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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者：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才华横溢、气势磅礴，极富于想象和浪漫主义。同时，他又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这两种看来似乎相反的特点，是怎样融合在一起的?两者之间是否有时候也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林克：毛泽东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他最显著的特点，是潇洒、豪迈、浪漫和富于想象。同时，他又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这两者既矛盾又统一，或者说是矛盾的统一体。浪漫的丰富想象力和现实主义的实践活动紧密的结合，这正是毛泽东之成为毛泽东的独特之处。

　　毛泽东自幼就受到湘楚文化的薰陶，而湘楚文化就蕴含着浪漫主义和务实精神两方面的特色。他一生对《楚辞》的钟爱就反映了他那思接千载的浪漫主义气质。屈原是中国最早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楚辞》是以屈原的著作为主，集中展现了湘楚巫史——神话文化。屈原所处的时代，正是从巫史文化向历史理性文化过渡的时候。他的代表作《九歌》、《天问》、《离骚》反映了从远古神话向理性文化转变的各个阶段。《离骚》是先秦时期保留远古神奇瑰丽的神话最多的名著。他的作品在原始的神话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那自由无羁的情感和想象：龙凤图腾、美人香草、百香芝兰、菱荷芙蓉、湘君山鬼、流沙毒水，既生动鲜明又扑朔迷离。同时，这位博大沉雄的诗人，又饱含忧患意识、爱国精神和历史责任感，探索真理，批判时弊。所以，可以说，屈原的作品，形式是浪漫的、神化的，而思想却是历史的、现实的。

　　毛泽东从早年到晚年特别喜爱读《楚辞》中屈原的作品。这大概是因为屈原的作品昭示人们，在充满了神话幻想的自然界里，主人公始终是一个怀着强烈忧国忧民意识、上天入地追求真理的形象;是因为屈原对巫史文化和神话传说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对现存秩序和思想规范提出怀疑，向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1951年7月，毛泽东就说过，《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读的价值。1957年，他请人找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的作品，收集了五十余种给他读。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让我编了一本有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目经他审定，他亲自加了《关于楚辞及楚辞研究六十九家目录》这样一个标题，印发给与会代表。至今我仍然珍藏着这份目录。无论外出或在中南海，他身边总离不了《楚辞》及有关作品。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曾谈到：《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这些都表明毛泽东侧重从理性的角度来评价屈原的著作的价值。毛泽东尤爱读《离骚》，大概是《离骚》借用神话，表示了对楚国现实政治乃至君王的批判，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构想和追求。1958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陆定一撰写)时，曾写了一段话，特意把“屈原批判君恶”，同荀子的人定胜天，……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等列在一起，看作是中国教育史、思想史上具有进步的人民性的代表。这表明了毛泽东对屈原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创作的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的高度赞赏。访问者：据说湘楚学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务实，这对于自幼生长在湘楚大地，并受湘楚学风薰陶的毛泽东有何影响?

　　林克：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而湘学尤甚。这种学风，早可追溯到王夫之，他主张“趋时而更新”“、因时而变法”，其经世致用之风，对社会影响极大。从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到谭嗣同、杨度、黄兴、蔡锷，以及杨昌济，这种湘学学风的崇实精神，绵延不断，而毛泽东可以说是这一学风的直接继承者。正如人们所说，湘学以“禹墨为本，周孔为用”，崇尚艰辛勤劳，提倡独智大醒，贵“ 诚”而蔑“ 浮”，重视现实，不图虚名。大概这种务实求简、济世忧国的文化传统，使湖南人才辈出，大多集学问与政治于一身。毛泽东青年时也深受湘学学风影响，非常推崇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曾国藩的“实学”精神。他在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认为：支持社会变革的人们，应有“内省之明”和“外观之识”。依此观之，他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即曾国藩，文正是清朝加给曾国藩的谥号)”。毛泽东的课堂笔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涤生(即曾国藩)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湘学务实精神对毛泽东的求实思想性格的形成是颇有影响的。

