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泰：蘭姐的標本簿審美主義

高爾泰：蘭姐的標本簿

審美主義

胡公壽

我的大姐高淑兰，是我们姐弟四个中最白的一个，也是最文雅、最灵秀、最爱幻想和最容易动感情的一个。有些诗词，她反复地念，有些歌，她唱着唱着就哭起来了。但是只要有可笑的事，比如我冲着她扮个鬼脸，她马上就会笑。父亲说，她的小楷，比我和二姐的都好，主要是有股子清气。她的缺点是怕苦怕累，重活脏活都干不漂亮，二姐不得不常常替她扫尾。她的胆子很小，不敢抓蚂蚱，不敢碰蚕宝宝，在外面看到蚕宝宝那样的胖虫，总要尖叫。她比我大九岁，每次穿过黑暗，总要拉八岁的我做伴。还有就是任性。有一次，赵士泓给她看他手抄的清诗，其中有一首郑板桥的诗：“说与里中新妇知，高堂姑舅鬓如丝。嗔时莫使娇痴性，不比在家做女儿。”她不喜欢，竟哗的一下把这一页撕掉了。赵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后来成了我的大姐夫，他们怎么好起来的，我不知道。

大姐一天到晚精神抖擞，什么都要过问，对什么都有浓厚的兴趣。晚上辨识星星，秋天看巧云、放风筝、放灯，都贼认真。特别是见了奇形异状的草叶、树叶、花，都要大惊小怪，都要采下来，夹在一个又厚又大的本本里并写上发现的地点和时间。根据常识课里的植物讲义，她把不同的叶子和花分为七大类：十字花科；毛茛科；石竹科；蔷薇科；豆科；芸香科；大蕺科。并取其第一字的近似音拼成一个句子，“石猫石象头云大”，她说这样好记住。她说，这不是弄着玩的，将来要写一本《江南植物志》。

不过她这个本子里，也不全是植物标本，还有许多剪纸图案。木刻印刷的门神灶君、京剧脸谱之类，五颜六色、花里胡哨掺杂其中，图样的下面也写着搜集的年月日地点，和一些简单的说明。如“坐帐花，中间是青蛙”。“五毒背心，中间是鸡公，吃五毒”。“月中桂，兔儿爷，捣药保平安”。“天官门神，黑脸尉迟恭，白脸秦叔宝”。……她最喜欢的是几张不同的《春牛图》，因为她是属牛的。她的这些图样，我后来在其他地方再没见过。

她很想拥有两个本子，但是没有可能。战争时期，又在山野荒村，纸张奇缺。她这个本本，是用整张草纸订的。草纸本是手纸，棋盘般大，土黄色，粗糙吸水，厚而易烂。小学生练书法费笔，我学画觉得很好，但是用来订书，那就很糟糕了。她是用芝麻皮加桃胶一张张粘起来的，书脊比书厚一倍。但是夹上标本以后，反而平了。光是撕麻皮这道工序，她就花了一天的时间，为了让她订这个本子，很久我们都没有用纸。

这个本子，她不许我自己动手翻看，我要看时，她就一页一页替我翻，翻得很慢，很小心，怕破。有时我不耐烦她太慢了，坚持要自己翻，她就会叫一声：妈！一听到这个声音，我就立即消失，免得麻烦。过后她会来找我，说：看不看？看我就替你翻。

后来她同赵士泓结婚，到山那边保城圩的赵士泓家去了。去时把这个本子，用布小心包好，带上了赵家抬来的花轿。赵家是老式大家庭，“高堂姑舅鬓如丝”的那种。大姐一过去就后悔了，不，她一上轿子就后悔了。坐轿子不舒服，她坚持要下来走。她平时爱爬山，这次要经过半山，她更愿意步行，一定不肯再坐。大家都坚持不许，赵士泓也过来力劝，说是“不作兴”，“没听说过”。大姐哭着撞打轿子，没用。不管轿子摇得多凶，还是吹吹打打抬过去了。那边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人出人进，乱得我头发晕。堂前十几桌人吃饭，劝酒劝菜，猜拳行令的声音震耳欲聋，我坐在二姐的旁边，问大姐在哪里，二姐说在“新娘子房”里。

我挤出中堂，去找大姐，乱哄哄老是摸错门。好不容易才找到“新娘子房”，房屋里却没有大姐。一群男孩挤在门边探头探脑朝房里望，房里有四五个女孩，围坐在新油过的地板上玩羊胫骨。家具都是新的，桌上有许多镜子和玻璃器皿，闪闪发光，一股桐油味，浓得就像在船舱里。雕花大床旁边，坐着一个主角戏子，戴着亮晶晶、颤巍巍，枝形吊灯一般结构复杂的珍珠帽，穿着大红绣花、满是亮晶晶饰物的锦缎长袍，坎肩上璎珞飘飘，背朝门低头坐着。我非常失望非常着急，不知再到哪里去找大姐，不觉自言自语地叫了一声“大姐”。

