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得到系统传播，是近一百多年的事。
。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的阻力，本质上来自于文化。因而，这种阻力比政治压力更潜在，更有韧性。这是文化的冲突。
我们看到，约翰写作《约翰福音》的时候，离耶稣钉十字架不过五六十年，福音在犹太人之外的希腊地区就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当时，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与信耶稣基督的希腊人的比例是 1：10万。犹太文化与希腊文化本来是有很大差异的。
犹太人的旧约背景希腊人没有，犹太人的弥赛亚情结希腊人没有；而希腊人的理性精神和哲学传统也是犹太人所不具备的。但这种差异没有成为障碍。应该说约翰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是找到了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契合点。他把希腊文化中的“道”与基督教的 “上帝”结合在了一起。
《约翰福音》劈头便讲：“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约翰抓住了这一根本点，打通了福音向希腊文化圈传播的途径。福音越出巴勒斯坦地区，进入了希腊文化圈，这是有伟大意义的，它使基督教在欧洲得到了的广泛传播，并由此从向世界，成为了全世界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
那么，既然基督教在背景不同的文化中可以很好地传播，为什么在中国的传播中，有一定的难度？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的差异。
中国文化的特色最突出的一点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一直缺乏信仰、缺乏宗教精神。
信仰是任何一个文化的核心肯定。信仰的指向是“意义”。“意义”的背后是“价值”。信仰是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信仰是文化中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是纲，是根本。
因为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因为我活着，所以我活着”，这不是人的存在状态，这只能是猫的存在状态。人，一定要找出活着的意义来。信仰就是这样一种让人安身立命的东西。一个西方哲学家说：“人是唯一不凭靠面包而活着的存在物”。若是没有意义，人是活不下去的。信仰给人的生命以意义。
正是因为信仰这样重要，耶稣提出的最大的诫命才会是这样的：“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这里，耶稣明确告诉世人，最大的诫命，是信仰，是对上帝的爱。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文化中，信仰的缺失，就成了根本的缺失。在中国文化中，我们不但不认识上帝，没有对上帝的信仰。甚至，我们什么信仰都没有，我们连信仰的能力都不具备。
信仰缺失的最典型表现，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仰，中国文化的思想高度从未抵达到对上帝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宗教。
人们也许会说，有啊，中国不是有佛教、道教吗？那么，我们来看看佛教与道教的情况。
先说道教，道教算是自己的土产，上面打着“Made in China”的标记。
道教不是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它是在外界环境刺激下产生的基因突变。
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在这个外来宗教的刺激和启发下，仿造出来的。它是中国文化与异族文化相抗衡的一个结果。公元初年佛教传进中国。
一百多四十年后，东汉张道陵创立了道教。这个人造的道教，没有自己的教义。
它开头是向孔子的儒家找根据，找立足点。但被儒家抵制，《论语》说：“子不语怪力神乱”。
不得已，又转过来向老子庄子的道家找理论支撑（以上说法可以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道家是在野的学说，自然形不成抵抗，于是，道教就封了老子为“太上真人”，封了庄子为“南华真人”，又把民间传说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拉来作神仙。道教本身十分混杂，道教的八仙，整个是一个大杂烩，把不同朝代的历史人物与传说人物凑在一起，差不多相当于关公战秦琼。
而且，与世界其他成熟的宗教相比，它完全没有其他宗教所具有的对彼岸的追求精神，它有的只是无信仰的实用文化中对现实人生的渴望，它追求的是鹤发童颜、长生不老这样一些很实际的愿望。它的追求方式，也不是对自己内心的谨守，而是炼丹服药甚至御女等手段。
所以，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中国文化中本来没有信仰，则文化中没有的东西，仿造一个，也肯定造不好。
中国缺乏信仰，所以，佛教进入中国，在中国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土地上，也经过了漫长的从抗拒到适应的过程。从东汉初年一直延续到到宋代，大约一千年。可见文化的抵制非常强大。
就像器官移植，在中国的排异反应非常强烈。由于佛教的力量也很强大，所以，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就特别激烈，反反复复地建庙，毁庙。到唐朝中期，斗争还很激烈。
到了宋朝，佛教在近千年的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与中国道家老庄哲学结合，形成了以辩证思维为特征的禅宗，从此才开始与中国文化和平共处。
