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喜:周恩来用48小时征服了基辛格

个人日记

 提要:每个国家、社会和民族都会在不同的时代解决一些重要的时代问题。如: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交问题;50、60年代美国的局部战争问题;当今中国社会的高压反腐问题,等等。这些时代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有特别魅力的政治人物的具体行为,才能推进国家、社会和民族的突破。周恩来在中国外交的突破上,就贡献很大,特别是在对美建立外交关系一事上。张宏喜大使在《外交官亲历丛书·基辛格》一书中,对周恩来如何在48小时内征服基辛格,促成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做了详细记录。



1971年7月9日星期五,北京时间12时15分基辛格乘坐的巴基斯坦飞机在北京南苑军用机场降落,迎接他的是叶剑英、黄华、熊向晖、韩叙、王海容和翻译冀朝铸、唐闻生等。一到北京,基辛格真的如同探险者来到一个过去从未到过的神秘地方那样,心中的新奇感不无流露。叶剑英陪同基辛格坐一辆大型红旗轿车,窗户用布帘遮着,基辛格设法透过小缝往外看,只见街道宽阔整洁,除了自行车外汽车稀少。沿途有许多大标语,写的是中文字,基辛格不认得,也不好意思问叶剑英。经过了开阔的天安门广场,最后来到钓鱼台国宾馆。霍尔德里奇由黄华陪同坐一辆车,他会中文,看到那些大标语不对劲,就问黄华上面写的是什么。黄华用英文如实对他说上面写的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霍内心顿时五味杂陈:自己是中国问题专家,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到中国,原以为中国很欢迎,怎么又弄这么多标语要打倒我们,是何意思?他心里的不自在被黄华看得清清楚楚。他哪里知道,这些标语在“文革”中到处都有,之所以没有拆除抹掉是请示了毛泽东的,那么多标语哪来得及都盖住?再说老百姓看到突然盖掉这些标语,一定会疑心顿生,到处打听这是怎么回事?恐怕这也不利于美方要求的保密。看到就看到吧,这就是当时的现实,很难捂住,倒不如干脆就别捂了。况且中美关系也不会因基辛格一到马上就变,所以索性就维持这些标语原样不变。此后曾向基辛格他们做解释,无论他们心里如何想,反正事情也就过去了。

 

到了钓鱼台国宾馆安顿下来,基辛格他们就想到外面出去走走看看,其实是怕屋里有窃听器,所以想到外面边走边商量事情。这里的十几座别墅式的楼房是各成一体、相互隔离的,刚到桥边,突然从树后闪出卫兵,吓人一跳,基辛格理解这好像是在告诉客人不要越界。实际上是卫兵对他们加强保卫,防止出事,“文革”时期很乱,不能不格外加以小心。再说附近楼里都住着谁?附近有江青他们,万一碰面也不好。这就是那时的中国哟,初来乍到,还是不要乱说乱动的好。 

 

院子里去不成就只能回到楼内。基辛格他们住的这座楼是5号楼。“文革”期间钓鱼台几乎不接待外宾,许多栋楼都已无法接待客人了,18号楼最大,但被江青等“文革”小组成员作为办公生活的地方了,叶帅对此很不满但又无可奈何。5号楼是周恩来有时来办公和稍事休息的地方,所以保持完好整洁,于是决定请基辛格一行住在5号楼,周恩来则暂时到4号楼办公。周恩来一向简朴,住的地方和办公的地方不许弄得太讲究,现在要接待基辛格就不行了,要内外有别嘛,对外不能丢我们中国人的份。于是韩叙就安排人重新将5号楼布置一番。你道是何人主办此事?就是章文晋的夫人张颖,她作为工作人员参加幕后小组的工作,提出了方案,组织人换上了较新的地毯和沙发,布置了会客室和会议厅。为了表现出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民族特点,在楼房入口大厅里摆放名贵的明代紫檀木条几,墙上挂起清代的名画,在几处客房也换了些名贵家具和字画。在基辛格的起居室做了特别陈设,放上十多件明代青花瓷、清代景泰蓝和玉器、殷商青铜器等。这些东西都是经周恩来批准,到外交部的特别仓库里找来的。室内想放几盆花,不但钓鱼台里没有,全北京市的公园都找不到,因为“文革”中把养花当成资产阶级的臭情趣被破除,最后好歹从一位园林工人的家里借来几盆,总算让基辛格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鲜花怎么样。

