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论】《“道”与“术”》

个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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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淡如菊  文清若水
 


                   

 

 
 
                                                                           【闲论】《道与术》



    今冬,秦地无雪,谓之“秦东华州地,冬旱无雪寂。神州南北余,银装世界里”。

                带薪流放十余载,蓄发修行市井台。
                纵情山水清风识,诗酒养心劝世怀。

    散人赋此诗,盖在抒发己存世之情怀。赋闲时久,搁笔数月,感怀寥寥,无语以诉。偶有网友相询,便若天马行空,随性云云耳。
    佛家谈空亦说善,道家言道讲无为,殊途同归,旨在内心修炼,亦化解尘世人等凡心俗事,终归落在“真善美”之道上。然论起道家之“道法自然”论,散人随想:所谓“道”,乃天道、地道、人道,终为主席所讲的人间正道。而另者“法”亦是指社会人伦之天理法则。这里的“自然”或有两讲,一是时空中的自然,所谓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另则指随性、本真的东西。通俗的说,“道法自然”即是讲指导规范世间的一切事理人伦法则即“大道”的出发点,皆要符合顺从自然的法则。主席一生善斗,与天斗、地斗、人斗,那是一种不屈抗争精神的体现。然说到人定胜天,与天地斗,还是要尊重社会、自然发展之规律;否则,脱离实际,不求是的结果,便如那“大跃进,浮夸风”的情形,是不利且有损的;另者,时下不注重环境保护,过度开发,如今的极端天气亦是明证。
    儒家讲“求进”,讲“事功”,什么“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自古重“道”,这里的“道”,用古人的话讲,就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器”亦可做“术”讲。千百年来,封建的教义重道,重天理人伦,礼义廉耻,以儒家传统论治天下,得以维持封建统治之延续。

    西汉董仲舒
在先秦儒家“五伦”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三纲五常”是“道”,社会四维之“礼义廉耻”亦是“道”,尽管这里面含有一些封建之糟粕思想,如封建纲常的东西,理应予以剔除。至于“术”,亦有中医药,建筑等实务术类。国人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其一便是火药,然上层封建统治阶级性情怡趣,盖多落在喜观烟花的享乐上。然而火药之“术”亦有更好的用处,若皇权内斗,攻城略地是不可或缺的。那时重“道”轻“术”,用时下的话讲,或说不大务实,少了“术”的精进研究。以至于到了清后期,洋人坚船利炮式的利器颇是厉害,清与战之结果丧权辱国,自然吃亏不小。此处之所以说这些,是说国人重“道”没错,但忽略了“器”(或称“术”)方面东西的长进,自然是要挨打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面的“体”可称之为“道”,同样,“用”可理解为“器”或“术”。“道”关乎国体,是信仰道义,甚而是主义道路方面的事,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术”,是自然科学等实务性的理论,可转化为物质方面的东西,以改变国计民生。
    建国后百废待兴,治理国家需要先修“道”,即上层建筑,国体政体的完善。阶级斗争不可不讲,民生不可不讲,否则社会主义之优越性体现何处?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的社会框架逐渐建立起来以后,以农助工,除了农业的低效徘徊外,而大的工业以及军事基础体系初具规模。所以说在文革前,“道与术”兼顾,做之甚好。文革始末,国家一片混乱,加之四人帮横行肆虐,可以说这一段的“道与术”处置不善,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倒退。期间过于重“道”轻“术”,或许是主席老人家的心思所致。不认许任何人否定文革的成果,另者还有苏联斯大林不得善终的困惑,以及上层建筑内部的宗派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道路问题等等,甚是纠结,主席的思虑多多。文革难免,毕竟是发生了,而且后果很严重。这阶段过于重“道”,至于“术”,即国计民生等“国之器”的发展,就不用讲了。后而邓公改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面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发展,说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重民生,重法制。然而,直至以后30载,国民经济,科技军事皆有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毋庸置疑。这阶段所谓的“器”或“术”搞得很好,但“道”却是不足。重“术”而轻“道”,尽管并非上层主观意愿上的问题,然而结果却是这样的。
    散人以为,社会四维“礼义廉耻”之“道”,于现今的社会,有其正面存在的普世价值,具有指导性先进的一面。譬如,政治体制的滞后,已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日益形成了阻力。这些年“礼义廉耻”不论不彰,以至于官商勾结横行,人性缺失,底线无存。上行下效,致使国人眼中唯利,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贫富悬殊日甚,公平正义难彰显,社会矛盾加剧。如此看来,“道”与“术”终究不可偏废,宜多兼顾。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好在18大后,习总等从严要求改变党内作风,廉洁自律,确有徐徐清风拂面之感,甚是欣慰,真乃“世风思耻廉,还我清心苑 ”了。                                                                                                                                                           

                        
华州散人稳泰 2013.1 雅和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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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社会诚信


 
    所谓“社会诚信”,其实就是社会秩序。遵守秩序就是有诚信的,不遵守

就是不诚信的。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的诚信出了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秩序出

了问题。

  我想这里面有三个原因:首先是与社会处于转型期有关。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才短短三十余年,很多东西转不过弯来。过去,公民的社会责任是由政治教育来规范的,具有强迫性,并非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因此当政治教育失效之后,社会秩序也就陷入无序状态。

  其次,个人主义已经误入歧途。“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个人主义是人性使然。但是,在当下中国社会,个人主义长期缺乏道德规范束,损人利己者无须付出代价,结果导致自私自利的行为泛滥成灾。

  再者,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从家庭开始,很多家长本身就没有社会秩序的观念,遑论以身作则地为子女树立好榜样。更为甚者,道德价值观已经扭曲到如此地步,以至于耍奸使坏的孩子被认为是有出息的,诚实敦厚的孩子反被欺侮和鄙视。试问:当今还有多少家长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孩子的品格培养上?

