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不骂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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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不能深入去想,一旦深入去想一想,就可能出现问题。例如鲁迅先生,在1949年以后一直是第一文化伟人的形象,文章道德至高至上,在大陆基本看不到负面评价,曾经与他文斗的人都被列入“狗屎堆”的行列。有时候我会想:大陆以外的中国人是如何评价鲁迅先生?是不是也尊他为国学大师?有一次我很大不敬,对鲁迅先生的两句诗产生疑问:“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先生这是在与谁称兄道弟?又很轻佻地要与谁泯什么恩仇?
我这个人很懒,想了一下,也就放过去了。最近看到一篇网文,题目是“鲁迅用什么报答日本人?”,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作者搜集了鲁迅先生题写的很多诗句条幅,特别是1927年--1936年鲁迅先生在世最后9年的作品,与鲁迅先生的日记对照。这9年鲁迅先生居住上海,这些作品都是赠送给日本人的,“在这9年里,鲁迅的中国朋友没有日本朋友多,鲁迅和中国人的来往没有跟日本人来往的多。” 作者逐条展示,有些诗句条幅表达了鲁迅先生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温情和依恋,对于918事变和日本轰炸上海闸北这些重大事件没有任何愤怒和仇恨,相反表达了极其罕见的宽容。“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首诗就是在日本人把上海闸北炸成一片废墟后写的。这首诗有一点佛教的意味,这也是极其罕见的,鲁迅先生的特点就是在与中国人争论时绝对不宽容,至死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首诗带有讨好的性质,有些不伦不类,因为日本人并不相信佛教,所有的日本人相信的是日本神道教,就是日本的“天照大神”,遍布日本的神社就是供奉天照大神,包括著名的“靖国神社”。日本的天皇不是佛弟子,日本的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对每个日本人都是无上的神圣。
作者有一个结论:所有的犀利都留给国人,所有的宽容都留给日本人。
还有一点,很八卦:鲁迅先生有些作品赠送给日本歌女,有名有姓,有的赠送不止一次,隔海赠送到日本去祝平安,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歌女的地位是不高的,道貌岸然的形象是不是有些损伤?
鲁迅蜚声文坛的时代是20世纪20到30年代,这一阶段发生了济南惨案,发生了九一八事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逐步展开,作为文坛第一名骂。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鲁迅没有骂过日本,甚至任何日本人。
在鲁迅眼里,中国人的形象是阿Q;中国的历史只写着两个字:吃人;中国人像鸭子,被许多无形的手向上提着当看客。日本人呢?仿佛大都比中国人好。“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和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电影里放中国人被日本人砍头,他责怪中国人自己不争气,麻木,冷漠。以至于有人说,鲁迅谁都敢骂,唯独不骂日本人。
鲁迅在评价日本国民的正面素质的时候,丝毫不吝惜笔墨。九一八事变后,反日情绪高涨,在拒买日货、焚烧日店的形势下,鲁迅说:“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 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 “即使排斥日本的全部,它那认真的精神这种药,也还是不得不买的。”“日本人可谓我们的模范”,“中国人所缺少而必须向日本人民学习的,就是日本人民的认真精神,正直勤劳的品德。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学不可的。” 鲁迅1932年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发表的演讲《今春的两种感想》,鲁迅谈到了日本军队把中国年轻人逮住杀掉的事情,以此来说明日本人比中国人认真。他这样说:
“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操练,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本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鲁迅蜚声文坛的时代是20世纪20到30年代,这一阶段发生了济南惨案,发生了九一八事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逐步展开,我实在想不通, 为什么鲁迅, 作为文坛第一名骂, 没有骂过日本,甚至任何日本人。在他的文章里,仙台的教授是好人,内山书店的老板是好人,但哪个日本人是坏人呢?
