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顯惠：上海女人名家鑒賞

楊顯惠：上海女人

名家鑒賞

曹衛紅

  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漢的右派講給我聽的。他是湖北省人，高中畢業，1948年參加解放軍，解放後曾經加入志願軍入朝作戰。在朝鮮戰場他負了傷，三根肋骨被美國人的炸彈炸斷。回國治療後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說，後來因爲出身于大資本家家庭的緣故，組織部門調他到甘肅省公安廳，名義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省公安廳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區勞改分局，在生産科當一名生産幹事。1957年他被定爲右派，開除公職，送夾邊溝勞動教養。1960年12月以後，夾邊溝農場的右派全部釋放回原單位去了，他卻無“家”可歸，因爲他是被開除公職的右派。
  在勞改分局的招待所裏住了兩個月以後，領導終于想出辦法來了：你到安西縣的十工農場去吧，不算幹部，也不是勞改犯，去當個工人吧。他到了十工農場，廠領導又作難了：正式招工吧手續又不好辦；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後隻能以刑滿就業人員對待，每月發二十四元工資，在勞改隊種菜。種菜到1969年，因爲戰備的原因，十工農場的犯人遷移到甘肅中部的五大坪農場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隻好和其他幾個就業人員一起移交小宛農場。
  于是，他就成了我們十四連畜牧班的放牧員，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間房子裏。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對方了，他便陸陸續續對我講了許多夾邊溝農場的故事。今天我再給你講一段夾邊溝的故事，是一個女人的故事。她是個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說過，1960年國慶節前，夾邊溝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業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幾百名體質太弱什麽活也幹不了的，全都遷移到了高台縣明水鄉的一片荒灘上。省勞改局的計劃是從酒泉勞改分局管轄的十幾個勞改農場和勞教農場調人，在那片荒灘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農場，要開墾五十萬畝土地。因爲倉促上馬冬季臨近，其他農場的領導很賊，沒有按計劃調人，就夾邊溝農場的右派調過去了。大約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連山前的兩道山水溝裏。
  千百年來，從祁連山裏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灘上沖出了幾道深溝。山水溝蜿蜒兩公裏多長，南邊靠近祁連山的一端很淺，越往北越深，最深處有六七公尺，出了山水溝是一片泥沙沉積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由于沒有木材蓋房，我們住在自己動手挖的窯洞裏。窯洞大小不等，溝淺的地方，靠近南端，因爲崖坎矮，挖的窯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鑽進去，進去後坐着剛能仰起臉來。這樣的窯洞住一個人或者兩個人。我們組的窯洞挖在山水溝中端，很大；我們組最早是二十五個人，在夾邊溝死掉了三個，還有三個因瘦得走不動路留在夾邊溝了，剩下的十九個人加上其他組沒住處的兩個人，全住在這個窯洞裏。
  我們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業、崔毅、魏長海，還有晁崇文、鍾玉良、章……哎呀，叫章什麽來的，那是個西北師院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來了。對了，崔毅，崔毅這時候已經不在明水也不在夾邊溝了，他在兩個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畢業生，英文講得特好。這人四十年代就參加學潮，是地下黨，解放後是省委宣傳部的幹部。文大業是省衛生學校的副校長，原蘭州醫學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髒東西死掉的。對了，董堅毅也是那幾天死掉的，和文大業前後腳死掉的。