《红楼梦》里，我们看到，一僧一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并肩出行，成伙伴了。到了这个地步，佛教也中国化了，失去了它自己的本来面目。中国现存的佛教，90％是小乘禅宗，不是正宗的大乘佛教。禅宗，说白了，是中国特色的佛教。佛教禅宗对中国人的口味来说，已经变得十分可口可乐了。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正式的宗教信仰，也没有过自己的神，作为一个民族，也没有真正信仰什么。没有信仰，没有超越性精神，剩下的就是现实性的，实用的，功利的东西，所以，中国文化就呈现很强的实用性。
中国人真的信玉皇大帝吗？中国人真的信观音菩萨吗？表面看，中国一些老百姓信佛信得也很虔诚。现在广东和香港以及很多地方，庙里的香火也很盛，很多商店都有供着佛像。
但这种信，是一种中国式的信，与真正的信仰是有区别的。信仰，是你要投入进去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没有世俗心态的投入，也就是说，没有功利需求。
而中国人信佛是这样吗？
求平安，求健康，求生儿子（送子观音的香火特旺），求发财，求升官，求子孙鸿运高照……，哪个庙最灵验，那个庙最人气盛。许愿、还愿，这是最典型的功利心态。是一种“投资行为”，一种交易心态了。不是去信奉了，而是去跟神讨价还价，去讨好处了，而且还得先得了好处，后算帐—— 包赚不赔。这里展现的是功利的态度，实用的精神。每一声祈祷，都包藏着个人的私欲，每上的一把香，都燃烧着人间的愿望。佛成了受贿赂的对象和排忧解难的帮手。
人们念：“救苦救难”的观音大士，目的是什么，是救苦救难，很具体。唐崇荣牧师说，中国现在就剩了一个信仰了——“钱”。信钱，为什么？钱实用啊，钱是最有用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时说的是什么：（第一次）“天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天父啊，“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完全没有私利的祈祷。耶稣祷告的是“上帝的美意”、“上帝的安排”能成全。为上帝，不为人，更不为自我。主祷文这样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电视片《十字架》有一段布什访华时在清华演讲：“95％的美国人信仰上帝，我是他们其中之一。
信仰是道德的核心。使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布什讲的很深刻。信仰干什么？不是为了好处，不是为生儿子、为平安、为长寿，信仰是为“让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
基督徒信主基督耶稣，也不是为了现实的好处，而是渴望重生得救（灵魂得到拯救），脱去罪性，成为一个像上帝那样完全的人。信佛、信玉皇大帝的人，是为这个吗？显然不是。所以，那些求神拜佛的人，本质上说，根本不是在信仰。因为信仰指向意义，而不是现世的好处。
由于没有信仰，中国文化的很多问题都出在这个上面。包括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过程，也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很难上升到信仰的高度。
我们作个简单的回顾。
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是鸦片战争时列强用坚船利舰打开中国大门之时开始的。在这之前，中国虽然周围也有一圈异族的存在，但这些民族一般都落后于中国，都是仰慕中国文化的。中国于是自己称是“天朝大国”，周围都是夷蛮之国，我们要向他们输出文化，来对他们进行启蒙。
就算是蒙古人的元朝和满族人的清朝把中国整个都吞并了，最后也还是中国文化取得了胜利：是我们用文化把他们同化了。他们成了我们，我们还是我们。输到最后，我们变成赢家。但鸦片战争时情况不一样了。中国第一次遇见了对手，中国文化脆弱性的一面彻底暴露了，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居然是一触即溃，不堪一击，一向非常OK的中国，不OK了。这让中国人惊醒了，中国人开始想，我们哪出了问题？这就是中国文化反思的起点和开头。
作为一个世俗性文化的民族，这个反思，最先从实用的角度看问题，从物质形态上看到我们的差距：我们没有坚船利舰，我们没有洋枪大炮。于是，大清开始建军工厂，搞“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使中国有了坚船利舰，但甲午战争，有着极大舰队优势的北洋海军又再次覆没，这个事实使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破产了。于是反思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制度反思。我们没坚船利舰打不过人家，有了坚船利炮还是打不过人家，原来是我们的制度不行。
于是，有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度变了。但我们还是失败，还是受列强的欺辱，我们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于是接下来就反思到文化层面，这就有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反思的内容是大家所熟悉的：科学与民主！
原来，我们缺这两样东西。
我们除了有工业有共和制度之外，还要有科学与民主这两样文化精神（反思到文化领域里了）。五四的反思，并没能进行到底，就被抗日战争打断了。国内80年代文化热，实质上是接着五四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反思继续往下走的。这就有了89年的四五运动，掀起了 “反腐败”“争民主”的一个思想高潮。这些年出国的大陆学子们，基本上都是在接受科学民主这种文化思潮中过来的。
