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1日是钱钟书的百年诞辰。这位“文化昆仑”的生日曾经鲜为人知，直到近年才大白天下，一是因为钱钟书本人也记不清自己的生日，二是他极不愿意被人祝寿，故而保密。在他八十岁那年，亲朋好友、机关团体、学界人士纷纷要给他做寿，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询问钱老生日具体是哪天，夫人杨绛玩笑着挡驾：“没有那一天啦！”原来钱钟书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这是典型的钱氏作风，淡泊名利，超凡脱俗，几乎是位出世神仙，不熟悉他品性的人难免觉得他“狂”。翻译家施蛰存曾这样评价钱钟书：“他学问是好的，嘴巴臭！他狂妄的很呀，他讲人家都是挖苦人的……你看他的《围城》好了，都是刻毒话，他批评人批评的厉害。”

　　钱钟书还有一个特点是“痴”，从小以此著称。不仅记不清自己的生日，穿鞋还分不清左右脚，上街迷路找不回宿舍，趁女儿睡着在她肚皮上画画，半夜拿竹竿帮猫儿打架……

　　他是“当代第一鸿儒”，也是一位痴狂才子。

　　横扫清华图书馆，给吴组缃开英文“淫书”书单

　　钱钟书19岁那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一入学就发宏愿“横扫清华图书馆”，历来被传为美谈。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洋文都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钱钟书可谓地道的行家。

　　有一次，在校园咖啡馆，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曹禺和吴组缃也是1929年考进清华的，是当时著名的校园才子，他们都很佩服同年级的“清华第一才子”钱钟书，知道他学识渊博，阅读量大。吴组缃听罢，便走到钱钟书桌边，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四十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几十年后，钱钟书和吴组缃都成了著名作家，见面时钱还爱考问一些冷门典故拿吴打趣，比如“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为保护杨绛举起厚木板反击

　　钱钟书在小说里对男女之情冷眼旁观，似乎看破红尘，在生活中对杨绛却呵护备至，情深意切，是众所周知的佳话。他在杨绛睡着时用毛笔给她画大花脸；杨绛给他做饭，他心疼妻子劳累，写了“忧卿烟火熏颜色”。

　　生活并非一直这样情趣盎然，在特殊时期，杨绛被人无理殴打，温文儒雅的钱钟书竟然冲出来举起厚木板反击，当时他的已经60多岁。

　　那是1972年，钱钟书已经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的房子也让出一半给一户“革命群众”居住。一天，因为一件生活琐事，那家女主人（杨绛称其为“革命女子”）说钱钟书的女儿钱瑗“不是好人”，还打了她一耳光，杨绛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立刻还手，“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杨绛回忆，她当时一声都没叫喊，钱钟书本来在房间里看书，该是听到撕扯中木架倒地的声音跑出来。看见妻子被打，“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当时钱杨二人都已60多岁，对方夫妇只有40多岁，又比他们分别高出一头，杨绛赶紧拉了钱钟书回房，关上门，锁上锁。

　　回房后，“钟书余怒未息。我说，‘幸亏我身体轻，没伤筋动骨，算了。’钟书用手一抹说：‘这事不再说了！’他感叹说，和什么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那家人后来扬言一定要报复，钱杨夫妇就躲到钱瑗在北师大的宿舍，做了整整五年的“难民”，一直到1977年，才搬进杨绛至今仍居住的三里河新家。

　　杨绛后来写道，“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在“文革”中钱钟书挨批，挨斗，被剃“十字头”，他都没有反抗，他一生唯一一次动手打人是为保护杨绛。钱的传记作者、史学家汤晏写到：“其实他也是人，他也有喜怒哀乐”。

　　帮自家猫打败林徽因的猫

　　钱钟书和杨绛都很喜欢猫，解放后，他们住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据杨绛讲述，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钱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钱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我们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

　　小猫长大了，半夜爱和别的猫打架。钱钟书特别备了一枝长竹竿，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他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当时，钱、杨夫妇与清华建筑系教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邻居，钱家的猫与林徽因的猫是最爱争风头的“情敌”，钱钟书如果看见自己的猫被林女士的猫欺负了，丝毫不客气，总要用竹竿教训“对手”。

