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年少追风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
——高文谦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触发了他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与苏联一争高低。毛这种急于事功的乌托邦狂想和闯下大祸后，担心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灾难之路。
文化人革命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具"怪胎"——中国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与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相结合的产物。尽管这场风暴事起突然，然而却是中共立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以来社会内部积累已久的各种弊端和矛盾的一次总爆发。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毋宁说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的先发制人之举。可以说，毛发动文革的念头由来已久，其心路历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的斯大林之死。
一九五三年的斯大林之死，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内政上都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使得中苏之间早已存在的裂痕迅速表面化，演成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的大分裂，而且大大刺激了毛泽东内心深处渴望充当社会土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狂热和恐怖的年代，国无宁日，祸乱不已。
对于斯大林之死，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在失去了斯大林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家长后，一直深感受制于人的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从此行事可以不再有所顾忌；而且社会主义阵营一时群龙无首，正好可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一逞其压抑已久的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雄心抱负。
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毛泽东的头脑开始急剧膨胀，决意独辟蹊径，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向苏联模式挑战，企图再一次创造奇迹，与苏联一争高低。毛后来种种好大喜功，头脑发烧，急于求成的举动，诸如改变原来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大幅加快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乃至发动"大跃进"，莫不根源于此。
忧的是，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为发端，各国共产党纷纷起来效尤，掀起了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迷信的浪潮。这固然正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摆脱苏联的发展模式，走自己道路的机会，却又使得同样在中共党内独断乾纲，而且又对此津津乐道的毛泽东感到兔死狐悲，如坐针毡。
平心而论，毛泽东对斯大林并无多少好感，他本人就曾在三十年代吃过斯大林这个"太上皇"的不少苦头。但是，他更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在斯大林身后对他的冒犯和亵渎。这令毛看到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弄不好的话，在自己身后，中共党内也会有人效仿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落得和像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从此，毛的戒心大起，在以后的余生中，"中国的赫鲁晓夫"一直像梦魇和符咒一样缠绕着他，驱赶著他像唐·吉诃德一样不停地同这一心造的幻影作徒劳无功的搏斗，一刻也不能安宁。
正是毛泽东这种企图一步建成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梦想和担心身边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的猜疑妄想，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历史怪圈。毛氏种种急于事功的作法和试图扮演社会主义阵营龙头老大的举动，引起了中共领导层内部的严重分歧，而且也招致了来自"老大哥"苏联的不满和批评。对于毛所发动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运动，内有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直言谏诤，为民请命，外有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会谈中的坦言劝告，希望毛不要走火入魔。
然而，这并没有今毛泽东迷途知返，相反却触动了他那根异常敏感的神经，认定党内外、国内外的"赫鲁晓夫们"正串通一气，立下战书，联合起来反对自己。这就是后来在斗争彭德怀时，除了算老账以外，非要给他戴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的原因所在。为了排除内外阻力，一生信奉斗争哲学的毛泽东祭出对内"反右"、对外"反修"的利器，对国内外的"赫鲁晓夫们"大张挞伐，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在政治上越搞越左，陷入内外交困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从此，中国的政局动荡不安，党内斗争愈演愈烈：中苏两国之间的龃龉也不断加剧，由兄弟党内部的意见分歧发展成公开论战，最后彻底闹翻，在两国边境剑拔弩张。这种内外关系的全面紧张，又反过来刺激了毛泽东的那根敏感的神经，更加重了他的危机感，愈发相信开展"反修防修"的必要性，从而更加一意孤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就是沿着这样的历史轨迹而变本加厉，走向极端的。
文革发动前夕，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已经十分强烈，被所谓"中央出修正主义"和北京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一类的忧虑，搅扰得整日心神不定，寝食难安。这种内心深处草木皆兵的恐惧感，自从在庐山会议上加罪彭德怀，以及由他一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酿成全国件的大饥荒，导致四千万人成为饿殍以后与日俱增，挥之下去。毛深知自己闯下大祸，但又不肯认账，唯恐自己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更害怕有人出来追究他的历史责任。毛因此而变得极端多疑猜忌，感到在党内日益孤立，大权旁落，被人们敬而远之。这是枭雄'世的毛所无法忍受的。
更让毛泽东忧虑的是，刘少奇这位在延安整风中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和一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正在背叛他。毛在"大跃进"中惹出乱子后，随后以退为进，把中央分成一线、二线，自己退居幕后，而把刘推到一线，替他收拾烂摊子。但没想到的是，此举却弄巧成拙，出现"一国二公"的局面，刘少奇利用收拾困局的机会，培植个人势力，树自己的旗子，在中央形成了另一个司令部，与他分庭抗礼。
非但如此，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在六十年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所采取的种种经济调整的举措，并不是在帮助他渡过难关，而是在乘人之危，否定"三面红旗"，有意在政治上和他唱对白戏。更触动毛泽东那根敏感神经的是，刘竟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逢会便讲"形势严峻"，"国民经济要崩溃"，实则暗中进行逼宫，迫使他检讨下台。像公开散布造成国家困难局面的原因是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自己提出的"指头论"唱反调，乃至提出"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等等，就是冲着自己来的，蓄意挑动舆论，准备秋后算账。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心结日深，认定他心怀异志，其心可诛，就是那个将在自己身后像赫鲁晓夫一样作秘密报告的人。这成为毛挥之下去的梦魇。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已在认真考虑解决这一问题。不过，由于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又经营多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他的人，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而且刘所采取的调整举措在党内外颇得人心，更足为他赢得了不少政治资本，得到人们的普遍拥戴，声望与日俱增。在这种隋况下，通过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已经难以解决刘的问题，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除掉这一心腹之患。这种想法随着毛泽东日益老迈年高，急于安排后事而变得愈发强烈起来。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堪这种梦魇的缠扰，决心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
本文作者高文谦（1953－），生于中国北京。他是周恩来研究最权威的专家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参与编写中国官方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等书。后来赴美国，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华盛顿伍德-威尔逊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