　　作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和开创历史新纪元的革命实践家，求实是毛泽东最突出的品质。他重视理论，但是更为重视实践。他从不把理论当做僵死的教条，而是作为推动和指导实践的指南。他那丰富多彩的浪漫主义理想，总是和热烈而现实的实践活动密切结合在一起。理论和实践总是为了实现他那明确的改造中国的宏大目标和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湘楚文化的薰陶和革命斗争的实践，培育了他那具有鲜明个性和非凡魅力的求实精神和浪漫情怀。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力求把他的抱负和理想付诸实践。他在《讲堂录》中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为了使理想成为现实，他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变化民质，身心并完。他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为了改造国家与社会，强调必须从改造自我做起，不但要实现“今日之我与昨天之我挑战”，而且要实行“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

　　访问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对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什么影响?这两种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在毛泽东身上有无表现?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的理论和实践有什么独特的特色?

　　林克：我以为不同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对毛泽东的世界观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这同他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也是密切相关的。在青年时期，中国先秦时期湘楚文化、宋明理学对他有明显的影响。湘楚文化赋予他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和向旧的传统秩序挑战的精神。他把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明清以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实学与西方近代的唯物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为他以后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创造了条件。他把理学传统同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相融合，对形成他改造世界观的基本思想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影响他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因素，应该说是他青少年时期对中国农村的深入调查了解和他在“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的影响下所参与的各种社会政治活动的实践，其中包括他步行千里在湖南五个县的社会调查，他建立新村的实验，工读主义以及办工人夜校等，他在20年代初参与工人运动的实践。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思想是比较驳杂的。正如他后来自己说的：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但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毛泽东的反帝爱国思想是他从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这种民族感情使他在对中西文化的评价选择上更加审慎。他既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又注意到西方文化中的消极影响。1920年12月，他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明确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又说，他不同意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德谟克拉西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主义“理论上说的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毛泽东接受和确立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和战斗性的马克思主义是比较容易的，而如何把它有效地运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具体实际，则需要艰巨、更富创造性的实践。

　　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旧中国的实际中，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发生矛盾与冲突。譬如，同中国传统文化救世思潮的矛盾与冲突，突出地表现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对“中体西用”保守的改良主义的主张集中地批判。他认为它是一种“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他认为，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冲突和中国的失败，其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毛泽东青年时期提出的“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和后来提出的“洋为中用”的主张，体现了他吸收西方文化的基本思想和同全盘西化论者的分歧和冲突。同托陈派思想的分歧和冲突主要表现为在中国革命的性质、步骤和任务等问题上的冲突。托陈派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在中国已经完成，中国共产党应放弃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转而进行合法斗争、议会斗争。”1930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前敌委员会)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机会主义反对派陈独秀们说中国农村已经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只是残余的残余，他们的结论要放弃民权革命，取消对地主的斗争。”以上三种思潮(“ 西化”“、守旧”或“ 取消”)有一个共同点，即在理论上抵制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张，在实践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造方针。30年代到4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同“左”倾教条主义的矛盾和冲突，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具体结论，同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如何结合的问题。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王明表示反对。此后，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实际上是一场批判党内“洋八股”——全盘西化论，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认识运动。通过延安整风，全党才从认识上真正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和如何结合的问题。

　　访问者：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思想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林克：我个人的体会，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实践性，此外，还有开放性和独创性等显著特点。下面我试图作概括的阐述，其中特别着重它的实践性。

　　毛泽东是开创历史新纪元的革命实践家。他的思想理论体系最大的特点是实践第一的观点。他重视理论，但更为重视实践。他不是为理论而研究理论，他研究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1956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道：“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他认为，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当时当地的现实需要创造出来的。他认为我们今天学习、吸收和运用中西文化中的精华，既不是以西方文化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他既反对“中体西用”又反对全盘西化。他认为一切都是为了现实的需要，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1942年，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有同志不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不管不问，或者是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离开经济工作谈教育、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他还告诫人们：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

　　为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他总是把了解中国国情摆在第一位。1920年，他提出：要改造中国，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还要了解中国的现状;不仅要了解中国古今的思想文化，还要了解中国古今的政治经济制度。