文大業的死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八月上旬的一天，他從自己的鋪上挪過來湊近我，說：“老李，我活不過一個星期了，我喝粉湯了。”我當時吓了一跳，問他：“真的嗎？”他說：“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說的粉湯就是用黃茅草籽煮的湯。黃茅草你知道嗎？你肯定知道，草灘上到處都長，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麽名字。它長的樣子就像駱駝草一樣，一蓬一蓬的，莖稈比駱駝草的莖稈還粗還高。它的莖是黃色的，葉片也帶點黃色，很好辨認。河西的農民都叫它黃茅草，有的叫黃茅柴，因爲農民們都拿他當燒柴，有的把它挖來埋在田埂上做風牆——擋風。黃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這我們原來不知道，是酒泉縣和高台縣的右派們說的，他們也是聽老人們說的：鬧饑荒的年頭，當地的農民們用它充饑。于是，右派們就跟他們學，拿着床單到草灘上鋪開，把黃茅草枝條壓下來敲打，把籽打下來；然後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單搖晃，叫風把皮兒刮走。不能吹，黃茅草籽太小太輕了，像罂粟籽那麽大小，一吹就連籽都吹跑了。籽兒收集回去再用鍋炒熟。炒的時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隻要爆一下就成。當然，那麽小的籽兒，你是聽不見爆聲的，要用眼睛看，籽兒在鍋裏自己動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後裝在小布袋裏，縫在衣裳裏邊，藏好。一定要藏好，幹部們要檢查的，那東西容易吃死人，幹部們不叫吃，檢查出來就沒收了。

黃茅草籽吃起來也麻煩，抓一撮放在飯盒裏煮，著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澱粉打的粉湯，與澱粉湯的不同之處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絲來。這時候還不能吃，要攪，一邊攪一邊吹，叫它快點涼下去。涼了的“粉湯”像一團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條狀，拉長的感覺就像是拉橡膠一樣，然後咬着吃。那東西是嚼不爛的，隻能咬成一塊一塊咽下去。這東西根本就沒有營養，但是也沒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腸胃填充一下，克服饑餓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觀音土一樣。這種東西能挺時間，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爲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洩不出來，需要吃别的野菜什麽的頂下來。這種東西千萬不能在粥狀的時候喝下去。在它還沒凝固成塊狀之前喝下去，它會把肚子裏的其他食物——樹葉子呀，幹菜呀，還有别的雜草籽呀——粘在一起，結成硬快堵在腸子裏形成梗阻。我估計，在夾邊溝和明水至少有幾十人因爲喝了這種“粉湯”而緻死。有些人是出于沒有經驗，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惡心，少喝一點可能沒有危險，實際是對“粉湯”的粘性估計不足。

  真是吓壞了，我當時就說他：“你不知道那東西不能喝嗎?”
  他回答：“餓得等不及了，還沒放涼就喝了幾口。”
我生氣地說：“幾口？就幾口嗎？”
  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說：“這可怎麽辦呀?”

他說：“要是有點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瀉藥，它可以把腸子裏的食物變成稀湯子排洩出來。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廠部衛生所，但是醫生把我罵了出來：“人家都拉肚子拉的要把腸子拉出來，你還要瀉藥，我到哪裏給你找瀉藥去!”

醫生說的話也對，農場鬧病的人大都是因爲吃了髒東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幾天就死掉。我沮喪地回到窯洞，跟文大業說：“你還想活不想活吧，想活我就給你掏!”

  還在夾邊溝的時候，我們就互相掏糞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勞動把我們的身體榨幹了，每天供應的十二兩原糧不能提供沉重勞動所需的熱量，爲了活命，我們把谷糠呀、樹葉和草籽呀，凡是我們認爲有營養的東西都填進肚子。這些東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們的腸胃早就沒有了油水，所以排洩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們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盡全力才能排洩出幾個糞蛋蛋。有人在罵人的時候說，你打嗝怎麽是草腥昧的！那意思是說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們那時候排洩出的東西就是和驢糞蛋一樣的草團子。經常的我們在茅坑上蹲半天，連個糞蛋蛋也排洩不出來，必須相互幫助，互相配合：一個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個人從後邊掏。我們大多數人都有一個專用工具，是用質地堅硬的紅柳枝條削成的木勺，狀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許多倍。沒有制備專用工具的人隻好用吃飯小勺的把兒掏了。
  文大業對我講的時候，事情已經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脹得圓鼓鼓的，但又排洩不出來。我馬上和他一起走到窯洞外邊去，他趴在一個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後邊進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長的時間，我也沒掏出一點東西來。文大業的肚腸裏吃下去了很多菜葉、草籽之類的代食品，“粉湯”把這些代食品黏結在一起，凝成了一個很堅硬的硬塊。硬塊的直徑超過了肛門的直徑許多，堵在肛門上，根本就無法掏出來。我試圖把這個硬塊捅碎，使之化整爲零，但也沒有成功。我的專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塊就移動，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業又痛苦難忍呻吟不止。最後的結果是我的專用工具把他的糞門搞得鮮血淋淋，一塌糊塗，硬塊安然如初。
  文大業的肚子脹得越來越大，五六天後就“脹”死了。我們把他的屍體用被子裹起來擡到窯洞外邊放着，下午，農場掩埋小組的人把他裝上馬車，拉到北邊的山水溝口埋掉了。我們窯洞裏，惟一不吃髒東西的是董堅毅。董堅毅是省人民醫院泌尿科醫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畢業于上海的哪個醫學院。還在夾邊溝的時候我就認識他，就是沒說過話，我和他不在一

