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

宽敞凉爽的商场里，小外孙女在前面踉踉跄跄地跑着，我们两辈四口在后面屁颠屁颠地跟着。旁人见了，感叹说：现在的孩子，真幸福！
但是，类似贵州毕节四童的那些孩子们，却没有幸福，因为他们享受不到父母亲人之爱。要知道，在中国，父母亲人是孩子的唯一依靠，失去父母亲人之爱的孩子，只能活得像颗草。
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惨案，早已经不是第一回，这次也注定不会是最后一起。虽然这次的事实真像照例又是扑朔迷离，虽然人们的议论照例又是五花八门，但是，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可怜的孩子们既没有父母之爱，也没人关心。
据村里人说：孩子们经常遭到父亲地虐待，甚至被打到骨折，因此性格孤僻，很少和村里人来往。也就是说，没完没了的家暴，极有可能就是惨案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再往深里想想，应该不难发现，家暴一事，恰恰反映了一个极普遍的社会问题——家暴孩子，在中国几乎就是无人能管无人可管的事。
家暴孩子无人管，在中国实在是司空见惯事。因为中国最讲求从属关系，一向有把孩子视为父母私产的传统。几千年至今的中国社会，就是各种各样从属关系构成的集合体。子女属父母而为家庭关系，下人属官长而为集团关系，子民属君主而为国家关系。按照传统理念，人与人一旦形成从属关系，便不可轻易僣越，否则，轻者治德罪，重者治刑罪。有了这样的从属关系，当孩子被家暴时，旁人连同社会自然只能袖手旁观了。
想到从属关系，不由得记起一件小事。有一次和朋友们喝酒聊天，聊起了社会那点事，难免都愤愤不平起来。这时，有冷静的朋友来相劝了。他的大体意思是：中国确实存在问题，但是，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作为中国人，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服从国家利益。
好一个无论如何！我反问道：当年的大清朝，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国家，如果从无论如何都要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那么，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岂不是真的成了“乱挡”和卖国贼吗？
朋友无言以对。其实，当人类进入现代文明后，所谓的国家利益，必须归结为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可以说，只有维护那种代表民众权益的国家，才是真正服从“国家利益”。而对于那些不能代表民众权益的国家，真正的“国家利益”恰恰更多地体现为批评与改变。
话提似乎有点扯远了，其实不然。朋友的观点和毕节惨案，正是一种前因后果的关系。当社会完全由各种各样的从属关系组成，个体的存在自然就轻如鸿毛。而朋友的那种无条件服从，虽然把从属关系演绎的无比高尚，却也让个性权利越发的无足轻重，甚至因此消失殆尽了。个性权利的无足轻重，正是那四个孩子被长期家暴却无人过问的原因。人家父母家暴属于自己的孩子，旁人管得着吗。孩子被看成是父母的私产，宠爱或虐待便只能由着父母，旁人和社会只能袖手旁观。进一步说，当老百姓和国家，也因为无条件服从而成了一种鱼儿离不开水的附庸关系时，一旦有“国暴”发生，那些无足轻重的鱼儿，其命运又能如何呢？
不承认个性权利的文化与社会，个体的存在，的的确确轻如鸿毛。
家暴孩子，如果发生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情况就完全不同。家暴的父母，会被剥夺监护权，甚至被治罪。因为在那里，孩子从呱呱落地开始，就拥有属于自己的个性权利，即使是生养的父母也不能侵犯。
于是我们知道，在民主那里，个性权利才是社会一切的基础，而国家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保障这样的权利不受侵犯。而我们却延续着古老的从属关系，那种子女属父母，子民属国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虽然历经几千年，却依然一成不变。社会的小家长和大家长可以左右子女子民的一切，子女子民却只能仰其鼻息而喜怒哀乐。看顾你就是恩泽，不管你也是理所当然。就像毕节那四个被长期家暴，却无人管的可怜的孩子。就像农村那些留守儿童，如果国家有恻隐之心还好，如果国家顾及不到也无可奈何。至于流浪儿童，只能自生自灭。
有人会说，中国毕竟还不够发达，难免有点力不从心。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力可从心啊！按理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向世界放贷，可以动辄就几十亿几百亿地援助别国，可以让高楼高铁高档培训中心成为世界一流，甚至可以在多如牛毛的贪官污吏拿走多如牛毛钱财时，依旧大手大脚，可惜就是没钱来拯救那些失去家庭温暖的可怜的孩子们。
可见，中国之事，不是有没有能力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做的问题。社会不承认个性权利，又怎么可能会保障个性权利。这样的国家，再发展，再富裕，也不会真正让个性权利发展，也不会让个体权益富裕。只是可怜了毕节孩子，可怜了留守儿童，可怜了几十年不得一张选票的我们。
中国事，当然不是文明发展的程度问题，而是文明发展的走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