　　为了了解中国国情，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调查工作。1930年5月，他在寻乌写了《调查工作》的文章(1964年6月，此文公开发表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31年4月2日，他又发展了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生中，做过许多社会调查，对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起过关键性的作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后来便形成了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由于他重视实践，他对中国国情了解和认识的深刻、广泛和具体的程度远远超过他同辈中的许多领导人。他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创造出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和战略：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统一战线、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都是党内理论家们所不能企及的。

　　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实践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和农民的命运，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解决农民革命及其道路问题。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同共产国际和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作斗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相

　　结合，《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一批著名的理论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等，这标志着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和文化思想上的成熟。他在总结“五四”运动后的思潮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全盘西化，即全盘资本主义化的问题。强调在借鉴西方文化时，要始终贯彻中国人采用中国方式来行事。

　　从七届二中全会到1956年“八大”前后，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心，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在1945年4月24日“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他明确提出了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认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认为，在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是进步的，是必须的。这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他还批评了“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里长期存在的”“民粹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拒绝或排斥资本主义的文明，试图由封建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中间不经过资本主义。因此，他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953年，根据毛泽东的思想，中共中央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1956年，过渡时期结束，同时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暴露出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又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在总结中国的建设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他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强调对外国的经验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我们不能吃人家吃过的馍馍。明确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这一指导思想。他以后曾多次说过，“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种大胆的独立探索反映了毛泽东的独创性。

　　1953年2月7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1956年1月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概念。同时强调，我们要在十几年内把外国的好东西统统拿过来，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汉朝、唐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政府开会奏的乐，有七种音乐、七种舞蹈，有六个节目都是外国的，只有一个节目是中国的。搞久了，就成为中国的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如果考虑到当时，我国还处于帝国主义对我国封锁、包围的时期，毛泽东仍然提出向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它们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口号，这不仅充分显示了他开拓的胸怀，而且充分表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开放性。直到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显然，这时毛泽东所说的文化革命是指科学技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这与1966年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不同的。

　　访问者：毛泽东作为政治家，他最大的特点是他的实践性，这已经比较清楚。但他又是一位极富想象和浪漫主义的伟大诗人。作为一个诗人，他最突出的特色是什么，你有什么体会?他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对他作为政治家的活动，又有什么影响?

　　林克：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我认为他最大的特点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这表现为：他丰富的想象力、崇高的理想精神、超越时空的情怀和天才的预见能力。不守陈规，富于想象，特立独行，不满现状，不断进取，富于创造，这是毛泽东最重要的性格特征。丰富的想象力，超越的气魄，敏锐的预见性，对于开创崭新事业的政治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素质。1960年5月2日，毛泽东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时，听说拥有渤海、黄海的山东缺水时，他随即念出唐朝诗人李贺《梦天》诗中的诗句：“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大意是说诗人梦游天空，俯视人间，沧海变桑田，千年如瞬息。辽阔的中华大地上，齐鲁大地和海洋，渺小得像九点烟、一杯水。诗中美丽、幻想的神话，引起毛泽东的现实联想：能把海水变淡水，水就多了。要想法研究利用海水。毛泽东这种敢于想人之未敢想，言人之未敢言，行人之未敢行的性格，赋予他开创新时代的非凡魅力，使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险历程中，能战胜许多困难，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成为令人敬佩和信服的政治家和领袖。

　　毛泽东思想性格上另一大特点，就是他那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他那浪漫潇洒的诗人气质和广博的知识素养，形成了他那个性鲜明的理想，气势磅礴的意志，坚强的信心和未来的宏伟目标。他比谁都更实实在在地设计了一条民族独立解放之路，又比谁都浪漫洒脱，以诗人的激越的热情和豪壮的自信，探索着历史的规律和未来的道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完美的结合，构成了毛泽东独特的魅力。正是这种魅力和对未来的乐观精神、坚定信心，感染、激励着亿万中国人民，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的最大的功绩在于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独立自主的信心。

　　毛泽东性格中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他那超越的意识和情怀。他那充满理想的情怀使他超越时空，超越现实，在那极富想象的世界里，自由驰骋和翱翔。