個隊。1959年國慶節前夕，農場組織我們去酒泉看酒泉勞改分局搞的《建國十周年勞改成果展》在一家飯館吃飯，我們倆坐在了一起。夾邊溝的右派分子們大都身上帶着一些錢和糧票的。這是他們當初從家裏帶來的，因爲勞教農場不許加餐，就總也花不出去。隻要遇到外出，見到飯館，就決不會放過吃一頓的機會的。可惜那時的飯館裏賣飯也是定量，隻賣半斤小米飯或者兩個饅頭。有的人爲了多吃一份，隻要時間來得及，吃了一家飯館再鑽進另一家飯館。

那天在飯館吃飯，我們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說了說話，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設的熱潮中自己要求來蘭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醫院當主治醫師，來蘭州後在省人民醫院做泌尿科主任。他愛人也是上海一家醫院的醫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沒跟他來。他還說：“他愛人是獨生女，嶽父嶽母堅決反對她離開上海，否則也就來了。”

  董堅毅三十四五歲的樣子。那次在飯館吃飯，他的文雅書生的樣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記得從飯館出來，右派們排隊集合回夾邊溝的路上，我跟别人說過，董堅毅活不長了，看他吃飯時細嚼慢咽像是吃什麽都不香的樣子，就活不長。旁邊有人說，你可是說對了，那人吃東西講究得很。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麽能填肚子就吃什麽，他嫌髒，說不衛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應的那點東西。後來有一段時間，我沒再看見他，便以爲他死掉了。誰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現了，并和我住在同一個窯洞裏。
  見面時我還問了一句：“老董，你沒死掉呀？”
  他笑了一下說：“你怎麽這樣說話呀?”
  我說：“你不是吃東西很講究嗎？好長時間不見，我以爲你死掉了。”
  他告訴我，因爲肝硬化，他到場部醫務所住院三個月。到了明水，董堅毅還是不吃髒東西。在夾邊溝的時候，因爲勞動太過沉重，又吃不飽，——人們每月吃十八斤原糧——就有少數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糧食定量進一步降爲每天小兩七兩，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頓菜團和一頓菜糊糊，營養極度短缺，大批死亡就開始了。爲了減輕死亡，農場領導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們的勞動，準許在上班時間去草灘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饑，或者在窯洞裏睡覺。那一段時間我們把山水溝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絕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樹和榆樹上的樹葉都吃光了。可是董堅毅不吃那些東西，每天吃過了食堂配給的菜團子和菜糊糊以後，就在鋪上躺着挨日子。
  我曾經勸過他：“别那麽斯文啦，能弄到什麽就吃什麽吧，活命要緊。”
  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東西嗎?”