鲁迅的一生,和日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曾经在日本8年,生活在日本人中间,日本的文化方式和生活方式,自然潜移默化的主宰了鲁迅一部分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归国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13年多,又在厦门和广州任教一年多。这15年,虽然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对于鲁迅是挥之不去的---留着日本式的胡子,买日本书店的书籍,看病选择日本医生,住院住日本人开的医院。但是身在北洋政府教育部,鲁迅毕竟是一个中国的官员,和日本的联系在这13年多时间里,有些淡化。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鲁迅没有太多机会和日本人接触,这一年多,鲁迅基本脱离了日本人的影子。
1927年9月底,鲁迅离开广州,10月初抵达上海。鲁迅生命的最后9年,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当时是中国最大的都市,日本人在上海最为活跃。鲁迅本来就有很多日本朋友,在上海的日本人圈子里,鲁迅更是如鱼得水。在这9年里,鲁迅的中国朋友没有日本人多,鲁迅和中国人的来往没有跟日本人来往的多。鲁迅在日记里记载,有一次请客,全桌10多个人,清一色的日本人。当时拜访鲁迅的人很多,鲁迅不耐烦的时候,就不见这些拜访者。鲁迅日记里就记载了鲁迅不见的拜访者写信给鲁迅,表示不满。但是鲁迅日记里,没有见到拒绝日本拜访者。可见鲁迅对日本人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鲁迅的日本朋友很多,都是他家里的常客。不断给他赠送各种生活用品,很多人送给鲁迅儿子周海婴玩具飞机和汽车。投之以李报之以桃,鲁迅对于日本朋友,有着自己独特的报答方式,就是给日本朋友写条幅,内容基本是鲁迅自己创作的诗词。打开鲁迅的《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里面的诗歌很多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创作的,并且都被鲁迅写成条幅,送给了日本人,算是对于日本人的报答。
在鲁迅的日记里,最早记录鲁迅写给日本人的条幅是在1931年2月2日。日本人小原荣次郎,在日本开设京华堂,专门经营中国的古玩和兰草。在中国买得兰草后回日本,鲁迅就随意创作了绝句,写为条幅,赠送给小原荣次郎。此绝句为
《送O.E.君携兰归国》,1931年8月10日发表在《文艺新闻》第二十二号。
椒焚桂折家人老,
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
故乡如醉有荆榛。
1932年3月5日午后,鲁迅诗兴大发,连续写了三首诗歌,并书写为条幅,分别送给三个日本朋友。第一首《无题》,送给了内山嘉吉夫人片山松藻。后来这首诗发表在1931年8月的《文艺新闻》上---
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
几家春袅袅,万籁静愔愔。
下土为秦淮,中流辍越吟。
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
第二首《赠日本歌人》,是送给日本人升屋治三郎东归日本的。
春江好景依然在,
远国征人此际行。
莫向遥天望歌舞,
西游演了是封神。
第三首诗歌是《湘灵歌》,是书增日本友人松远三郎的,后来也发表在《文艺新闻》上---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
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馀春。
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
1931年6月17日,鲁迅书自己的诗二首,分别送给日本人宫崎龙介和他的夫人日本女作家柳原烨子。这两首诗歌最后选编在《集外集拾遗》里---
《无题二首》
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
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
其二
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余微波。
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
1931年9月7日,日本女人松藻小姐将回到日本,鲁迅在午后书写欧阳炯的《南乡子》词一幅,算是鲁迅的送别礼物。欧阳炯的《南乡子》送给日本女人,似乎十分合适。看来鲁迅不但精通古典诗词,还精通日本女人。《南乡子》词---
洞口谁家,木兰船系木兰花。
红袖女儿相引去,游南浦,相传春风相对语。
1931年12月2日,日本教授、鲁迅的朋友增田涉回日本,鲁迅作诗一首冰写条幅赠送,题目就是《送增田涉君归国》。鲁迅在诗词里不仅歌颂了日本的好山好水,还流露了对日本友人美好的情愫---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动棹忆年华。
众所周知,1931年,日本对于中国蠢蠢欲动,并发动了9.18事变。这一年中国人的情绪里,对于日本充满了愤恨之情。鲁迅在1931年对于日本人的态度和情感,恐怕作为一个中国人,在1931年,是很难理解和宽容的。特别是鲁迅赠给日本人的诗词里,没有一点鲁迅愤世嫉俗的杂文风格,极尽歌吟和颂扬,让人感到些这些诗词的不是鲁迅,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
1932年1月23日,1.28前五天,鲁迅为日本女人高良富子写了一副《无题》。这首词是鲁迅很重要的一首词,少年时代读到的时候,没有写作时间,也没有任何注解,认为鲁迅的这首诗词不亚于毛泽东。不但大江东去,更忧国忧民。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撒崇陵噪暮鸦。
近日读到了鲁迅这首词,原来是为一个日本女人写作的,又是在一个中国因为日本的侵占风雨飘摇的时候写给日本女人的,让人感到不知是讽刺还是幽默,不知是鲁迅随意使然,还是有意使然。想来想去,更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了。
1932年7月11日,午后鲁迅为日本歌人山本初枝写了两幅。一是鲁迅的《1.28战后作》---
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凄然。
我已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
山本初枝当时在日本国内,鲁迅的诗书是通过内山书店寄往日本的。山本初枝在日本,中国的12.8战火怎能影响到这个日本女人的平安呢?尽管如此,鲁迅还是为她送去了平安的祝贺,有些匪夷所思。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鲁迅的的另一首词《惯于长夜过春时》,同样是一首很重要的诗词,出现在鲁迅的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一节里。鲁迅为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悲愤不已,写出了这首诗词。但是这首诗词,鲁迅说“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这个人就是山本初枝---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个日本歌人是干什么的,和鲁迅是什么关系,不得而知。但是不仅问一声:这个日本歌人山本初枝,能够读懂鲁迅的两首诗词吗?
