂林，随即李克农也在桂林建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此时，由洪深、金山率领的上海抗战演剧二队也来到桂系所辖的第五战区宣传，而此前该队在南京时，谢和赓曾奉命探望，他对演剧二队的人员已非常熟识，特别是对队中的女主角王莹，更是别具情怀。王莹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剧坛、影坛、文坛的三栖明星兼作家，15岁时加入共产党，又曾在上海艺术学院、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等校读书，还远去日本留过学，因主演了夏衍创作的国防戏剧《赛金花》闻名上海滩。

此时，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邀请该队来桂林演出，还打算由广西省政府资助他们赴南洋演出，通过向华侨宣传抗战，募集抗日资金和物资。演剧二队来到桂林后，更名为“中国救亡剧团”，他们的演出，深受广西各界好评，而谢和赓更加成为追星一族，此时

他对王莹的情感终于释放而出了。

谢和赓曾与白崇禧夫人马佩璋的表妹杜荣结婚，但两人没有感情基础，所谓志不同道不合，结婚不及一年，就分居了，仅仅维持着一桩婚姻关系。谢和赓接触到王莹之后，心有所属；而王莹也钟情于这位英俊的青年军官，并十分同情他的境遇。谢和赓和王莹陷入热恋后，在社会上和党内，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们却对他们提出了非议。

此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为了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抗战，国共两党都向美国派遣了一批留学生，以便对美国各界开展外交和统战宣传，谢和赓和王莹两人也被推荐到美国留学。行前，周恩来分别与谢和赓、王莹谈话，

周恩来说：“你们的恋爱关系完全正当，到了美国后，希望你们相依为命，互相学习，真诚相爱。但为了工作，小谢还不能解除旧的婚约，在旧关系解除之前，（你们）暂时不能结婚，也不能同居。这是中央的规定。”

1942年，谢、王两人分别以国民政府海外部海外视察员、学习员的身份赴美留学，其间他们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指示，只以友人身份相处。新中国成立后，谢和赓收到家人寄来的其与前妻离婚的判决书以及刊登有前妻与他离婚通告的《桂林日报》，才于1950年2月和王莹正式结婚。

在美国，谢和赓先后在美国世界事务学院、美国西北大学、费城州立大学研究院学习。王莹则先后在贝满学院、耶鲁大学学习，另外她还去邓肯舞蹈学院学习过舞蹈。其间，谢和赓曾接办了美国华侨报纸《纽约新报》，任代总编辑一职，负责翻译和撰写社论的工作，并充分利用这个舆论阵地，广泛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争取广大爱国华侨和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王莹则被推选为中国代表参加了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曾到美国各地的工厂、学校演讲，并用英文演唱中国的抗战歌曲，大大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她还组织一个中国剧团，并首先应罗斯福总统夫妇的邀请，专程到白宫演出，随后又率团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

1954年冬，美国掀起了一股反动的“麦卡锡主义”风潮，谢和赓和王莹此时的身份已经暴露，他们被美国移民局扣押，并被投进哀离思岛的监狱，当时美国当局还威逼他们加入美国国籍，受到两人的严斥。

在“文革”中蒙难

他们的状况被周恩来得知后，周恩来马上指示中国外交部通过第三国向美国进行交涉，并以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战俘来换回两人。1955年元旦之夜，谢和赓和王莹终于回到了北京，随即受到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的亲切接见。周恩来说：“你们夫妇俩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你们的使命，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归国后，谢和赓曾任《世界知识》杂志的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还曾被调到外交部工作；王莹则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一职。

1957年，谢和赓因在“鸣放”期间提出“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改。由于周恩来和董必武的出面干预，一年后他得以重返北京。1966年“文革”爆发，此前因江青早年在上海时曾与王莹争演话剧《赛金花》主角一事，江青对王莹有积怨。不久，王莹、谢和赓以“美国特务”的罪名，被关入秦城监狱。1975年春，当时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了他们的情况后，遂指示有关部门将谢和赓释放出狱治病（在被关押了8年之后，谢和赓已两耳失聪，不能言语，又丧失了思维能力）。此时，王莹已死于狱中。

谢和赓和王莹的冤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此后谢和赓仍在外交部工作，直至去世。

据腾讯新闻 2014 0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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