實際上，他之所以沒有餓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勞。自從他定爲右派到了夾邊溝，他女人三兩個月就來一次，看望他，并且捎來許多餅幹、奶粉、葡萄糖粉之類的食品和營養品。但是，到了明水才一個多月，他的身體就不可逆轉的衰弱了，身上幹得一點兒肉都沒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兩個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軟得走不動路了，每天兩次去食堂打飯的路上，他搖搖晃晃地走着，一陣風就能刮倒的樣子。在窯洞裏要想喝點水，就跪着挪過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窩裏默默無語，眼睛好久都不睜開。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窯洞門口的地方煮從田野上挖來的辣辣根，——這是一種多年生根類植物，最粗的能長到筷子粗細，煮熟後有一點甜味——董堅毅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爲他想要吃點辣辣根，便用筷子搛了幾根給他。
  他卻推開了，說：“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
  我問什麽事，他說：“我認爲你是能活着回到蘭州去，這是沒問題的。”
  我說：“你怎麽認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沒看見嗎？我的臉腫得眼睛都睜不開了，腿也腫得穿不上鞋了。說真的，到了11月，幾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給你講過的魏長海。每天晚上人睡的時候，誰都不知道轉天早晨還能不能醒來，因爲每過三兩天就有一個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沒有呻吟，沒有呼喚，一點痛苦的掙紮都沒有，就靜靜死去了。什麽，你說人們爲什麽不逃跑嗎？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嗎？後來鍾毓良和魏長海也跑了。民勤縣供銷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來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總歸是個别的，是少數人。絕大多數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說過了嗎，主要是對領導抱有幻想，認爲自己當右派是整錯了，組織會很快給自己糾正，平反。再說，總覺得勞教是組織在考驗我們，看我們對黨忠誠不忠誠，如果逃跑不就對黨不忠了嗎？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嗎？就怕一失足鑄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我說我的身體也不行了，怕熬不出去了。”
但董堅毅說：“老李，你肯定能活着出去，你是個有辦法的人。”
  我驚了一下說：“我有什麽辦法?”
  他說：“有人給你送吃的，我知道。有過兩次了，孔隊長夜裏叫你出去，你回來後就在被窩裏吃東西。我夜裏睡不着覺，都聽見了。”
  我不好再說什麽了，他的話說得對，他窺探到了我生活中一件極端秘密的事情。還在1959年的時候，夾邊溝和新添屯就開始死人了，人們都寫信叫家人寄餅幹寄炒面，而我也開始考慮如何不被餓死的問題了。考慮來考慮去，我決定讨好孔隊長。孔隊長是從甘谷磚瓦廠調來的幹部，官不大，是夾邊溝基建隊的副隊長，可是他經常跟着馬車去酒泉，給農場拉生産資料和生活用品，還從酒泉郵局取回右派們的郵包。我當時想，這個人對我有用，一定要搞好關系，所以有一天我從他那裏取省公安廳一位朋友給我寄來的包裹，看包裹裏沒有吃的，隻有一團棉線和一塊藍條絨，我就全都給他了。我對他說：“孔隊長，這些東西我拿着沒用，你拿去給你愛人做件衣裳吧。”
  孔隊長是甘谷縣人，甘谷縣新生磚瓦場撤銷後，他調到夾邊溝來了，但他女人沒調過來，他女人比他小幾歲，二十二三歲的樣子。女人是農村婦女，從甘谷縣來夾邊溝看過他，我看見過。他接下了我的東西，像是有點不好意思，跟我說了幾句同情的話：“這是你家裏人寄來的包裹嗎？你家裏人怎麽不給你寄些吃的來，你現在最缺的是吃的東西。”
  我順着他的話往下說：“孔隊長，你說得太對了，你真能體諒人。我現在就是缺吃的，可是我是個單身漢，沒有對象，父母又年老多病，我不願叫他們知道我犯了錯誤在這裏勞動改造，這樣一來就沒有人給我寄吃的了。”
  看起來我的話起了作用，他說：“沒人寄吃的可是個問題，你的日子不好過呀，可你要是有錢也行呀。”
  我聽出來一點門道了，又說：“有錢能有什麽用處，咱們農場裏什麽也買不上，拿錢拿糧票也不賣饅頭，還得餓肚子。”
  他說：“嗳暧，哪能一棵樹上吊死，場裏不賣，不會到酒泉去買嗎？酒泉的黑市上什麽都有。”
  我說：“黑市上有也沒用呀，我們這種人出不去……。”
  說到這裏我就停住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再往下說，結果他卻直截了當地說：“咳，那有啥難嘛，我三天兩頭去酒泉，你要是買啥東西就說一聲，我給你捎回來不就中了嗎!”
  他的話正中我的下懷，我立即就對他說：“要是這樣，就太感謝你了。隻是我還有個困難，你要是能幫助我解決就更好了。”
  他說：“你說你說，你有啥難事就說。”
  于是我告訴他，我來夾邊溝農場第一天，報到登記的時候，身上帶着的一千元錢和三百元公債券都交給财務科的人保管了，現在取不出來。你能不能想辦法替我取出來。
  他回答：“這有啥難，明天我就去給你取出來。”
  他說話算話，第二天傍晚就把我叫到副業隊的辦公室，說錢取出來了。問他怎麽取的，他說他告訴财務科的人，我家的老人病了，我要給老人寄錢治病，财務科叫他代我簽了個字，就把錢和公債券都給他了。我接過錢和公債之後，立即把三百元公債券給了他，我說：“我要的是現金，公債券給你吧，到期後你取出來補貼家用吧。”
  他很高興。他一個月的工資三四十元，三百元對他可是個大數。趁着他高興，我又抽出二十元錢給他，請他去酒泉時替我捎點吃的回來。兩天後的一個夜晚，我已經睡覺了，聽見孔隊長的聲音喊我，叫我出去一下。我走出去，跟他走到山牆那邊，他交給我一個紙包。他說是兩塊燒餅，并囑咐我不要叫人知道。此後，每過一個星期，我叫孔隊長帶一次燒餅，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了。

