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

【作者简介】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主要著作有：《孙子古本研究》《李零自选集》等。

1.大家比以前更喜欢炫耀出身

李零：我们大家都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阿Q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阿贵。穷人常常用富和贵给孩子取名字，比如说海大富还有陈永贵，都是农家孩子们常起的一种名字。穷人造反，陈胜是一个代表人物，早先他在地里干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苟富贵，无相忘。”别人都以为他是在说胡话，他回应道：“你们这些小麻雀怎么知道鸿鹄之志？”其实大富大贵的确是所有穷人的最高理想。那什么是贵族，有时候很笼统，比如说世族大家、有钱有势有派有范，大家这样的印象不能说都错，但并不是一个准确定义。

我们先从这个“范”开始说起。现在的世界到处散发着保守情绪，中国也不例外，什么都吃后悔药。本来以为经过文化大革命，血统论可以休矣。错，现在大家比以前更喜欢炫耀出身。只不过是反过来了，地主资本家好，国民党军、警、宪、特好，北洋军阀好，满清遗老遗少更好，再不济也得是个御膳房给皇上做饭的。那可不是一般人。大家热衷寻根，一代一代跨着辈往前倒腾，特想找一个与共产党无关，与受苦人无关，反正不是大富就是大贵的亲戚。

现在流行民国范，说什么民国的流氓都比现在有范。那么什么是“范”？范就是Style，Style不光看你的作品也要看你的扮相。现在什么不是表演啊，范就是你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你一站那大家就能看出你身份。

我记得1981年的时候，西安商店里到处贴了一种小广告，山西话管这个广告叫露布（音），露布上说：“本店新到石头眼镜，预购请速。”那个时候山西老汉时兴戴一种眼镜，就是那种茶色平板的两个圆片，黑糊糊跟熊猫是的。然后头上再戴一个瓜皮帽，后来我看溥仪的照片，不是他穿龙袍或者穿西装的那种，而是他穿长袍马褂那种。发现皇上和老汉都是一样打扮。

前些年发明了一种国服，就是扣排的绫罗绸缎，中间有一个福字寿字，花团锦簇，有人说这种服装有两大优点。一个可以取代毛服，二还可以区分于西装。即不会把外国人吓着，又凸显了中国特色。其实毛服就是中山装，中山装才是民国范儿。季羡林先生经常穿一身中山装，出国都不肯换。王世襄先生穿中式服，可能也许该叫前国服。我也有那么一件，是的确良的，领口下面有一排扣子，或者就是用尼龙大扣一帖，一脱衣服呲拉一下。其实这种服装应该说是一种文革Style，早先是没有的，现在也没有。

2.跨朝代的贵族千年只有孔姓

李零：中国有没有跨朝代的贵族，有，只有一家，就是姓孔。孔子是素王，没有王位的王，中国读书人奉他为万世师表，但是他只是一个精神贵族。

在贵族底下有平民。人分三六九等，从来就不平等。统治者说既然不平等，当然得分高低贵贱，重要的是长幼尊卑有秩序。这种秩序孔子叫礼，秦始皇叫法。

大家都知道印度有四大种姓，僧侣、武士、平民、贱民。身份是固定的，生下来是哪一种，世世代代就是哪一种。

中国跟印度不一样，我们的四民秩序是士、农、工、商。士早先是武士后来是文士，文士是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高不是读书本身有多高，而是读书才能做官，除了皇上他们就是当时的成功人士、人上人。农地位也在工商之上，很多读书人都是从农村来的，上层和下层有流动。和尚、道士不从事生产，处于社会边缘，没有特殊地位。传统中国优点是世俗程度高，没有教皇，只有皇帝；没有小贵族，只有皇亲国戚，赐给他们食邑，让他们做一个不问政事的藩王。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大一统，民族多元化，宗教多元化，阶层有流动，下层有文化。

抗战时候咱们唱的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工农兵学商对官而言，全都是平民百姓。

3.读书人根本就不是一种人

李零：读书人当然很重要了，但是士不是僧侣，儒学不是宗教，孔子不是教皇。西方传统里面僧侣、武士地位最高，僧侣源于巫婆、神汉，他们以神道设教，垄断神义，垄断知识。西方的大学都是从庙里来的。这种人当然是人上人。世界上的大宗教本来都是解救受苦人的学说，比如基督教就是古罗马的社会主义运动，但后来变味了，成了买卖，成了精神鸦片和洗脑工具。什么人最容易信教？孤苦无告的人最容易信教，妇女比男人更容易信教。欧洲中世纪教会比君主权力大，神是虚拟领导，无所不在，永远领导你，谭嗣同有诗：“众生绝顶聪明处，只在虚无缥渺间。”

武士是当兵打仗的人。他们的军头现在叫军阀.大人有大刀，你有命，你不听话，杀！当然很厉害，这也是一种人上人。西方的世俗统治靠武士，武士的头子是君临尘世的王。美国推行世俗化选来选去多半是这类强人。伊朗之前有个国王巴列维，他的父亲叫礼萨·汗，本来是一个哥萨克小兵，就是以军阀起家。所以不要以为是国王就有多少代，他就两代。但是军阀再厉害，地盘有限，寿命有限，他们管得着的地方归他们管，管不着的地方归神管。西方中世纪王权不够强大，宗教是唯一的大一统。世俗君主都是基督徒，除了世俗事务都得归教皇管。普天之下都归教皇管，所以他们的僧侣地位要比我国高。