　　他经常表现出人事与天道关系的超越情怀。青年时期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的批语和其他文章通信中一再表示毁弃世间法则、人人皆为圣贤的社会理想。他选择和尝试过一种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共同劳动，世外桃源式的共同生活。这就是“新村主义”。毛泽东还提出过“湖南共和国”的主张。这种主张减少了“新村主义”的空想成分，增加了实用主义因素，从理想走向现实。显然这一模式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论的范畴，它反映了毛泽东追求理想社会制度的艰苦的探索。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再攀越的顶峰。他性格上的突出表现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超越意识。毛泽东1959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说道：对我国来说，马、恩、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还进一步发挥说：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产生、发展与死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人类都是产生出来的，都会灭亡，然后有更高级的东西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死亡，然后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次读书活动，并听到他的这次谈话。

　　访问者：毛泽东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他的诗词豪迈奔放、博大沉雄，清新瑰丽、意境高远，极富于想象和浪漫主义，确有一种非凡的魅力。他的诗人的气质和浪漫的情怀是如何造就的，你能否谈谈你的见解?

　　林克：伟大的时代，才有伟大的诗人。毛泽东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上，植根于人民群众中，半个世纪的丰富而又激烈复杂的斗争生涯，孕育了他宏伟瑰丽的诗篇。他集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诗人于一身，他既有政治家的伟大胸怀，又有哲学家的深邃睿智，又具有诗人的豪情和才思。这一独特的条件造就了他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诗人的天才。他的诗词讴歌祖国壮丽的山川，抒发革命的壮志豪情，评说几千年的历史，描绘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艰难曲折、悲壮苍凉、威武雄壮和光辉胜利的历程。因此，可以说他的诗是一部史诗。他从不为写诗而写诗，而是在长期革命斗争的风浪中培育的坚强意志、乐观精神、英雄主义的伟大人格，蕴积在胸中的革命激情，喷涌而出，浑然成诗。所以，他的诗词总是震撼人心，振聋发聘，催人奋进，给人以信心、力量和勇气。这正是他的诗词与常人不同之处，也是他的诗词独特魅力之所在。他的诗词不取“五四”以来流行的白话体，而用传统形式，表现新事物、新意境、新时代，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显示了他深厚的古典诗词的素养和锐意创新的精神。

　　毛泽东的诗词豪迈奔放、浪漫雄奇、潇洒飘逸，在中国古今诗坛上独领风骚。他的浪漫情怀最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诗词创作上。

　　他1936年写成的《沁园春·雪》是一篇代表毛泽东诗词豪放风格的传世之作：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这首词中，他歌颂了祖国自然的壮美，评论了两千年封建历史，赞美了当代的英雄人物。他那雄视大江南北的广阔视野，纵论古今人物的宏伟气魄，被人誉为千古绝唱。

　　这首词上阕是描绘雪景中中国北方的山川。雄伟的长城，被雪覆盖了巍峨的雄姿，奔腾咆哮的黄河，突然失去了滚滚的波涛，北国大地，被一派茫茫纷飞的大雪笼罩着。但诗人都赋予这些静物以生机勃勃的生命力，这些山如飞腾的银蛇，平原像奔驰的蜡象，要同青天比个高低。北国大雪中的山川何等生动，何等壮丽。作者充满浪漫情怀的笔锋突然一转，写道，等雪霁天晴，这大地却像红装素裹的少女，娇艳动人。

　　下阕是评论两千年的历史。诗人认为秦始皇、汉武帝，武功甚盛，而文治方面的成就略有逊色。唐太宗、宋太祖都是创业的皇帝，但文化素养方面略嫌不足。最后三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自注说，这是指无产阶级。他这首词的目的在于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发自己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关于这首词还有一段佳话。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同国民党和谈，柳亚子将他作的一首诗赠给毛泽东并索要毛泽东的诗作。10月7日，毛泽东给柳亚子一信并附上本书刚才所引的《沁园春》词一首，柳亚子读后诗兴勃发，步原韵和了一首。重庆报纸刊登后，重庆文化界为毛泽东在词中表现出的胸怀气魄、文采、诗情所倾倒，在文化界掀起了一股《沁园春》唱和热。