當然，有這兩塊燒餅和沒這兩塊燒餅是大不一樣的。雖然燒餅都不大，每塊隻有半斤重，但是對于我極端虛弱的身體，是不可缺少的補充，使我苟延殘喘至今。隻是近來我手頭的這筆錢已經所剩無幾了，而身體健康狀況更加糟糕，我内心裏極爲恐慌。見我無語，董堅毅又說：“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應不答應?”

我說：“你說吧。”

他說：“我愛人要來看我了，但是，我的情況可能是等不到她來。”
我很是驚駭，說他：“你怎麽這樣想?不是好好的嗎!”

他搖着頭說，你聽我說，我把話說完：“近來幾天，我坐着坐着，大腦就突然變成空白，意識消失了，眼前的東西都沒有了。這不是好現象。”

我說：“你不要胡思亂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搖頭：“老李，你不要說了，瞌睡和暈眩我還是分得開的。我沒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覺，我都睡不着，坐一會兒就瞌睡到那個樣子?暈眩，那是暈眩，已經出現好幾次了。這是預兆……”

我說：“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說：“老李，我是認真和你談這件事的，你聽我說。我前幾天就接到我愛人的信了，她說最近要來看我，我也給她寫了回信，說近日農場要調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來就快來吧。我還告訴他，如果她來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詢問我的情況。”
我驚叫起來：“老董，你怎麽這樣?”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訴你的，想再等幾天，可能還能見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暈眩又出現了，不能等了，我把這事告訴你。”

我說：“胡思亂想，你這是胡思亂想，你想老婆想瘋了，神經錯亂。”

他仍然苦笑，然後說：“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簡單，其實很簡單，但你一定要辦。當然了，如果她來了，我還活着，就不麻煩你了。如果我這兩天就死了，我愛人還沒來，求你把我卷起來，就用我的被子卷起來，把我放在裏邊一點的地方，就是那兒。”
我們的窯洞本來就挖得很大，近來又擡出去了幾個人，所以靠着最裏邊的黑暗處已經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當。他指了指那片空當又說：“你們把我放幾天，等我愛人來了，把我的情況告訴她，叫她把我的屍體運回上海去。”