 

基辛格他们对这些古代中国家具、文物、字画看懂没有,不知道,基辛格的回忆录里压根儿就没有提及。那时的基辛格哪有心思研究这些玩意,他来中国“探险”不是为了发现这些,如何与中国人谈好,如何达成满意的协议,完成总统委托的使命,这才是大事,他满脑子想的是这个。 

 

周恩来下午4时30分来到5号楼,美方4人在门口整齐站列迎接,基辛格特意把手先伸过去,周恩来立即微笑着与基辛格握手。“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基辛格想。据当年在5号楼为基辛格服务的董师傅说,原来安排他住楼上,但他知道周恩来要来这里与他会谈,怕到时候再下楼来不及迎接,所以坚持住在楼下。董师傅说,只要基辛格一听说周恩来到,总是一路小跑到门口迎接。基辛格对周恩来的尊敬,使董师傅无法忘怀。

 

之所以要周恩来出面与基辛格谈判,是因为中方没有与基辛格的职务相应对等的官员。在“文革”的混乱中,外交部处于不正常状况,外交部长陈毅虽没有正式被宣布免职,实际上早已“靠边站”了,所以没有与基辛格进行谈判的合适人选。再说打开中美关系实在是天大的事情,下面的人谁能担此重任?非周恩来出面不可了。

 

双方坐在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桌子两边,藤椅使基辛格感到不大舒服。周恩来的两边坐着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和翻译,基辛格的两边坐着霍尔德里奇、斯迈尔和洛德。周恩来定的会谈基调,先从务虚开始,谈谈各自对形势的看法,以便增进相互了解。

 

之后双方进行了6次会谈,共计17个小时,轮流在钓鱼台和大会堂进行,全在基辛格住的地方或全在中方指定的地方不合外交礼仪,依次轮流显示平等。这些细节上的安排无可挑剔,表现了周恩来的细腻作风,也免得使基辛格产生中方看他官小、店大欺客的感觉。要不基辛格他们对周恩来产生那么好的印象呢,就是通过这些细微之处,使他们切切实实地亲身感受到了周恩来的为人和中国的待客之道。

 

按中方的习惯做法,周恩来先请客人发言,以示尊重。当年参加记录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基辛格打开事先准备的足有八九公分厚的发言稿和材料,使在旁做记录的中方人员惊讶不已,心想,妈呀,这都记下来不把人都累死了!基辛格于是念起了稿子,先是相当长的开场白,洋洋洒洒从1784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启航来中国说起,如同博士论文一般铺展开来。中方人员耐着心听。“当开场白的前言部分快讲完的时候,”基辛格回忆道,“我想露一露口才,我说:‘已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对我们来说却是神秘的国土。’”周恩来举起手来,说道:“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基辛格一愣,心想:“周恩来说得对,我们必须建立彼此信任,消除那种神秘感,这是他的基本想法,也是我的基本想法。”基辛格这么一想,好像找到了他与周恩来之间的共同点,感到是可以彼此沟通的。周恩来说:“交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基辛格说:“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基辛格看到,可不是嘛,周恩来面前只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作为发言大纲。 

 

周恩来打断基辛格念稿后,基辛格开始离稿放松讲。这样一来,周恩来和基辛格都不看稿子交谈,脱稿发言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得心应手的事情。基辛格在1979年出版的《白宫岁月》里回忆说:

 

就这样,周恩来和我之间的会谈,较之在我担任公职时和其他任何领袖的会谈,时间都更长,更为深入,或许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会谈是唯一例外。我们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的面前才会经历得到。在我第一次访问中,我和周恩来谈了17个小时。在他任总理期间我以后的几次访问中,我们每天会谈6至10个小时,除吃饭时间外没有中断过。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谈话也是哲理性的、饶有趣味的、富有启发意义的。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经受了多次困难的考验,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之一。

我很快就感到,我同其他共产党人谈判时经常耍的那类小花招不灵了。

中国和美国在70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得又如此顺利,则应归功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

 

 

基辛格对周恩来说,尼克松给了他们两个任务:一是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然后他谈了7个方面,与中方就相互关心的问题和世界局势交换意见:1.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湾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2.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3.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4.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5. 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6.保证将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的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7.有关日本、苏美关系、南亚次大陆等问题。