1932年12月31日,鲁迅为三个日本人写了条幅。内容全是鲁迅自己的诗词。一个是内山夫人,写的是鲁迅的诗词《所闻》---
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尊。
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
第二首是写给滨之上学士的,是鲁迅《无题二首》里的第一首---
故乡黯黯锁玄云,遥夜迢迢隔上春。
岁暮何堪再惆怅,且持卮酒食河豚。
第三首是写给坪井学士的,是鲁迅《无题二首》里的第二首---
皓齿吴娃唱柳枝,酒阑人静暮春时。
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
无论战争的阴影如何笼罩中国大地,鲁迅和日本朋友们似乎看不到战争的影子,吃着河豚,吟哦诗歌。一幅后庭犹唱的模样。中国人分析诗歌喜欢看时代背景和写作时间,鲁迅在那个时代背景里如此写诗,如此国事遥远,让我们对着鲁迅那个巨大的历史背影,只能说一声:遗憾遗憾,十分遗憾。
1933年3月2日,日本人山县初男向鲁迅索取小说,鲁迅不仅给他了小说,还在小说上题写了自己的诗歌。第一首是题《呐喊》---
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
积毁可锁骨,空留纸上声。
第二首是题《彷徨》---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仿徨。
1933年6月21日,鲁迅为日本坪井先生的朋友樋口良平书写了自己的绝句《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铨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统治,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鲁迅写下《悼杨铨》,送给了日本的朋友。
同一天,鲁迅还为日本西村真琴博士书写一幅横卷。是鲁迅的《题三义塔》---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在日本,农人共建之。
笨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在日记里记载:西村博士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达遐情云尔。1933年6月21日鲁迅并记。通过鲁迅的日记,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日本人的内心情感是相同的。就是一只鸽子的命运,也和日本人与诗歌联系起来,写成横卷赠日本朋友,可以看出鲁迅灵魂里,掩埋了很深的日本情感。
1933年7月21日午后,鲁迅为日本人森本清八写诗二幅,题目为《赠人》。第一首是---
明眸越女罢晨装,荇水荷风是故乡。
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清江。
第二首是---
秦女端容理玉筝,梁尘踊跃夜风轻。
须臾响极冰弦绝,但见悲星劲有声。
鲁迅最后为日本人书写诗词和条幅,是1933年11月27日。日本东京土屋文明向鲁迅索要诗书,鲁迅写下了一首《无题》,送给了土屋文明---
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
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
鲁迅为日本人写的条幅,内容大部分是自己偶成的短诗。一般都是写的比较美好的东西,什么湘女啊,什么越女啊,什么子规啊,什么柳枝啊,什么枫叶如丹啊,什么归忆江天啊,全然离开了当时日本发动战争的历史背景和整个民族的情绪,鲁迅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沉醉在和日本人的花红柳绿之中。从1931年到鲁迅1936年10月去世,鲁迅的诗词里绝少看到丁点对日本不满的情绪。杨铨被暗杀,鲁迅义愤填膺,写了诗词,而日本发动的9.18事变,鲁迅却哑口无言。1.28战事,鲁迅写了诗歌送给日本人,却是在内心祝愿日本人在东京平安,而忘却了最应该平安的是在战火里的中国同胞。
鲁迅骂同胞、骂同事、骂一起共事的文人;骂军阀、骂国民党、骂皇帝、骂青年,唯独不骂日本和苏联,这是不是令人有点奇怪呢?鲁迅不是不骂人的人,鲁迅是个破口大骂的人,对日本人和苏俄人,却三缄其口,这是不是表现出鲁迅的立场?
有人从鲁迅文集中,东拼西凑的找了不过三四千字的鲁迅“抗日”文字,以证明鲁迅不是汉奸。五年啊,鲁迅就这几篇羞羞答答的装模作样的抗日文字。而这五年,他写过不下五百篇破口大骂中国人的文字。成克杰胡长清王昭耀的主席台报告,那反腐败厉害的很,足以证明这三人是被冤枉的,他们绝对不是贪官。就如鲁迅一样,怎么可以说是汉奸呢? 鲁迅在这几篇文章里说的这几句话,汪精卫同志比他说得更好听!
现在,没有严格的证据证明鲁迅是汉奸。但是,说鲁迅如何抗日则更是一个讽刺,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当中日战争还没有大规模爆发之时,鲁迅稍微一有风吹草动,就逃往日本租界躲避,比日本侨民还还要更侨民。普通的上海市民还没有逃跑的时候,鲁迅先生早就逃跑了,这个是铁打的事实。也就是说,鲁迅先生在这方面的境界比普通上海市民还要差。
鲁迅时代的知识分子,除去科技界的精英跟政治有距离之外,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在日本侵略中国,国家民族立场上中立或者隐忍都是应该谴责。把鲁迅愤世嫉俗痛恶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性,鲁迅痛批张献忠杀人如麻的文字,哪怕移植一星半点到抗日的文章中;或者,对鲁迅不作高要求,麻烦他作一篇300字的短文,表示自己对日寇侵华的态度,来点“匕首和投枪”,来点讽刺和挖苦,像对梁实秋和林语堂那样,对日寇“痛打落水狗”一次,不要求多次,汉奸的帽子就不会戴在他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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