  他說了求我的事，然後用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問我答應不答應。我沒吭聲，我的心當時抽緊了，不知說什麽好。靜了一下，他又說：“求求你，求你幫我這次忙。我不願意把自己埋在這裏。老李，當初呀，我愛人，我的父母，還有嶽父嶽母，都勸我不要來大西北，我沒聽他們的話，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設，來了大西北。我真後悔，後悔沒聽他們的話。”
  那天董堅毅說了很多話，并且最後還說：“在窯洞裏放上三幾天，如果他愛人還沒有來，就把他擡出去埋了。否則會發臭的，太髒。”
  三天後董堅毅死去。我們窯洞死去的幾個人都是在睡夢中死去的，睡着後再也沒醒過來。董堅毅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後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圍着被子坐在地鋪上和我說話，說他女人快到了，看來用不着我爲他料理後事了。他正說着話，頭往膝蓋上一垂就死了。這樣的死亡方式我在電影裏看到過，我總認爲那是藝術的誇張，但自從董堅毅死後，我相信了，藝術是真實的。遵照死者的囑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鴨絨被和一條毯子裹起來，塞到窯洞的角落裏，等他女人來收屍。誰知事情就那麽怪。往常，各個窯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門口，由農場組織的掩埋小組拉走埋掉，但董堅毅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卻遇上農場的劉場長親自帶着人清理死屍。他大聲吆喝着叫人走進窯洞檢查，結果把董堅毅搜出來拖出去，拉到山水溝口的崖根處埋掉了。爲了對董堅毅的女人有個交待，我跟着掩埋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過了一天，我們就明白劉場長親自帶人清理屍體的原因了。這天中午，山水溝裏突然來了幾位不速之客，他們大都穿着軍大衣，但又不是軍人，其中還有兩位女同志。他們一間挨一問進了幾間窯洞和地窩子，和右派們說話，問他們從那個單位來的，多長時間了，犯的什麽錯誤，每天吃多少糧食。他們走後不久，就有消息傳開來：中央的一個工作組來過了，是由中央監察部的一位副部長挂帥的，調查夾邊溝的情況。傳聞還說某某右派認識那位副部長，兩個人還說了話。副部長是位女同志。這個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們都以爲中央來解決夾邊溝的問題了，右派們要離開明水要回家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還是在夾邊溝的時候——就有消息說，夾邊溝餓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決夾邊溝的問題。過了幾天，看不見什麽動靜，人們的心又涼了下來。
  夾邊溝的右派們回家，是1961年1月份的事情，還真與那位副部長的到來有關，但是我們還是回到董堅毅的故事上來吧。大約是董堅毅死後五六天的一個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她是從高台火車站下火車，東打聽西打聽來到明水鄉的山水溝的。她問董堅毅住在哪兒，有人把她支到了我們的窯洞。我的鋪靠近門口，我首先聽見有人喊董堅毅。這聲音是陌生的，似乎是個女人。我就問了一聲：“誰找董堅毅？”
“我，是我找董堅毅。”
  蓦地一驚，我明白她是誰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時間竟然忘了窯洞的高度，頭撞在洞頂的硬土上。但我顧不得疼痛，低聲對窯洞裏的右派們喊了一聲老董的愛人來了，然後才對洞口說：“哦，哦，你是……進來吧。”

  窯洞裏像是刮起一陣旋風，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片亂紛紛的塞率聲中，洞口的革簾子被人掀開了，一個女人從台階上爬上來，進了窯洞。她的頭也在頂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臉看我，躬着腰說：“我是從上海來的，叫顧曉雲。我是來看董堅毅的，他是住這兒嗎?”
  “是，是，住這兒，住這兒，可這陣……”說實在話，這些天我就沒想過她來了怎麽和她說話。我原本以爲董堅毅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農場發出的死亡通知單了，可能不來了。現在她突然闖了來，搞得我一陣慌亂。
  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張來了，臉上顯出詫異的神情說：“怎麽，他不在呀?”
  我沒回答，隻是模棱兩可地點了點頭，便扭臉看了看我的夥伴們，想從他們那兒得到一點靈感。可他們靜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說話。我更慌張了，對她說：“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說。你是董堅毅的愛人嗎?”