 

第二天即7月10日上午,黄华陪同基辛格参观故宫。“文革”中故宫得以保存而未受到破坏,是周恩来之功。当时红卫兵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红了眼,把古迹、文物、古书统统当成“四旧”乱毁乱砸乱烧,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当周恩来闻讯红卫兵要对故宫采取行动时,就抢在他们前头,立即命令关闭大门,派兵严守,使故宫免受一劫。所以基辛格来参观时偌大的故宫空空如也,只有他们一行和中方陪同人员。故宫领导出面讲解,这是基辛格第一次零距离接触中国古老的历史建筑和文化,把他从书面上得到的中国知识变成了初次切身感受。

 

参观是次要的,得抓紧会谈。基辛格对与周恩来的初次接触印象很好,他对会谈颇有信心。他说,过去只与苏联的共产党人接触过,他原想中国的和苏联的共产党人都会差不多,但与周恩来接触后发现不是这样的,周恩来不仅对国际事务极为熟练、心胸开阔、眼光深远,而且对他这个级别没他高、年龄比他小的人热情平等,甚至对他的手下人也都很关怀,充满了人情味。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说,在他与周恩来的会谈中,“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简直像两位教授之间一场政治哲学对话一样,几乎掩盖了这场会谈的严重性质”。

 

生活是生活,谈判是谈判,友好是友好,分歧是分歧,这是掩盖不了的。基辛格根据他们掌握的材料,以为中国之所以愿与美国建立关系,是由于苏联威胁的存在,为了对付苏联,中国已把台湾问题放在次要和灵活地位,基辛格第一次来访时把他们的这个观点流露得相当清楚,试图把台湾问题弱化。对此周恩来当然要鲜明表示立场,强调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根本和重要问题,不能回避,必须妥善解决。 

 

“文革”中周恩来极其小心,虽然外交是他主管和得心应手的领域,会谈方案都是事先经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批准的,他仍时时事事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据2002年2月19日外交部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纪详》一文,9日晚上与基辛格谈到11时20分才结束,周恩来随即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

 

第一、当周恩来说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主席说: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第二、听了美国要从印度支那撤军的汇报时,毛主席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

第三、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主席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不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们来的。

 

10日上午参观故宫回来后,周恩来与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会谈。这一次周恩来的发言充满了毛泽东前一天的指示精神,这使基辛格感到意外,因为他听到周恩来“严峻地”讲了一番“中国经常提到的很多观点”,例如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不做“超级大国”,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批评美国手伸得太长等等。周恩来说:你们要争取中美之间的和平,争取远东的和平,世界的和平。现在和平根本谈不上,战争一直没有停。不说远的,现在东方—中国、朝鲜、印度支那都在打,更不用说中东了。客观世界的发展是大动乱。我们始终是积极防御,准备大乱,准备美国、苏联、日本等国瓜分中国。准备苏联占黄河以北,美国占黄河以南,同时向我们进攻。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动员、教育下一代。我们进行人民战争,长期抗战,胜利以后可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周恩来把双方的分歧摆了摆,最后说,你看我们的分歧不小,如果这些分歧得不到解决,仅仅是尼克松总统来访,那还有什么意义? 

 

基辛格一听此话心里都凉了!此次秘密来华,最重要的就是实现尼克松访华,如果真在这件事情上谈不拢,那还得了,回去怎么给尼克松交代?挖空心思策划的秘密访问也就泡汤了,最后不能不以失败告终,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所以基辛格听完最后一句话,也不再问周恩来此话究竟是何意思,就头脑发热,火气上升,要与周恩来辩个高低。他脸色一沉,顶周恩来说,总统访问是你们提出来的,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条件,要不要请总统访华由你们决定,我不再提这个问题。然后逐条驳斥周恩来。从基辛格自己的回忆录、尼克松的回忆录、别人写的基辛格传记以及评论可以看出,才高八斗的基辛格是个很自傲的人,被他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所以他才不吃周恩来和中国那一套呢!