直到九十年代后，中国文化界的反思，才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价值层面。这时发现，西方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背后，其实是基督教文化，也就是说，科学民主的背后，是全能的上帝。没有上帝的光照，科学与民主并不能真正降临。科学与民主之所以发生在西方文化圈中，而在中国漫漫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自己生长不出来这两样东西，正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与民主的土壤，没有上帝的光照，没有基督教存在。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文化精英学者们从1860年鸦片战争终于苦思冥索了130多年后才彻底发现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最高的真理，其实是上帝。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这短短的三句话，中国学者们找了一百多年，才找到。舒婷有一句诗道：“那条很短很短的来路，我们走了很长很长的岁月”。的啊，在缺乏信仰的中国，追寻上帝的路何等艰难！
学者们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单纯的科学与民主也不能彻底拯救中国，因为无论是科学也罢，民主也罢，都是人的文化形态，都是有限的。在科学与民主之上，是上帝。如果你找不到上帝，只找到了科学和民主，是不行的。科学，是人与物的关系，民主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此岸的存在。而基督教让我们找到了人与上帝的关系，让我们与彼岸与永恒建立起了联系，也让人类的精神上升到了至高点。遗憾的是，这，恰是我们文化中关键的盲区。
没有神圣，没有上帝，我们的资源，就是自然的东西（上帝是超越性的）。“自然主义”就成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的传统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现代的商品生产的原则显然已不再是自然，而是超自然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又使人们之间的在生存上的联系不够紧密，所以，中国人之间呈现一盘散沙的特点。
老子的理想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这就是中国人凝聚性是差的原因。日本人可以团结得像蚂蚁一样，我们却总是窝里斗。没有公共的活动领域，因此，中国人的公共意识无法培养出来，公德不够。乱吐痰，损坏公共设施，假冒伪劣，哄抢公物，这些事就比较多。在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中，也同样呈现这样一种自然关系。人们之间最基本的自然关系是血缘关系，于是，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政治关系也比照来推。
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中，父子夫妻兄弟不说了，它本来就在血缘关系之内。但君臣朋友关系里没有血缘的自然因素吧？
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自然关系：君臣关系是以父子关系来设计的，对君的忠相当于对父的孝；朋友关系是按兄弟关系来设计的。你看看古代的哥们，不都是称兄道弟吗？刘备是大哥，张飞是三弟。在古代中国，地方官被称为父母官，言外之意，老百姓都是他儿子。老百姓管当官的称什么：“老爷”！用的是个亲属称呼。加拿大总理马丁肯定没这感觉。
没有信仰，就没有根基，没有坚定的目标，自然那就是什么有用追求什么，所以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很突出。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很典型的方式就是：“这有什么用”？当年有人呼吁民主，不是就有的高官怒问：“民主能当饭吃吗”？！问的多么具体！
得有用到了能当饭吃的地步，摆着当画看都不行，非得吃下肚去才算是利用上了。我们文化教我们对任何东西的价值追问，就是问“有什么用”。学习有什么用？“学而优则仕”。读书有什么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国内人们都争着当官，当处长，当局长，谁想“为人民服务”？是在求权利能带来巨大的利益。所以拼命地千方百计当官，当了官就拼命地贪，然后转移资产到海外，在地球这边一掷千金地挥霍。盖茨表示要把自己财产的95％捐出去，不全留给孩子，这是信仰的作用啊。基督教导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要处处讲实用。
基督行了35次神迹，没有一次是为自己行的。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面对的诱惑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耶稣毫不动心。基督徒信仰耶稣有好处吗？有的，但这个好处是在彼岸，在天国，不是在这个尘世上。在尘世上从基督那里得到的是什么？不是纯粹物质上的实用意义上的，是内心的平安和喜乐。
那个为了主坐了23 年牢的以巴弗老人，他得到主的恩惠了没有？他得到了，他是多么蒙恩啊，在电视片《十字架》里，他充满感恩，脸上挂上幸福的笑容。刘小枫在《十字架》里说的好：“信仰核心的信息是个人灵魂的得救。最关键的就在于，你的整个生命的感觉会发生彻底的变化。他生活在这个世界，受了这个世界的的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是他的精神以及他的得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才是信仰！而这种真正的信仰，在中国文化自身里是没有的。
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的时候，总是相似的部分容易接受，不同的部分受到排斥。五四时从西方拿来的“科学”“民主”这两项，就是科学好接受，民主就不好接受。
说到科学，其实，就算是我们对科学的接受，也是在技术方面接受得容易；在科学观念科学思想上，我们接受的还是不够的。科学精神中的实证主义，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科学思想中“形而上”的一面，在中国没能全面接受。