  她說：“是，是，我是董堅毅的愛人。”但她沒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覺到了氣氛的異常，便把詢問的目光投在我的臉上，說：“你是叫李文漢嗎？”
  我說：“對，對，我叫李文漢。”
  她又說：“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說了，他要是不在明水鄉的話，叫我找李文漢——就是你呀?”
  我哦哦地應着，她繼續說：“我接老董的信，說他可能要調個地方，叫我能來就來一趟。我想，前幾次來看他都是去夾邊溝，明水這邊還沒來過，我就來一趟吧。要是調到一個新地方，安定下來，我再來，時間就太長了。李大哥，老董是調走了嗎?”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胡裏八塗地應着，躲開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鋪腳，說：“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
  我的鋪很髒，但我拍打和收拾鋪蓋不是爲了幹淨，而是想利用這個時間來思考怎麽告訴她關于董堅毅的事。她坐下了。她的手裏提着個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書包，她放下書包，然後抹下頭上的綠色綢緞方巾，仰起臉來看我。這是個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額，凹陷的眼睛，很秀氣的臉，尖下巴。董堅毅跟我說過，她已經三十歲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歲的樣子。真不忍心告訴她董堅毅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後給她倒水。我的鋪前有個熱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來晃晃卻是空的。我便說：“你先坐一下，我去找點開水。”
  我原想以打開水爲借口走出去，這樣我就有充分的時間思考怎麽和她說話；可是她說：“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們說說話。老董幹什麽去了，幾點鍾能回來?”
  我隻好對其他人說，喂，你們誰有開水，給顧大姐倒一點！右派們大都有各自的熱水瓶，放在自己的鋪跟前。我從一個右派的熱水瓶裏倒了開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鋪旁的皮箱上，然後說：“顧同志，我叫你大姐對吧？老董跟我說過你三十歲了，比我要大幾歲，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
  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認，但有點難爲情的樣子。然後說：“小李大哥，這老董去哪兒啦，你知道嗎?”
  我說：“顧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詳細跟你談談，可是你聽了我的話可不能太傷心。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這段時間裏，我在心裏作出決定，要告訴她實情，瞞是不行的。隻是這樣的談話對她來說太殘酷了，我于心不忍。爲了掩蓋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臉朝着洞裏的其他人說：“對嗎，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晁，你說是不是？”
  但是誰也沒回答我，他們靜靜地坐着，斂氣收聲望着那個女人。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來，可是她一動不動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是她沒聽清我的話呢，還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說了一遍：“顧大姐，你明白我的話嗎?——老董去世已經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聲哭起來。其實，她聽懂我的話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來的悲痛。在抑制無效的情況下才哭出聲來。

這是那種發自胸腔深處的哭聲。她的第一聲哭就像是噴出來的，一下就震動了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個花格子書包上嗚嗚地哭個不停，淚水從她的指縫裏流下來。她的哭聲太慘啦，我的心已經硬如石頭了——你想呀，看着夥伴們一個一個的死去，我的心已經麻木了，不知什麽叫悲傷了——可她的哭聲把我的心哭軟了，我的眼睛流淚了。确實，她的哭聲太感人了。你想呀，一個女人，在近三年的時間裏，每過三兩個月來看一趟勞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爲的是什麽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間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團圓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嗎？再說，那時候從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縣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現在從上海坐去烏魯木齊的快車兩天兩夜就到高台！可那時候，鐵路才修到哈密，這條線上連個普通快車都沒有，隻有慢車，像老牛拉破車一樣。她從上海出來，還要轉幾次車，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個女人，就是這樣風塵仆仆數千裏奔夫而來，可是丈夫沒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嗎？能不哭嗎？我落淚了，的确我落淚了。我們窯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見他們也都在悄悄地垂淚。我們确實被那個女人的哭聲感動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會兒，把最初的悲痛、艱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後，勸她：“顧大姐，不要哭了，你要節哀，可不能把身體哭壞了。你還要回上海呀。”我這樣勸一點兒作用也沒有，她還是号啕大哭。後來我說：“顧大姐，我想跟你說說老董的情況，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過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訴你。”她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坐起來，打嗝一樣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堅毅去世前後的事講了一遍。我重點突出地講了董堅毅死亡的過程，告訴她董堅毅死時沒有痛苦，他是在和我們說話的時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們把他皮箱裏一套新呢子制服給他穿起來，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墳地埋葬了。董堅毅說的不願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屍體運回去的話，我隐瞞了。我隻是告訴她，老董死後，他的遺物被農場管教科拿走了。