 

客观来说,即使我们今天来看,周恩来大体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所说的这些话没有什么大毛病,也符合那时我国所处的形势。基辛格之所以不高兴,最根本的恐怕是触及了美国的要害,比如说我们批评美国的霸权,到处伸手,基辛格就是执行霸权的重要人物,自然听不下去。基辛格说与周恩来是“意识形态的敌人”,“敌人”的这些话还能让他舒服?他说这一天周恩来是“不加掩饰”、“声色俱厉”,实际上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国和周恩来一向是立场鲜明的,况且不把自己的真实观点亮明,也不是交朋友的应有之道。基辛格此前没有同新中国人员接触的经验,并不真正掌握毛泽东、周恩来的特点,他只是觉得周恩来这次说的话吃不消,特别刺耳,到了这个份上要显示一下他基辛格也不是吃素的,要站稳立场,维护美国,他在回忆录里说:“我故意粗暴地逐点驳斥周恩来的观点。”到了用餐时间,基辛格仍是欲罢不能。

 

周恩来打断他,说烤鸭已经准备好,再不吃就凉了。于是去吃烤鸭。基辛格说在餐桌上气氛缓和下来。 

 

在笔者看来,周恩来提出吃烤鸭,未必不是一种外交艺术。我们接待基辛格的目的是什么?基辛格来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双方还像华沙会谈那样各念各的稿,互相指责一番了事,何必费那么大的气力来安排这次秘访?基辛格是外交高手,但他与周恩来比还差点。周恩来73岁,是身经百战的大国领袖和世界级外交大师,基辛格48岁,是从政时间不长的教授书生,到中国他不过是“初出茅庐”。如果周恩来处处与他针锋相对,与他斤斤计较,竟在谈判桌上也逐一反驳起基辛格来,哪还是周恩来?基辛格在他的书里说“周恩来从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那算说对了。其实,烤鸭凉了事小,把这次秘访搞砸事大,吃烤鸭是为了转换一下气氛,果然,基辛格说周恩来在餐桌上又恢复了他那种亲切和蔼的态度。周恩来本来就该亲切和蔼时就亲切和蔼,该严肃时就严肃,谈判桌上不把话说清,怎么能行!

 

吃完烤鸭后继续会谈,周恩来转换话题,同基辛格谈起了“文革”。在《白宫岁月》里基辛格说:“我委婉地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有关键意义的。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再一次讲到,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围困在办公室里。他曾经怀疑有无必要采取这样激烈的措施,但毛泽东是更为英明的,他对于前途是高瞻远瞩的。”基辛格始终兴趣不大,直到后来他也不明白周恩来为什么要与他谈“文革”。基辛格不是要当“波罗”来中国探险吗?“文革”是当时中国最突出的现实,为什么不好好听听周恩来介绍情况?听不明白的就问嘛。基辛格却没有兴趣,足见那时他在外交舞台上还不老练不成熟。按我们外交官的通常做法,遇到这样的事情是机会难得,正好要好好听听对方详细介绍呢。例如正当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时,你作为一名中国外交官到美国访问,他们的官员要给你说说这件事,那你还能不想听?

 

可不是嘛,基辛格费这么大劲秘密来访,最重要的事情是谈尼克松访华,这事情没有搞定他就心神难定。全部行程也就是48小时,难怪他有些沉不住气。可周恩来则是稳坐钓鱼台,胸有成竹,不会让基辛格此行失败的。

 

这个“不明白”的基辛格在周恩来谈“文革”后仍对周恩来前面的话不能释怀,要揪住不放,又接着批驳周恩来的观点。

 

周恩来看透了基辛格的心,所以听完他的驳斥后没有去反驳,而是抓住他最关心的事情突然宣布,尼克松可以于明年夏天来访。这句话如同一副清醒剂,顷刻之间使心急火燎的基辛格冷静下来,他一下子被周恩来的话吸引住了。可以说是四两拨千斤,就这样周恩来只不过用一句话,就在关键时刻把会谈、把基辛格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周恩来前面的许多话也就是向基辛格摆一摆,亮明观点和立场,双方交流一下看法而已,没有强加于人的任何意思,所以根本不需要辩论,除了必要的澄清外不需要驳斥对方,对基辛格所谓驳斥的话也就是听听,心中有数而已,不需要把它太当回事。再说,最重要的话要留待尼克松来访时再当面鼓对面锣地展开讨论,对先来探路的一个助理,把问题点到足矣。

 