那戏子回过头来。我从摇摇晃晃叮当作响的饰物深处，发现了大姐的脸。脸上满是泪水，眼睛鼻子通红，显然一直在哭。我走过去，叫了一声“大姐”！大姐搂住我，哭出声音来了，说，“我要回家！”

这时，那几个女孩子都站了起来，瞪着惊奇的眼睛定定地盯着我们看；门外的男孩们更是来劲，看得张开了嘴。其中的一个回过头去，大声喊道，“快来看呀！”就像在动物园里围观的人们看到睡着的珍稀动物站起来走动时一样。我不好意思了，觉得不适当地扮演了可笑的角色，赶紧挣脱，扭头就跑出去了。在此后的一生中，我常常想起那个时刻，感到那时没有多陪大姐一会儿，和她说说话，反而丢下她跑掉，是不可宽恕的。

回家后，二姐常常带着我，还有阿狮，翻过大游山，到保城圩看望大姐。每次见了，大姐都要哭，都要说“我要回家”。阿狮也总是要围着她直转直摇尾巴，一次又一次直立起来扑到她身上。

父亲的学校里缺老师，父亲要她回来教书，给赵家说，可以有薪水。但是赵家不放，说家里缺人，忙不过来。祖母去世时，大姐回家奔丧，就住下来不肯走了，直到快要生孩子时才回去。回去生了个男孩，他爷爷赵仲翔给取了个名字，叫学贤。

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回到淳溪镇老家，大姐只好留在保城圩了。来往的路远了，见面的机会也少了。每年春节，她和姐夫都要带着学贤来拜年，住那么几天。学贤叫我“娘舅”，叫二姐和妹妹“姨娘”，中规中矩，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还带着书来，白天很少玩，呱啦呱啦念书，晚上给姐夫背书，姐夫拿着书，学贤背朝他，背着双手，叉开脚，一面高声背诵，一面两脚轮流起落，全身有节奏地左右摇晃。父亲说，这是过去私塾里的一套，非改不可。姐夫说没办法，回去爷爷要考。

四九年后搞土改，赵仲翔被定为地主，经过几次斗争，和老太婆先后去世。土地房屋被全部没收，家产荡然无存。抄家时，大姐一再要求把那个草纸标本簿留给她，未获准，被拿走了。她不听姐夫劝阻，一再找农会和工作组的人去要，后来竟然感动了一个什么人，还给她了。已经一塌糊涂，干枯的叶子破碎散落，拼都拼不起来了。她重新用布包好，放在了衣箱里面。分到一点地，两间草屋。草屋是一门三间，他们住两间，另一间留给了已分到地主瓦屋的原住户，以便饲养他分到的牛和羊。大姐是属牛的，姐夫和学贤都属羊，与牛羊同住，不知是巧合还是缘分。

他们在这屋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1989年我到了南京，和小雨一同去看望他们时，已经认不出他们了。很难相信这两个佝偻麻木、反应迟钝、目光浑浊的老人，就是当年活力四射、兴趣广泛的兰姐和英俊强健、生龙活虎的士泓。学贤已是中年汉子，还没找到老婆，读的书早已忘光，完全成了文盲。说到他时，两个老人都异口同声叫苦，说他食量太大，把家都吃空了。空是真的，家中除了两张竹床、锅灶水缸和些农具板凳以外，什么都没有。我看了直感到惊恐，无法想象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补丁重叠的蚊帐都是同一种陈旧的黑褐色，只有阁楼上的一堆稻草是新的，闪着黄澄澄的光，异常触目。那是烧饭用的燃料。隔壁畜栏里并无牲畜，但那浓重的畜粪尿的气息和腐草烂菜气息，却日夜盘踞在这小小的乌黑的空间。

他们说，三十多年了，早已习惯了。

我问到那个标本簿，大姐说，“文化大革命”那年，被抄家抄去烧了。说里面有许多封建迷信的东西，要他们交代放着想做什么，斗争了好几次。我问学贤为什么不学一门手艺，他们说学不会了，念书念呆了。

后来我到了海外，再也没见过他们。1995年初，在纽约上州一个湖边森林中的小木屋里，收到二姐从国内寄来的一封信，告诉我大姐去世了，享年六十九岁。给大姐夫寄了点儿钱去，他回信说，他已经四十多年没写过一个字，现在给我写信，连笔都不会拿了。

鷓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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