　　柳亚子在和毛泽东《沁园春·雪》一词中，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诗词：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指苏轼，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犹输气概;稼轩居士(辛弃疾，号稼轩，北宋豪放派著名词人)，只解牢骚;可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意浓情细细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柳亚子认为，毛泽东才华超群，历代词人无法与之媲美。苏轼词虽气魄豪放，但不如毛泽东。至于满族词人纳兰性德，只会雕饰艳丽浓郁的感情而已。只有毛泽东才是古往今来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毛泽东还有不少杰出的豪放风格的诗词，如《七律长征》。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其行程之远，牺牲之大，经历之苦，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但毛泽东在诗里，只表现了胜利的喜悦和对困难牺牲的蔑视，这是何等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再如《念奴娇·昆仑》一词，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借描绘昆仑山的磅礴形象，用革命浪漫主义的雄奇想象，抒发自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胸怀和理想，就不一一列举了。

　　1957年5月21日，毛泽东同我谈到了他写的几首诗词的主题思想。他说，《沁园春·雪》这首词是反封建的，借“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等等，只是从一个侧面来批判封建制度的，只能这样写，否则就不是写词而是写历史了。《念奴娇·昆仑》这首词主题思想是反帝的。《菩萨蛮·黄鹤楼》是描写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潮起伏的苍凉心境。《水调歌头·游泳》则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1962年4月，他还同我谈到《浪淘沙》一词的写作缘由。他说，李煜(五代时南唐国主，世称李后主)写的《浪淘沙》都是婉约的，没有豪放的，他要反其意而行之。因此，以《浪淘沙》的词牌写了一首豪放的词。

　　毛泽东性格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要求变革，以便使现实与理想的境界达到最完美的结合。他的诗既反映现实，又超越现实，执着而热烈地追求美好的思想。因此，他的诗词带有浓郁的理想的光辉和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的诗词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七律答友人》一诗，就是诗人把对家乡的怀念和奇妙的神话融为一体，谱写的一曲对家乡湖南的美丽赞歌。当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而此诗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和瑰丽的艺术形象，热情地鼓舞中国人民不畏困难，顽强奋斗，努力追求和创造祖国的锦绣前程。这首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和充满信心。全诗如下：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九嶷山上白云飘动，神话传说中上古时代的神仙姊妹娥皇、女英从苍翠的九嶷山上乘风飘落人间。回顾辛酸悲惨的过去，犹如点点泪痕的斑竹;展望今朝的幸福生活，有如灿若红梅的彩衣。在湖南的大地，看到洞庭湖涌起连天雪浪，听到湖南人民唱出一曲曲感动天地的诗句。从湖南光辉的前景，联想到中国灿烂的未来。这首诗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之一，能够与它媲美的还有《蝶恋花·答李淑一》，这也是一篇优秀的艺术佳作，是用神话构成的文采绚丽的诗篇。

　　毛泽东的诗词，不仅豪放、奇幻，而且潇洒飘逸，轻松欢快，富于感情色彩和生活情趣。不论是儿女柔情、朋友深情和战友豪情，都情真意切，非常感人。

　　他1925年写的《沁园春·长沙》一词，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青年时代潇洒风流的精神风貌。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首词的上阕，是描绘湖南长沙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天的自然风光，万物在自由活动，诗人忽然对着苍天发出神州大地应该由谁来主宰它的命运的慨叹。下阕则述说一代“风华正茂”的风流学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爱国激情和“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洒脱情怀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情趣。1923年，他辞别杨开慧的《贺新郎》词句，“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堪称一曲儿女情和爱国志的交响曲。《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是表达战友豪情的感人诗篇。这首诗形象化地赞颂了彭德怀的英武气概、超人胆略和彪炳战功。

　　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也经常显示出他那诗人的气质、洒脱的性格。1955年春夏之交，他来到杭州，连日攀登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等山峰。一日他登上北高峰，心情极佳，即兴吟诗一首：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

　　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莺。

　　吟罢，他说，现在不冷也不热，正好学英语。又一天，他攀上莫干山，归途中他余兴未尽，口占《看山》诗一首：

　　翻身复进七人房(指汽车)，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毛泽东的情怀与锦绣江山融为一体，真是潇洒莫如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