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村夫

爸爸四年前死了。爸爸生前最疼我，妈妈就天天想办法给我做好吃的。可能妈妈也想他了吧。妈妈病了，去镇上，去西昌，钱没了，病也没好。那天，妈妈倒了，看看妈妈很难受，我哭了。我对妈妈说：“妈妈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支持你，吃了我做的饭，睡睡觉，就好了。”第二天早上，妈妈起不来，样子很难看。我赶紧叫打工刚回家的叔叔，把妈妈送到镇上。第三天早上，我去医院看妈妈，她还没有醒。我轻轻地给她洗手，她醒了。妈妈拉着我的手，叫我的小名：“妹妹，妈妈想回家。”我问：“为什么了？”“这里不舒服，还是家里舒服。”我把妈妈接回家，坐了一会儿，我就去给妈妈做饭。饭好了，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课本上说，有个地方有个日月潭，那就是女儿想念母亲留下的泪水。


 

照片来自川芪

【诗话一则】
《从魏晋风骨，到温和的批判主义----兼论诗词的功能、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常常感慨，魏晋风骨，死矣！在当今的社会，文人多如牛毛，他们所写的东西，也如草芥。

那日在某诗词协会群里，大家谈起诗词的现状时，我说：昨晚翻看“宋词研究群”的聊天记录，他们说“老年文人，在写老干体。年少的文人，没有生活阅历，而最有潜力的中年文人，却没有社会责任感，在日复一日地，制造文字垃圾”。

我说这确实是个沉重的话题，这要从诗歌的功能，诗词界的现状，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这几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说这样吧，等我闲下来，写一篇文章，重点地阐述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重点地从这几个方面一一谈起。
首先说诗词的功能，大概有以下几种：

一、休闲：或缓解生活的压力，松弛疲惫的身躯；或打发无聊的时光，如乡下人在冬日的暖阳下，无意识地挠墙皮。

二、娱乐：自娱自乐，或相互娱乐，或在相互娱乐的同时，相互吹捧，达到一种虚幻的感觉。

三、自慰，自我慰藉：缓解心理的压力，寻找心灵的解脱。

四、吹捧：为个人、社会组织或势力，歌功颂德，在歌功颂德过程中，寻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五、励志功能：在写诗填词的过程中，不断学习、进步，并激励自己，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六、教育功能：自古人们强调诗的教化功能。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所谓“兴”，就是“引譬连类”，是指通过诗中某一个别的、形象的譬喻，使人们通过联想，领会到同这一譬喻相关的、带有普遍性的，关于社会人生的道理。也就是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并感发人们的志意；所谓“观”，就是观风俗之盛衰，也可以从中考见统治阶级的执政之得失；所谓“群”，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相互交流观点、思想，切磋技艺；所谓“怨”，就是“怨刺上政”，就是通过诗歌，来规劝统治者，以达到讽谏的效果。

七、对于传统中华文化的传承与记录功能：以中国最为辉煌的唐朝为例。千年后，我们发现唐代的建筑没了，唐代的音乐没了，唐代的服饰、饮食及其他生活习惯绝迹了。唐人的胸襟，以及开疆扩土的精神也没了。大家知道，唐朝是以武力定天下。三百年间，唐人把突厥打到了欧洲，灭高昌、吐谷浑，活捉龟兹王，攻打契丹，平定南越（南诏、越南）、百济（朝鲜半岛），向西一直打到大食（伊朗）国。我们甚至发现，就连明清时期的城墙也没了，曾经的老街老巷没了，江南也不再古朴典雅，到处是旅游景点和充满铜臭的商业气息，没有了真正的人文和风景。这个时候，剩下的只有唐诗了。唐诗，也包括《诗经》，较完整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军事、政治、劳动、生活、爱恋等人文生活。

八、劝喻、讽喻、批评、批判功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虽不能改变社会的走向，但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引导社会的道德及文化潮流，匡扶正义，同情弱者，警示统治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功能。

以唐朝为例，杜甫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严重社会现实，到《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时候的社会现状。当诗人登上大雁塔，望着黄昏时分苍茫起伏的远山、河流，道出了“秦山破碎、泾渭难分”的前瞻性的伟大诗句。暗指在玄宗忱于享乐，奸相李林甫当政时期，表面歌舞升平，实际上政治黑暗，危机四伏。诗人预言一场针对大唐王朝的狂风暴雨的洗礼，即将到来。及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至发同谷到成都，一路呐喊，并像离群的孤雁，不停地悲叹、哀鸣。

“安史之乱”历经八年之久，渐渐被平息。中国人口由七千多万，锐减到三千万，社会遭受了重创。盛唐由此转为衰败。军阀割据、混战，宦官擅政，以及中央政权与军阀之间的连年战争，大唐王朝飘摇欲坠，直到黄巢起义，朱温篡权，大唐王朝走向灭亡。后世的研究表明，安史之乱，不仅是大唐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也是以后千百年来，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由盛及衰的转折点。

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以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批天下寒士俱欢颜”忠君爱民之志，也终化为泡影。

