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帆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虽过去几十年了，已布满了岁月的尘埃，但不用擦拭，只需轻轻一吹，那时的一桩桩、一幕幕，如昨的、清晰的，仍能呈现于记忆中。

       那时，由于各种渠道不厌其烦的宣传灌输，把毛公神化到了极至。从文革开始跳的忠字舞，不论男女老少，真的是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只要能动弹就得参与。到三忠于、四无限，不论开会或发言写文字，开头必须是不只一句的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结尾时万岁还嫌不够，还得万万岁。后来林彪出事摔死了，省去了很多麻烦和时间。而且有消息说，毛主席经过科学预测，能活到一百四十几岁。其实谁都明白，那纯属胡扯，但谁敢反驳，每当唠到此事，谁都违心的说，能，太能了！

       在文革中，一直流行佩戴毛主席的像章，人们都为能多得到一枚而高兴。像章的品质和样式有很多种。有的人家还用多枚像章别在红布上，形成一个忠字或是心的形状。如果有条件，还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的显眼之处。表示一颗红心，对领袖的无限忠于，无限的崇拜。

       记得我有一小伙伴，和我邻院。他家是三年自然灾害挨饿那年，由山东搬来。他家孩子很多，生活较困难。他父亲叫李增斗，五十来岁，说一口浓重的山东话，是一家炼铁厂抡大锤的劈铁工人。由于一次不小心，把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当做垫子，坐在了屁股下。此事被人举报后，祸从天降，说他是故意所为。他与之争辩，就说他不老实，认罪态度不好，因为此事没少挨打挨斗。我曾看见在一次批斗会上，他所戴的高帽最高，是双层的。他最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后来不知他家搬到哪里去了，没了音信。

       那时，我家有一尊不大的白石膏毛主席站立的塑像，而且还用一个长方形的玻璃罩罩着，不知是为了防灰尘，还是为了点缀，上面又蒙了半截的红绸布摆在柜盖上。那是姐姐结婚时，一位要好同事李艳琴送的。那时谁要是结婚，做为礼品都是送流行的毛选四卷、三合一的毛主席语录、铁皮印制的毛公画像、用红油漆写上革命语句的镜子，和脸盆这几样。

       我家养了一只小黄猫，一天不知怎么它把塑像碰倒了，塑像由腿部折为两段，父亲用浆糊又给粘接上，但怎么看都有很明显折过的痕迹。这样的塑像谁敢摆呀，若被别人发现那还了得，在那时谁能听你解释损坏的原因，若认为你是故意所为，定是一场灾难就会降临。但怎样处理成了难题，扔不得、留不得，真的成了烫手的山芋。

       于是母亲便用一个布袋，把塑像装了起来，放在一隐蔽处。但这件事也成了我家人的一块心病，尽快处理完是最好的选择。隔了几天后，一天晚上，咱家把大门关紧，房门插上，母亲把装塑像的袋子拿出，蹲在地炉子旁，不知是出于畏惧还是崇拜，不敢或是不忍面对塑像下锤，塑像也没拿出来，就这样隔着布袋把塑像砸的粉碎，然后倒出，掺在煤里填入炉火中。处理完此事后，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负重的感觉。

       天有不测风云，谁能想到文革的不祥黑云飘停到了咱家，灾难降临。一天居民委的干部来家通知，让母亲去公社的学习班开会。那时的公社就是现在的街道办事处。这种学习班，其实就是把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等有问题的人集中在一起，向毛主席请罪，反省交待自己的所谓罪行和问题。

接到通知后，爸和妈就反复思量，唯一的问题就是收留走资派的六舅躲藏在了我家，但此事别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一旦说出，后果不可想像，只要人家没有明示，自己千万不能主动讲出。再有就是母亲的娘家是富农出身。除此之外，再也想不出有任何问题，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当母亲去了学习班后，每天都是在别人的看押下，要面对毛主席的画像，弯腰低头进行请罪。看押的人还时不时的呵斥，谁谁的腰没弯到位、谁谁的头没低好，你们要好好想清自己的罪行和问题，只有老实交待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要交待问题，就可先不用请罪了。因我母亲没有问题，也不可能给自己编造问题，所以弯腰低头的时间比别人要长。庆幸的是在请罪时，他们一直没给我母亲挂别人胸前都挂的那种牌子，若是那样，母亲就会更遭罪了。

       在学习班的日子里，母亲每天很晚才被放回。母亲嘱咐我们，千万记住，谁也不许去看望她。我们明白，是因为母亲不愿让我们看到她弯腰低头请罪时的情景。

       自从母亲进了学习班后，此时我们家就如同被黑云笼罩着，感觉天和地都是那样灰蒙蒙的。父亲整天的唉声叹气，我和弟弟妹妹如同被霜打过的小草，也都蔫了下来，没有了往日快乐的嘻闹声。我们都在为母亲在那里遭罪心疼难过，尤其老妹虽然当年只有九岁，但她特别懂事，总是背着我们偷偷抹泪，记得因此事，我们都很上火，已有几天都没好好的吃饭，父亲用水壶煮了一次鸡蛋，分给我们每人二个，妹妹只吃了一个，另一个没舍得吃，悄悄的藏了起来留着要给母亲、、、、、、写到此，酸楚涌心，写不下去了，略过。