周恩来在另一次会谈中告诉基辛格他对尼克松7月6日讲话的看法。基辛格一听傻了脸,因为尼克松这次讲话是在基辛格离开后作的,那时基辛格尚在巴基斯坦,美国国内也没有向他及时通报,基辛格一无所知,他原来担心的在北京失去与美国的联系会带来麻烦,现在果真发生了,基辛格感到这是丢脸的事情,十分尴尬。周恩来毫无看基辛格笑话的意思,说将把尼讲话全文给他送来一阅,但请看完归还,因为就这一份。基辛格内心不能不对周恩来真诚感激。尼克松在这次讲话中预见世界上将出现五个经济超级大国,即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周恩来说我们中国不当“超级大国”。这件事使基辛格越发体会到周恩来的厉害,他对基辛格、对尼克松、对美国、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而且了解之及时之细,令基辛格佩服得五体投地。



当时基辛格不知道—后来他才发现—就在他秘密访华的同时,朝鲜的金日成也在北京访问,自然只有周恩来去接待。所以周恩来委托黄华与基辛格商讨宣布基辛格此访的公告稿。

 

这下子麻烦又出现了,双方的稿子距离很大,分歧集中在尼克松将要进行的访华是谁主动提出的。本来就是尼克松先表示的,但如果在公告中这么说,好像是美国有求于中国似的,这是失面子的事,世界“老大”还能去求别人?基辛格不能同意。可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台湾问题还没有说清,中国还在高喊打倒美帝,国际上在支持越南等国反对美帝侵略,苏联在对中国施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是中方主动邀请尼克松,也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有人会说我们出卖朋友,有人会说我们为对抗苏联而有求于美国。这一僵持,基辛格又着急了,时间所剩无几,如果推迟返回巴基斯坦,有可能会泄密,如果达不成协议,更可怕。怎么办?周恩来由于要去同金日成会谈,事先对黄华有交代,如有难题就去直接请示毛主席。黄华汇报后毛泽东说,人家不同意就把原来的稿子改了嘛。但怎么改呢?正在双方的“秀才”们都大发其愁时,周恩来在原稿上加了“获悉”两个字,把相持不下的难题解决了。公告说:“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这样说既合乎事实,又使双方不失面子。基辛格毫无异议,只有“愉快地”一词是他加的。当基辛格和黄华就稿子达成一致后正高兴的时候,周恩来出现了,并说:“要发表的公告将震惊全世界。”接着他把这两天北京收到的国际消息告诉基辛格,基辛格当然又是一番感激。双方商定于北京时间7月16日上午10时30分和美国东部时间7月15日晚上10时30分同时发表这一公告。 

 

基辛格大功告成,7月11日他和同事们兴高采烈地飞回巴基斯坦,临走时把钓鱼台国宾馆放的香烟、糖果一扫而光统统带走(听后来随丈夫到美国的章文晋大使的夫人张颖说,有人告诉她,吃到了基辛格他们带回的中国糖果高兴着呢),下飞机时又把中方送的中餐全部拿走,每人还得到一部英文版《毛泽东选集》以及连夜为他们准备好的访华相册,真是满载而归。有记者说,比较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后,他的体重至少增加了5磅。

 

公告一发表,果然震惊了世界,好评如潮,轰动一时。只有苏联、日本、台湾感觉受到打击。美国国内反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派别,在目瞪口呆之余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评论,“但是这一抓住全世界心灵的大事件把那些声音淹没了”,基辛格说。“现代波罗”初次“探险”就取得了石破天惊的效果,使他一举成为世界明星。可这毕竟是第一次,不过是刚刚开头,所以很多事情他还没有弄明白,这才引起他后面的数十次再到中国继续“探险”。

 

初次“探险”基辛格结识了周恩来,领略了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人的坚定和厉害,但使他感受更深的是周恩来的智慧和灵活,对人的体贴和照顾。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基辛格是与周恩来对立的,但在人格品质特别是在待人以诚上,在外交艺术上,基辛格不能不高度评价、赞扬和佩服周恩来。不仅是基辛格,随同的洛德对周恩来评价说:“有一个被常用的词语叫魅力,也就是说那是首先打动你的东西,极具说服力的性格和强有力的吸引力,他综合了很多品质,讲究策略。很难去描述具有一些伟大特质的周恩来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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