　　林徽因也非常宝贝她的猫，说那只小黑猫是她一家人“爱的焦点”，任它淘气也一味护着，没人舍得打一下。杨绛说：“我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钱钟书小说《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小说暗讽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

　　杨绛引用的“打猫要看主妇面”，出自钱钟书的短篇小说《猫》，作于抗战时期，1946年面世。女主角李太太是一位喜欢在家里办沙龙、接受各种知识分子奉承讨好的美丽女子，她有个“最驯良，最不碍事”的丈夫，是一位留学归来的学者。虽然钱钟书在序中说“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但读者还是能一眼看出原型就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有人说，《猫》是《围城》的前奏。但《猫》比《围城》更加犀利，大部分内容是真人真事，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北平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钱钟书的妙笔辛辣嘲讽一番。

　　比如他写到陆伯麟，影射的是周作人：“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象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

　　写到说话软绵绵的曹世昌，影射的是沈从文：“虽然名满文坛，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

　　写到袁友春，影射林语堂：“读他的东西，总有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好比涂面包的植物油，冲汤的味精。更象在外国所开中国饭馆里的‘杂碎’，只有没吃过地道中国菜的人，会上当认为是中华风味。”

　　《围城》拿曹禺“开涮”

　　钱钟书与曹禺、颜毓蘅并称清华外文系三杰。曹禺为人谦虚谨慎，无论在学生时代还是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时，提起钱钟书，言辞都饱含敬佩之情，说他是大学问家，“比起来，我写写剧本，只是雕虫小技没有什么，他真是了不起。”

　　钱钟书对这位同窗却毫不客气，写《围城》的时候还不忘拿他开玩笑。《围城》中有个情节，三闾大学的“女生指导”范小姐与主人公之一赵辛楣相亲时，为卖弄风雅，问赵辛楣是否喜爱曹禺，赵却从未听说过，范小姐“大为惊骇”，暗自鄙夷。

　　赵辛楣是留洋归来的大学教授，知识渊博，钱钟书偏爱的角色；而范小姐被钱钟书写的滑稽无知，是地道的“丑角儿”。钱钟书在此暗讽，曹禺剧本只配范小姐那样的人喜欢，真正有眼光的知识分子是不屑一顾的。

　　钱钟书的好友、历史学家向达说：“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这应该就是钱钟书犀利嘲讽时人、却没有留下“恶名”的原因，无论当面背后，他都一样直言。杨绛说，“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对女儿“痴情”专一

　　钱钟书和杨绛一生只有一个女儿钱瑗，小名阿圆。钱钟书从来摆不出父亲的威严，他比女儿还要顽皮。钱瑗小时候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

　　有一次，钱瑗大热天露着肚皮熟睡，钱钟书就给她肚皮上画个大脸，被杨绛一顿训斥，不敢再画。每天临睡他还要在女儿被窝里埋置“地雷”，把大大小小的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得意大乐，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女儿临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钱钟书百玩不厌。

　　除了逗女儿玩，钱钟书也教女儿英文单词，见有潜力可挖，还教了些法语、德语单词，大多是带有屁、屎的粗话。有朋友来时，钱钟书就要女儿去卖弄。“我就八哥学舌那样回答，客人听了哈哈大笑，我以为自己很‘博学’，不免沾沾自喜，塌鼻子都翘起来了。”钱瑗在书中写到。

　　钱钟书写《围城》时，对女儿说里面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钱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后来他写《百合心》里，又说里面有个最讨厌的女孩子就是她。这时钱瑗稍微长大些，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钱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杨绛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

　　1997年，钱瑗因肺癌扩散去世，她走在了钱钟书的前面。杨绛花了十天时间，将钱瑗的病情和死讯慢慢渗透给钱钟书。

　　杨绛写到：“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倔脾气

1938年，西南联大历史系一堂课上，一位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上课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四不讲”显示出的是何等的自负，而说出这段话的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今年是陈寅恪诞辰120周年，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曾先后游学于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哈佛大学等欧美名校，精通英法德日俄等文，还接触和了解藏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等22种语言文字；他没有任何学位却成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之一，“（其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他的课常常爆满，甚至吴宓、冯友兰、朱自清那样的名教授也被吸引来旁听……

