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认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博古通今的毛泽东肯定是很懂王安石的，据说毛氏似乎很赏爱王氏的“三不足”精神。

    梁启超先生在他于1908年所撰的《王安石传》中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王安石）庶足以当之矣。”他认为王安石是中国“以不世出之杰”!

    “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的邓广铭先生曾经四写王安石，他在最后一写中评价王安石是”北宋政治改革家“。

    若作如是观，王安石应该是可以从当年北宋社会精英们的围攻和诋毁中活过来了，自然也应该理所当然地活在当今社会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心中！

             （二）境界

    列宁和毛泽东是革命者，王安石是改革者，梁启超先生似乎只是一位社会改良者。传统理论认为这三者之间是有质的区别的，他们至少应分属三重不同境界。

    然而作为社会改良者的梁启超先生对改革家王安石是十分崇敬的，二者可谓千古知音！

    读梁的书，深切感受到他正在义愤填膺、痛心疾首、涕泗横流、拍案而起！他的《王安石传》与其说是传记，孰若说是为王安石辩诬的论文或诉状，又或是对司马氏、三苏、二程，特别是后起的邵伯温、朱熹等宿儒的声讨檄文。

    我原来一直觉得苏子是十分可爱的，他“一生凡九迁”，却总能吟啸徐行。奋开一代豪放词风，挥洒“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沉吟“十年生死两茫茫”；祷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纵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漫赏“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还有苏堤柔柳，岭南书斋。但读了梁的书以后，十分不解，苏子等社会精英为什么就不能和改革的王安石成为知己好友而共同作为有宋一代呢？他们应该是一根藤上的瓜啊！后来想来想去，觉得除了阶级及阶层利益因素之外，他们还是抱负情趣有别，思想境界不在一个频道上。王安石同苏子等比起来，他们在文学界虽同列唐宋八大家，但在政治上荆公似乎更革命一点！然而中国历来稀缺荆公类人物而不乏苏子类人物也！惜哉！惜哉！

             （三）清醒

    王安石——不世出之杰！首先杰在清醒！

    宋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这时北宋的事业已传到了仁宗赵祯手里，享国近百年了。当时满朝文武几乎翕翕然一派歌舞升平，君臣上下庶几翛翛然共享繁华盛世，社会风气奢靡豪华。据稍后的《东京梦华录》载：当时的东京“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此时能窥见北宋隐忧者简直廖若星辰。

    然而王安石就是这稀疏的星辰中最耀眼的一颗。

    他宦初一直在基层摸爬滚打，深刻了解社会民众的苦痛急难。他利用回京述职的机会，给仁宗提交了一份近万言的调查报告，指陈北宋王朝正面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同时提出了他一揽子的改革弊政的政术思想。

    当时的北宋王朝表面繁荣，实质上社会矛盾重重。最主要的是社会贫富悬殊，豪强兼并日烈，国家武备松弛。北方的契丹女贞和西夏党项不断地侵边掠民，十分猖獗。北宋王朝无力抗御，只好一味地输币纳贡，卑媚求和。面对这种种的内忧外患，王安石强调要革故鼎新，首在严明法度。王安石所说的法度，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治国理政的目标道路、法律制度、方针政策，还有在它背后起指导作用的思想文化传统（其中主要是对官员的培养教育）。

    这是十分难得的！居安思危，安不忘亡，忧患萦怀，常思振作！这需要几多清醒！几多励志！在当时能够看出北宋王朝问题的，在王安石之前，约只有欧阳修、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他们主要是认为北宋干部队伍的执政能力和执政作风太差，建议废除世袭荐举、恩荫得官制度。苏轼也有所建言。但他们的见地远不及王安石的全面系统而深刻。好皇帝宋仁宗接到王安石泣血泣泪的万言书，竞也麻木不仁，不置可否。用时下的网络语言来形容，顶多不过就是“朕知道了！”仅此而已，衰也不衰！巍巍大宋，竟只有王安石一个人在路上孤独前行。所以我觉得对王安石的“空间”应该好好地踩一踩，顶一顶，赞一赞！从而知道我们中国原来也有这么一位不世出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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