“你要是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場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們以後可能把貴重的東西從郵局寄給你，其他的就當破爛扔了。”她又痛哭起來，哭着說，人都見不着了，要那些東西幹什麽？她又哭了，很長時間，然後才止住哭，拿過花格子書包打開，掏出好幾個紙袋子，打開攤在鋪上。
然後她說：“小李大哥，這兩件襯衣是我在上海買的，給老董買的。老董走了，也就沒人穿了，你就留着做個紀念。”說着話，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說：“這裏還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織的，一針一針織出來的，我就拿回去了。”

然後她指着那些食品——餅幹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門：“這些吃的東西，你們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個右派的親人來探望，身邊總是圍着一幫人，期望能得到一塊餅幹，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煙，但是這天的情況竟然這樣令人難以置信：人們都坐在自己的鋪上不動，顯出很文明的樣子。有人還以高貴文雅的口氣說：“不吃，我不愛吃甜食。”
  經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說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嗎？”
  那女人說：“我能吃多少，有幾塊餅幹就行。我在火車上還可以買盒飯，你們可是沒地方去買。”

“你說得對，那我可就不客氣了。”那個說話的人站起來，彎着腰走過來，拿了兩塊餅幹放進嘴裏。不知什麽原因，他嚼了幾下就咳嗽起來。有人笑了一下，說：“小心，小心嗆死。”他咳得眼淚都流出來了，但還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淚說：“嗆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顧大姐打官司吧。”人們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笑聲中，人們才走過來拿吃的，走不動的人跪着挪過來，把他們髒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聲喊：“喂，你們客氣點，給顧大姐留下一包餅幹路上吃。”但最後我的鋪上隻剩下一些細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對我說：“叫他們吃吧，叫他們吃吧，我在火車上買盒飯吃就行。”

  我覺得這幫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搶吃搶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觀了，抱歉地對她說：“顧大姐，你不要見怪，我們這些人真是餓極了，臉都不要了。”
  她歎息着說：“不怪大家……”
  人們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鋪上去了，有的人手裏還捧着多維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這時那女人又說：“諸位大哥和兄弟，你們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時候，你們對他的幫助，我非常感激，隻是有一件事還要請你們幫我做一下……”
  她說到這裏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靜下來看她，等她往下說，有的人還催促：“說吧，有什麽事你就說吧。”
  她才又接着說：“我這次來看老董，根本就沒想到他會不在了，連個面也沒見到。所以我想呀，請你們帶我到墳上去看看，幫我把他的墳挖開，叫我看他一眼，然後我要把他運回老家去。請你們幫我這個忙。”
  立即就有人說：“行呀，這有什麽難，埋得又不深，不費事就能挖出來。”
  但我卻吓了一跳，忙說：“顧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墳可是不能動。”

她驚訝地說：“爲什麽?”

我說：“你想想呀，才埋進土裏七八天，肉體開始腐敗了，但又很完整，那個樣子你挖出來怎麽運回去，火車上叫你運嗎?”

她愣住了。

我又說：“不行，你可别打這主意。遷墳可不是運個死狗死豬那麽簡單的事。”

她說：“那可怎麽辦?”

我說：“你要是真想遷墳，就過幾年再來，到那時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帶走了。”

她不說話了，在思考，良久才說：“沒辦法嗎，真沒别的辦法嗎？那就隻能按你說的辦了，我就過兩年再來，趕在三周年之際遷墳。”
我說：“三周年也不行，肉體在地下腐敗的過程很慢，三周年時問恐怕太短。”接着我又以随便但卻認真的口氣說她：“你着什麽急呀，反正這一次帶不走，你就多過幾年再來呗。人都說人土爲安，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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