　　就是这样一位声名远播、人人景仰的博学鸿儒，却有着十分倔强的脾气，其宁折不弯、坚持主见，全天下都出了名。

　　当所长的条件是“不宗奉马列主义”

　　陈寅恪一向推崇学术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此还特意安排陈寅恪当年的得意门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篯，带着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南下广州，劝陈寅恪北上。年岁已高、双目失明、数十年备受漂泊之苦的陈寅恪，早已把南国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所以提出了北上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正式答复中，陈寅恪明确表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坚决拒绝了所长一职。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很难堪的话题，以陈寅恪对历史、对现实的“通识”，他当然明白这样做是极大的不合时宜，但这就是他的倔强秉性所在。

　　1954年1月郭沫若再次写信邀请陈寅恪，可是在陈寅恪看来失去了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的学术根本就不成其为学术，毅然予以拒绝。

　　拒改一词 书竟没能出版

　　晚年，陈寅恪的学问已不为主流推崇，但他仍然沉浸在自己所构筑的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著作。他对自己的文字极其在意，特别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个字都是自己的，不允许别人做任何改动，哪怕是一个标点。

　　1956年，陈寅恪搜集自己往年的论文，编就《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书，寄给学生蒋天枢，嘱送古典文学出版社（今中华书局前身）。相关编辑阅读后，认为书稿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有“黄巾米贼”诸语，有损农民起义形象，要求改动或删除。但陈寅恪拒绝修改，坚持按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双方都不肯让步，致使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日期一拖再拖，数年不能问世。
被学生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 愤别讲坛

　　1958年，文化界开展了反对“厚古薄今”的运动，指责陈寅恪为封建主义立场之种族文化论者。中山大学历史系更是召开针对陈寅恪的批判资产阶级历史学大会，接着有学生发表文章，批评陈寅恪的学术观点，说他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素，是一面资产阶级的“大白旗”，应当拔掉。

　　陈寅恪没想到自己在讲坛上耕耘了32年，却被看不懂他的论著和论文的学生扣上“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更有甚者竟然不顾事实，在大字报中说他在教学中“贻误青年”。

　　陈寅恪从未受到过这种奇耻大辱，对此大为愤慨，同时也为“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被粗暴践踏而痛心疾首，他让夫人抄下大字报的内容、作者名字，作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并毅然向校方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是退休，搬出学校到外面住。

　　陈寅恪的强烈抗议，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视。后来校长许崇清、副校长陈序经等人多次登门拜访，表示对他的尊重，并再三挽留；相关人员也在党内受到批评，做了检查，并登门向他道歉，他才勉强收回退休的要求和同意不搬出学校，但仍坚持“不再上课”。1959年，历史系招收隋唐史专业研究生，请陈寅恪做导师，他感到学术不自由而加以拒绝，夫人以及助手黄萱多次劝他复课，也被拒绝。自此，陈寅恪离开了自己深爱的讲坛。

　　康生吃了闭门羹

　　陈寅恪脾气倔，倔得近乎“狂妄”。系里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驾。即使是像郭沫若、陈毅、胡乔木、章士钊、竺可桢等名流政要，也需先征得其同意方可，而且不管来头多大，他不想见的坚决不见，毫无商量的余地，其中最惨的是吃了闭门羹的康生。

　　1962年康生南下广州来到中山大学，向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陈寅恪以生病为由，称不便接待。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甚至还赋诗“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自娱。吃了闭门羹的康生心中自然不快，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陈寅恪所著《论再生缘》时，康生简单几句话就使该书在陈寅恪有生之年没能出版。陈寅恪因为自己的倔脾气，留下了终生遗憾。

　　不屈的交代：动乱岁月实话实说

　　坚持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1966年冬开始，多次被迫进行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则充分显示了其心态与风骨。

　　1967年陈寅恪便有这样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中山大学）的组织交代。”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陈寅恪极力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支撑着早已平静等待死亡的病残之躯，度过这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的日子。1969年10月7日，备受折磨的陈寅恪由于心力衰竭凄然逝世。

　　对于自己的倔脾气，陈寅恪早已深有觉察，他曾赋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自恃，但他的倔，并非恃才、矫情，而是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体现，是其“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的坚定信念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