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把科学纯粹当成是知识与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科学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世界观、人文素养，心灵的境界。科学精神是以分析精神，用推理方法去寻找事物的原因。上帝是世界的原因，上帝构成宇宙因果链条的顶点，所以，科学的本质，尤其是理论科学基础科学，是为了解读上帝的奥秘。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科学的真正信仰实际上与对上帝的信仰是一致的。物质世界处在永恒的运动状态，大到天体小到原子，都是不停地运动着。科学承认它们的运动，科学研究它们的运动规律，但科学无法解释它们何以会动，科学就不得不承认：上帝，是万物的第一推动。95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包括霍金《时间简史》在内的一批现代科普系列图书，就叫做：“第一推动丛书”，这实在是意味深长。因为那正是中国缺乏的理解。
科学作为人在此岸世界的一种探寻努力，是人接近上帝的一种方式。科学永远不可能完全地解读上帝的奥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都承认“科学无止境”。这一观念的背后，是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无限。
本质地看，科学不是为了好处与实用。美国花了上百亿美金，把两个探测器弄到火星上去，是为了得什么好处吗？那个昂贵得吓死人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是为了到太空里寻找财宝吗？不是的。是为了以科学的手段，从科研的角度，去认识上帝所造的也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宇宙，也就是在认识全能的上帝。并从发现上帝奇妙的创造中，去更深地认识上帝，去敬畏上帝。
越是伟大的科学家，越是对上帝充满赞美之情！这种精神在中国没有。说到此，顺便提一句，美国的火星探测器 Spirit，国内翻译成“勇气”号，国内不是不知道Spirit是“精神”的意思，他们是在回避这个词。因为“Spirit”有精神、心灵和灵魂的意思，美国用Spirit来命名这个探测器，体现了人追求上帝的精神，而这一精神是上帝安放在人的灵魂里的。
大陆官方怕这个词，于是改头换面，用了“勇气” 来表达Spirit的意义。中国大陆在去年也弄出了一个“神州五号”，并且大造气氛，为我们也加入了国际太空俱乐部而欢呼。其实，就像我们的道教是在别人的启发下搞出来的那样，如果没有西方的航天事业的启发，中国人可能永远想不到去搞太空研究。
中国古代的天文，不是为了研究上帝，乃是为了人间的好处，什么风调雨顺啦，天有什么征兆将显示人间的治乱兴衰啦，如此等等。在中国人的理解中，一说到科学，就看到科学是先进的，科学是进步的，因为“科学养猪”猪就肥；科学种粮，就高产。这是对科学庸俗化的解释。只看到好处，只看到利益，没看到科学的文化精神。
中国的实用文化还体现在这样一句口号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什么？实践是人的社会活动，人作为有限的存在，人的实践怎么能检验真理呢？牛顿说时空是绝对的，万有引力是客观存在的力，爱因斯坦发现，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万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质引起了空间的弯曲。玻尔又以测不准原理反驳了爱因斯坦，今后，还会有发展。哪个实践能检验出真理呢？实践只是可以让我们接近真理罢了。
无论如何，科学总能带来直接的好处，跟实用文化能接壤，中国接受得容易。就算我们只接受了科学的皮毛，也算接受了。我们比较顺利地引进了西方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学得很快，没什么抗拒力。现在连度量衡也都接轨了，千米、千克，一改我们多年的习惯。美国还用传统的英制，用加伦之类呢，加拿大还用磅不用公斤呢，我们比他们都先进了。
可见，实用的东西，中国引进得很方便。到中国城市看看，外国有的，我们都有了，甚至比他们还多呢。北京比多伦多看上去还豪华呢。求好处，求发达，求富贵，这是我们急功近利之心所对准的目标。尤其在现在中国的经济大潮下，追求财富之心，特别强。追求豪宅、汽车、发大财，在大陆，几乎人人都渴望暴富，渴望成为财主，每个人都有一颗滚汤的发财心。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马太福音》里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财神）”“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满脑子发财念头的人，是不是也难以进神的国呢？要是人们普遍都是想当财主的人，是不是这个民族离神的国还比较远呢？
这种物质之心，使我们今天对现代化的理解，基本上仍然是用实用文化的眼光来打量现代化的。我们对现代化的要求与渴望，也不过是看到并认可现代化的好处：富裕、强盛而已。――实用主义的视角。只图现代化的利益，不考虑其文化，不考虑人的现代化。我们社会的多数人对现代化的理解不仍然是建立在物质层面上的？
尽管今天我们不再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将现代化理解为烟囱林立的厂房，但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现代化仍是与摩天大楼连在一起的。我们将现代化误读为弃旧图新。北京在拼命地拆，拆了古迹，盖上高楼。我们毫不痛惜地终结自己的历史，然后，再像暴发户一样急忙穿上闪闪发光的时装。
北京号称七百年历史，其实，除了故宫等古迹，你连七十年的历史都看不到了。实用的眼光，真的是一种很短视的眼光。看不到上帝，就认识不到真理，也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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