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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采要求历史为人生服务，历史要作为振奋人的行动的存在。他把过去分为三类：历史的、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 
　　 
　　“非历史的”就是像动物一样没有记忆，没有历史的重担，“它不知道伪装自己，不掩饰任何东西，在每一个时刻都完全表现为自己所是的东西”。这种遗忘并不是“背叛”，反而是必要的，就像“有机物不仅需要光明，却也需要黑暗”。尼采让我们假想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根本不具备遗忘力量，注定在任何地方都看到一种生成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不再相信他自己的存在，不再相信自己。”博尔赫斯给这个假想赋予了生命，“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就是这样一个能记住任何事物的人，比如“1882年4月30日黎明时南面朝霞的形状”。但正如艾柯在《别想摆脱书》里提到的，这样的博闻强记恰恰与文化背道而驰，有意识地过滤某些过量的冗余信息，才是生成历史的必要条件。就像一个人若想要听见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就必须把背景噪声过滤掉一样。 
　　 
　　而“超历史的人”，尼采说，“他们的眼睛是如何偶然地接受自己来观看并强制地要求每一个人来观看所凭借的形式的，之所以能够强制地要求，乃是因为他们的意识的强度格外的大。”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脚就是胡风那五个字——“时间开始了”。 
　　 
　　“历史的”本身分为三类：纪念式的、好古式的、批判式的。纪念式是对行动者和努力奋斗者而言，他们在当前的时代找不到志同道合者，于是便去历史里找自己的英雄，并且在历史中看到既然曾经的伟大事迹是可能的，那么现在对未来也有可能是伟大的。好古式是对保存者和尊敬者而言，他们尊重历史习俗，把自己和民族、国家的历史融为一体。批判式是对受难者与需要解放者而言，他们批判历史，是为了现在能生活，“为了能够生活，人必须拥有力量，并且运用力量去打碎和分解过去。”这三种历史学各有利弊，然而评判的标准则是要站在“非历史”和“超历史”的立场上。而答案又回到开头歌德的话，凡是对人生不能有振奋，为其提供创造力的历史学，都是让人厌恶，弊大于利的历史学。 
　　 
　　龙应台的《1949》提供的就是这样让人厌恶、恶心的娘炮历史学，充斥着虚弱、哀怨和炮灰史观。她用一种喋喋不休、鸡毛蒜皮的叙事，塞给你无数的历史细节；她认为一切牺牲都是可笑的，所有人都是历史的炮灰，只有个人故事才是“历史真实”，这看似是一种“人道主义”，实际上恰恰相反，这种媚俗的娘炮历史学，只是把历史变成了街谈巷议的八卦，变成了综艺节目上赚几滴眼泪的廉价故事会。这种关注细节，实际上是用冗余信息遮蔽了历史：确实每个家庭都有他的辛酸往事，但你能说得出这个家庭和另一个家庭究竟有什么不同？和五胡乱华衣冠南渡时的家庭又有什么不同？和一部小说里虚构出来的悲欢离合又有什么不同？她的这种“人道主义”，就好像贵党现在宣传的“有饭吃就是人权”一样，固然个人故事是历史的组成元素，有饭吃也确实是人权之基本，但事情的本质并不在此。 
　　 
　　真正的人道主义，需是“事件性”的，就像一场真正的爱情：我明知爱的结局可能是灾难性的，但仍是义无反顾地去爱，即便爱的结果是遍体鳞伤，你若问我这一切是否值得？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每一秒都值得，我已准备好再来一次。”我的全部本质即在于我全心投入“解放战争”这个事件，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件让“时间开始了”的事件。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是历史的炮灰，正如没有人是爱情的炮灰。在《论联合政府》的结尾，毛主席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这就是我所需要的革命的人道主义。


转自【S/Z (Heiterkeit) 评论: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http://book.douban.com/people/Dharmab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