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

新加坡为李光耀举行国葬，全国上下，痛哭流涕。看到这样的场面，让我想起了76年的中国，两者何其相似。因此联想到，有着相同传统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心中或多或少都还保留着难以割舍的“君主情结”吧。
如果单看现象，中国人似乎挺讨厌君主和君主制的。自鸦片战争开始，由于腐朽的清王朝带给中国太多太多的耻辱，让中国人对君主制大失所望。再加上在同样的时间，同样被迫耻辱地向西方列强打开国门的小日本，只因为选择了制度西化，就迅速掘起，更让中国人对君主制讳莫如深。以至于连梁启超提出搞君主立宪的民主，都被国人当成了复辟行为。
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种种迹象表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要相信传统观念，便一定保留着“君主情结”。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一直坚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了。这本是晚清大官僚张之洞以君主制为核心，在不动“国本”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理念，却被以后中国的所有统治者视为基本国策，雷打不动。至于普通老百姓，更是年复一年，届复一届地把希望寄托给“新君”。
多数中国人，既对君主与君主制讳莫如深，又在心中难以割舍“君主情结”。毕竟，君主制的中国，曾经有过几千年的灿烂辉煌，让中国人难以忘怀。而且，君主制的中国，虽然在政治上一成不变以至于停滞落后，在经济上却总是成绩斐然，盛世不断。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都曾经有过经济繁荣昌盛的盛世。民国刚刚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就开始了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至于今天，就更不用多说了。
事实证明，中国人的经济才能绝不亚于任何民族，甚至有过之则无不及。而且，中国人经济才能地发挥，常常可以超越制度，只是取决于政策的紧与松。如果政策过紧，干什么都受限制，经济的中国人当然只能藏龙卧虎。而一旦政策宽松，如古代的轻瑶薄税，今天的开放搞活，中国人立刻就会大展身手，不断的创造经济奇迹。古代的那些盛世，下南洋跑海外华人的成功，新加坡台湾香港的掘起，再加上今天的改革开放，都是最好的证明。
唯一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体下，中国的盛世，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在经济繁荣的同时，连同腐败一起昌盛。
记得在16世纪时，法国人曾经对中国倍感兴趣。崇拜中国文化的如伏尔泰，把人文孔子当成人类的希望，在家里挂起了孔子像顶礼膜拜。批判的如孟德斯鸠，认为孔子的君主政治是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而最耐人寻味的则是卢梭，他说:孔子让中国经济发达，而这种发达恰恰成为道德败坏的温床。
卢梭的结论让我们中国人有点难以理解。孔子讲仁德，最重义轻利，一向把重利者归为小人一类，何谈让经济发达，当然更谈不上什么道德败坏了。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中国自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孔学治下的中国，确实没少创造足以傲视世界的经济盛世，可惜，这些盛世又的的确确都伴随着腐败的繁荣昌盛，结果便是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甚至走向衰败。
孔学确实赋予了中国人的经济才能，可惜却始终无法阻挡中国人用这样的才能走向腐化堕落。
孔学很现实，因此赋予了中国人现实实用甚至有点功利的文化性格。就以中国各地的民俗民风为例，几乎都和现实的富贵相关，即使是拜神拜鬼，也都是为了现实富贵的目标。为了现实的富贵，中国人几乎无所顾忌。丑陋的蝙蝠，只因为谐音福字，便成了大雅之堂的吉祥物。白事的棺材，只因为谐音官与财，便被当成梦中的吉兆。孔学让中国人活得很现实，可这现实的目标又非富贵莫属，为求富贵无所顾忌，让中国人成为经济能人，却也难免走向歪门邪道。
孔学最重家国人伦，因此，孔学治下的中国人最重家庭。发家致富以求光宗耀祖，是中国人最为梦寐以求的生存理想。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中国人可以忍辱负重，可以含辛茹苦，可以绞尽脑汁，可以不顾一切。有这样的干劲，只要政治容许，只要有发家致富的机会，中国人什么都肯干，可以做牛做马，可以为犬为蚁，当然也可以投机取巧甚至胡作非为了。
孔子大概没有想到，在他赋予了中国人追求现实实用，又一门心思发家致富文化性格的同时，也架空了他的仁道。在那些无所顾忌求富贵的人们面前，道德的力量实在太苍白无力了。

经济繁荣总是伴随着腐败堕落，这也是中国自己之路的一种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