  当然,这也并非全是家长之错。在本质上,所有家长都希望孩子走正道,不做坏人。但是,在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里,处处守规矩就永远吃亏,甚至被视为弱者。因此,从幼儿园到大学,十几年教育的终极目标,只是让学生在考试时出人头地,至于道德、品行、人格的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笔者也见过不少品学兼优的孩子,这是值得欣慰的,但“人前人后两个样”的孩子实在太多,做人没有人样,说话不像人话。

  最能形象地反映社会秩序的,就是交通状况。在中国的道路上,争先恐后、你争我抢、动辄怒目相视和破口大骂的现象随处可见。若要循规蹈矩做君子,你就会发现此路不通,甚至是死路一条。经常听到有人说,某某国家的人很笨,做事教条刻板,不会走捷径。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此,每个人都想走捷径,但很多捷径都通往歪门邪道。

  中国社会的法律、条规和守则几乎样样齐全,但一般都不认为这些规定是为自己而设的。自己不愿守规矩,同时也不相信别人会遵守。造假的事件如此之多,以至于已经见怪不怪。在很多时候,真假莫辨,真的也会被当成假的,当然假的被当成真的就更多。

   上梁不正下梁歪

  既然统计数据、文书、文凭、身份证都可以造假,那为什么馒头、奶粉、烟酒、猪肉就不可以造假?既然一些官员以权谋私、损公肥私而心中无愧,那为什么平头小百姓就不可以偷鸡摸狗?中国社会很多问题的病根就在这里,有权有势有影响力的人,特别是一些管理者,满口仁义道德,实则男盗女娼。他们的行为是最具破坏力、最有负面影响力的示范。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似乎不缺诚信。虽然这种诚信是通过高压政策建立起来的,但现在就连这种刻意制造出来的诚信都已经荡然无存。过去,人民有冤屈可以找政府,找政府不行就找法院,找法院不行再找媒体,媒体是人民最后的希望。但现在,很多人对媒体都不敢相信,因为有些媒体也在自愿或被迫地说假话,甚至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帮手。说真话的空间越来越逼仄,说假话的人反而通行无阻。难怪温家宝总理近日再次呼吁要说真话,要创造说真话的条件。

  有人寄望于经济发展,认为随着人们富裕起来,社会缺乏诚信的问题就会自动消解。但实际上,在当下中国社会,不少富人可能是最缺乏诚信的群体,不仅生财之道有问题,而且还可以凭借财富左右政府的决策。在本质上,这也并非都是富人的错,问题还是出在社会管理上。在缺乏公平正义的环境里,富人也随时有可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是,中国整体经济这些年发展得这么好,人民从中得到了很多实惠,但他们反而不相信政府,仇官心态四处蔓延。原因很简单,在很多时候,不讲信用的往往就是政府官员。政府官员背信弃义的现象越多,人民就越是感到失望和愤怒。其结果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互不信任,表面上看似和谐,实际上危机四伏。

  官民互不信任,会导致三种后果。一是社会缺乏凝聚力。大灾大难之时,人们会因同情心而团结在一起,但灾难过后一切恢复常态;二是拖慢社会健康演变的步伐。所谓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让社会的不同层面健康共生,但现在,中国社会好像病得不轻。为什么有人把刀刃指向小学和幼儿园的儿童?除了当中确实可能有精神病患者之外,我相信其他人都是因为冤屈无处申诉、寻求正义无门才走入极端;三是长期生活在缺乏诚信、相互怀疑的环境里,心灵会被扭曲。被扭曲的心灵越多,社会心态就不正常。而不正常的社会心态,会使一个社会变得低劣。

  改变这种现状的主要力量之一是媒体。如果媒体能说真话,那就可以鼓励大家多说真话。有机会、有权利说真话的社会,就是健康和谐的社会;第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应该有一个起到积极缓冲作用的独立社会团体,但目前这种力量依然太弱;第三是知识界必须有更多洁身自好之士,必须做社会清流的砥柱。但遗憾的是,中国知识界的气氛也令人不敢恭维,弄虚作假、浮躁气盛、不务正业之徒比比皆是。有人提倡用儒学来启化人们的心灵,这个主张当然是好的,但恐怕还会流于形式。很多人的口头上其实一直挂着“荣辱廉耻”几个字,只不过他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因此,要重建社会诚信,必须从每个人的日常行为中做起。无论身份、地位、财富和角色,所有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本分所在。做父母者要管好子女,为人师表者不辱其名,经济学家要为普罗大众着想,食品商不能图财害命,而当官者就不能沦为民脂民膏、贪赃枉法的乌合之众。当每个人都谨守本分的时候,中国社会才能井然有序,也才能成为一个有诚信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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