中国士农工商头号是士，中国读书人从名义上讲都是孔子的学生，孔子供在文庙里，每个县城都有，孔子也是一个虚拟领导，孔子是所有老师的老师，但不是神。文庙里没有出家人，儒家反对出家，读书人父母在不远游，死了还得丁忧守制，他们不是僧侣，中国没有精神。要说精神贵族只有一家就是孔家，但是孔家也不管学政，仕途是归政府管的，孔子不是教皇，他只是在精神上领导这些读书人。宗教如果没有大众就不能叫宗教，儒学不是宗教。

中国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在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是一种很特殊的人。现在的读书人都喜欢吹捧读书人，说老百姓是暴民，不像他们有知识、有理性、有高雅品位、有社会关怀、以天下为己任，是人类良心。

其实读书人根本就不是一种人，很难靠这种漂亮话给他们定位。

4.中国读书人都断不了做官的念想

李零：四民士为首，读书为哪般？答案是做官。中国读书人有个高贵头衔“文人士大夫”，这个词英文怎么翻译呢？Scholars？Officials？就是他又是个官又是个学，模棱两可的一个词。学者都是预备役的官僚，摩拳擦掌，就像我们少先队说“时刻准备着”，当官才是终极目标，当不了啦或者下来了才以隐逸自高。

中国学者的理想是“学者中官最大，官僚中最有学问”。但当上官你是官，当不上官你还是老百姓。一部《儒林外史》写得真好，超现代。中国的读书人都断不了做官的念想，做官、当大官那是极少数，其他人只能入于外史。中国读书人是个能上能下的阶层，你别光拿眼睛往上瞅。他们很多人都出身寒微，来自基层。科场不利，干什么的都有。当幕僚的，当塾师的（就是孩子王），里巷行医、江湖卖卜，落地秀才连上山落草的都有。你把他捧得太高不对，贬得太低也不对，还是读读《儒林外史》吧。

一个故事进来一个故事又出去，《儒林外史》的结构是这样的。人物也很多，这些人多半都是讽刺对象，形象高大的人物只在一头一尾。开头是王冕，在村里边放牛卖画不肯做官；结尾是四个市井奇人，琴棋书画各一位，自娱自乐，粪土当官。

5.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并不泾渭分明

李零：过去我以为大隐隐于市是中国的人文幻想。但乾嘉之际，温州有市井七子。这七个人职业是铁匠、鱼贩、银匠、营卒、菜贩、理发师和茶馆里跑堂的，可居然吟诗作赋小有名气。研究中国你别以为乡村市井里面全是文盲，其实什么大传统、小传统、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咱们中国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画家、书法家有些是贵族，没错。比如宋徽宗，八大山人。但很多都扯不上，作者群笼而统之说是文人士大夫，但是他们自己标榜的身份不是农就是樵或者是无名渔夫，没有人拿大官当雅号的。齐白石有一首诗“记得前朝享太平，布衣尊贵动公卿。如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齐白石是布衣，原来是个雕花木匠，自称鲁班门下。他就是个现实版的王冕。我去过浙江诸暨县王冕的家，真正的王冕跟小说中的王冕不一样，小说理想化了。

研究艺术史的很多人都以为，匠气是俗气的代名词。雷德侯教授讲艺术史特别看重书法，我们讲艺术史一般不会从字讲起，但是他的《万物》一上来讲的就是字。他说，中国的艺术特点是工厂艺术，十年磨一剑。什么都是磨剑，但什么又不是磨剑呢？恐怕就连最自由的所谓文人画其实也免不了重复制作。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不也如此嘛。

艺术史、艺术和工艺是什么关系，文人和匠人是什么关系，文人画该怎么定义，一部艺术史有多少是文人的贡献，这些都是问题。白石老人以画名，但是诗书画印他说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故意把画搁最后。

中国的壁画，爬高上低都是匠人所为；用青田石、寿山石刻印，这个事在以前也是匠人的事，像吾丘衍、赵孟頫他们的印都是自己写字然后让匠人去刻，因为铸铜印文人干不了，就是用象牙或者牛角刻章也不好刻。石印过去都说是王冕发明的，不对。南京市博物馆有一枚阴纹的印章，上书两字“隐逸”。这是1960年从南京一座宋墓出土的。宋时江浙一带，民间有人用这类石头雕小玩艺儿卖，文人受他们启发，模仿着来，才有所谓篆刻。然而治印这些并不是文人的强项。文人的强项就是画上题诗写字。文人会写字，所以宣传什么书画同源、笔墨异曲。这些俗人懂吗？

可是就连这样的事也不尽然。西方的抄手经常都是奴隶，我国的竹简帛书还有敦煌卷子，字写得那么漂亮，却并不是什么书法家的作品。写字抄书，从秦汉到明清主要是书吏，就是所谓刀笔吏，像刑名师爷那样的小官。他们的看家本事是写字。

文人会写字，主要与考试和当官有关系。即使连王羲之一类的书圣，也不是今天理解的书法家。写字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人写个便条就拿去展览。过去的人天天写字，当然写得好，就连管账先生都比现在写得好。沈从文说：“书法家出则书法亡。”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