李商隐《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历史表明，李商隐是个先知性的人物，他已经看到了大唐王朝，走向了穷途末路。他的仆人和朋友们回忆，李商隐在伤心的时候，常会自言自语地说“就这几十年了、就这几十年了”，当时人们不知道他的意思。果然，在其后四十余年，持续了300年的大唐王朝轰然倒塌，分崩离析。

纵观唐朝由盛及衰的过程，杜甫的史诗也好，白居易的现实主义“新乐府运动”也罢，都没有对社会的变化进程，产生有效的影响，哪怕起到一点点延缓作用。但是，他们的诗歌，对于记录当时的社会状态及风貌，起到了史实的作用，对于当代及后世统治者，起到了非常大的警醒作用。在这一点上，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是士大夫的担当精神，所谓的“铁肩担道义，下笔着文章”。
在金圣叹所编选的《六才子书》中，唐代诗人仅选老杜一家，并把他与屈原并列。杜甫自公元759年冬10月，为避安史之乱携家人向西南迁徙，一路上靠采草药，捡橡子，卖干柴，挖山药，掏野蜜蜂窝为生，冻得手脚皴裂。初到成都，靠寺庙里的施粥度日。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于浣花溪畔盖起了个茅屋，可是到了秋天，狂风刮走了屋顶上的草，雨在屋子里漏个不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依然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批天下寒食俱欢颜”这一伟大的诗句。是什么原因让诗人有如此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
原因是，不管杜甫再贫穷，地位再卑微，他仍然是一位标准的士大夫。士大夫的标准是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代表了杜甫及其他唐代诗人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他们试图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来协调人与社会的关系。试图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自己与社会的共同理想。
而在当前，“士”的文化已经消亡，千百年来的社会变迁，“士”存在的土壤已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更枉论士大夫！

有人否认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认为思想性属于政治范畴，应远离文学。试问文学没有思想性，与一个人没有灵魂何异？没有灵魂的人，是行尸走肉。同样，没有灵魂的文学作品，与之一样，是文字垃圾。任何伟大的作家，以及流传千古的作品，无不闪烁着思想的光芒，或给以教育，或给以启迪，或给以灵动。

在文学的思想性上，“家犬”们具有先天的不足，由于长期的豢养与驯化，使之缺乏独立的思考与人格，缺乏批判的意识与思想，并为获得主人的豢养与奖赏，而沾沾自喜。

同样，在文学的思想性上，“野犬”们也有他们的先天不足或缺陷。虽然野犬们具有独立的意识与人格，但缺乏哲辨的思维，不能全面而又一分为二地，去看待问题。在他们的意识里，主体政权，以及由其产生的一切主流的东西，都是坏的，无差别地一概予以反对、批判。而不是把目前的社会现状，放到几千年的长河中，历史性地去看待，而急于求成。要知道，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与变化，都是有过程的。在他们看来，彷佛只有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与选举，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在文学的思想性上，村夫建议应该向“魏晋风骨”学习。汉末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风骨遒劲、慷慨悲凉、直抒胸臆、语言明朗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的“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的独特风格。建安时期的诗人，普遍具有胸怀天下，悲悯苍生的情怀。如曹操的《龟虽寿》、《观沧海》、《蒿里行》，蔡琰的《悲愤诗》，王粲的《七哀诗》，曹丕的《杂诗》、《陌上桑》、《燕歌行》、曹植的《洛神赋》，刘祯的《赠从弟》等。
曹操早期的政治理想是富国强兵，建立太平和谐的社会。 中期的理想是统一全国，尽早结束分裂局面，给人民带来稳定的幸福生活。后期的理想是做西周的文王。但是很遗憾，曹操没有达到周文王的高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一类诗，是怀古诗，怀古诗词，不是为了单纯怀古，而是为了警示统治者们，汲取教训，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这样的诗，一样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意义。

当然，我们提倡忧国忧民，关注苍生的儒家诗，并不排斥王孟为代表的，淡泊、空灵的僧家诗，和田园、山水诗，以及以李白为代表，旷达、豪放，或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道家诗。

村夫认为：遵从科学和良知，是文人的底线。关注社会，关注苍生，悲悯天下，针砭时弊，正确地引导社会道德与舆论，是诗人脊梁的体现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今天我们不具备白居易时代，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去鞭挞黑暗，也不具备鲁迅生活的时代，把手中之笔，作为投枪，去与邪恶的势力作斗争。而我们又不能丢下“家国天下，匡扶时弊、同情弱者，抑恶扬善”的社会责任。
那么怎么办？

村夫今天在这里提出“温和的批判主义”。我们既要弘扬正能量，扬善。也要用我们手中之笔，批判社会的丑恶现象。要像三曹、建安七子、杜甫、韩愈、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那样，拥有一颗家国天下的情怀。以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为己任。

提倡在内容上联系实际，在风格上继承传统。联系实际，就要求诗人深入生活，观察社会，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切与疾苦，褒扬正义，鞭挞邪恶与黑暗。而不要过分关注自己对于身边小环境的心理感受。应开阔视野，开拓胸襟，不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电脑前，一味地风花雪月、爱恨情愁，甚至玩弄文字，或无病呻吟。提倡既使工作或生活不顺利，所表达出来的痛与苦，也是淡淡的，不要让读者跟着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