       因我曾经看到过别人请罪时的场景，我也想偷偷的去看母亲，又实在是不忍心、也不敢去看，但总感觉一双无形的手在撕扯着我的心。不知为什么，一种心灵的感应总是在召唤着我，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去看母亲。当我来到公社，说明了要看母亲时，戴着红袖标的把门人，沉着脸只说了二个字，不行！见我不肯走开，而且还大声呵斥让我离他远些。人家不让进院，我只好在外面徘徊又徘徊，不愿离去，虽然没能见到母亲，但也感到离母亲的距离近了，心里似乎好受了一些。深刻体验到了，什么叫母子连心。只好在心里默默的盼望，母亲能早日结束这种非人的日子。

       当母亲在学习班到第七天时，刚好赶上军宣队的进入。一位操南方口音解放军的负责同志，把母亲叫到办公室告诉说，你没事了，可以回家了，怎么能让一位女儿正在当兵的军属妈妈，进到这种学习班呢，乱弹琴！当时我大姐在广州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当兵已有十年了。他还告诉母亲，这次进学习班，是因为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说咱家的生活比别人家好，收入来源有问题，怀疑母亲有投机捣把的行为，经查不属实。其实还真有些沾边，当时我家只有父亲一个人挣工资，全家有七口人。很有经济头脑的母亲为了补贴生活所需，有时在商店买些东西，然后晚间偷偷的去南站，游动着卖给旅客，也就是口罩、网兜、小镜子之类的物品。有时一不留神，东西还得被没收，真的很不容易。偶尔做点小买卖，现在看起来很平常很普通，但在那种人人、家家共同穷的年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属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当时咱家生活比较好，确确实实是母亲的功劳。

       当母亲解除学习班的学习被放回后，刚一到家，嘴里就不停的说，后近乎于发疯的喊，解放了、解放了！随之那种受屈辱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把我们搂在怀里号啕大哭。并告诉我们，实在是忍受不了这样的耻辱，如果不是牵挂我们都还小，她早就会自杀了。听到此，我们和母亲哭成一团。

       写到此，回想起母亲当年在文革中无辜受辱的一段经历，虽已过去多年，母亲也已离世，但做为妈的儿子，一想到此事心里仍特别难过、难受！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忘。世界上还有比母亲受到伤害，儿女们却无能为力的痛苦更大的吗！这也是我做为儿子，一生中永存于心，无法释怀，永远的痛！

       随着文革的深入进行，由一九六八年开始，广大学生都要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所谓伟大的号召。由初一至高三的学生，纷纷告别学校和课堂、父母和家人，不情愿的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使本该在教室上课的学生，错过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最佳年龄和时机，还给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知识青年。以至在文革结束后，纷纷回城走上工作岗位时，因文化程度的关系，给这一人群，带来了无尽的烦恼。记得刚回城不久，就赶上文凭热，我也参与其中，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刚刚学了几次，因有家庭、又要工作、文化基础太差，学起来真是吃力，便无奈的放弃了。我的妹和弟文化基础比我好些，而且非常有毅力，坚持学了下来，都拿到了大学的自考本科文凭，我真的是十分佩服！

       一九六九年三月我家被下放，我也随家来到农村。村中所发生的二件事，现在想起仍觉得有些好笑，但在当年，故事的主人公在身心和人格上，被践踏的一塌糊涂。

       那是在七十年代初，全国都在学习天津的小靳庄，搞什么用文艺的形式占领丰富农村的文化阵地。我们大队也搞了一个文艺宣传队，说是文艺队，只不过有一套锣鼓家什，按公社发下来的几本小册子做为剧本，排练一些极其简单的独唱、小合唱、三句半等小节目。队中成员是当地青年和知青组成，由一名男知青领着排练。而且还独出心裁的，自编了一个忆苦思甜的小话剧，内容和白毛女有些相像。

       一天下午，各生产队特意放了半天假，让全大队两个自然村的人，都到大队门前的广场，看文艺队的演出。当演到小话剧时，女主角跪在地上，大声叫另一男主角一声爹时，因大家对二位当地的演员太熟悉了，年纪轻轻的，穿着带大襟的衣服，又在脸上画了很多皱纹和染的白发，可能感觉有些滑稽，大家不由一起哄的一下，笑了起来。此时大队的公安出来制止，大家一下又都收敛笑容，严肃了起来。当他的目光落在一富农出身的李姓社员脸上时，怎么瞪他，感觉他仍然在笑。别人笑没啥，可他因是富农出身，问题就严重了，就上升到阶级立场的问题了。未等演出结束，大队公安和民兵就把他抓住，用绳子捆起来，绑在了一个简易的蓝球架下，后来又被带到了大队部，后果可想而知，不难想像。

       其实这位李姓社员并不是故意笑，只不过他天生长的就是一副欲笑的面容。我和他虽不在一个生产队，有时也遇到他，心里还想，这人长的太有趣了。他因笑出事后，我每次遇见他，总想要再好好、仔细的看看他的脸，但事与愿违，他因这副面容出事后，见到外人总是尽可能的把头低下。这真是长一副哭相不好，长一副笑脸有时更不好！

       这么多年过去，我从没再见到过他，不知他是否早已挺起了胸膛，抬起了那曾经卑微的，习惯性的见人低下的头。但愿他能抬起头，看看吧，现在的天空是那么的晴朗，每个人都是和你一样，微笑挂在脸上，虽然他们的笑脸不如你是天生的，但那也是由内心发出的。

       还有一件事，那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逝世时发生的。当时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如同天塌下来一样，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大队的广播喇叭，也由每天反复播放的样板戏，转为了几乎全天播放的哀乐，同时又在拖拉机车库设了灵堂。各生产队统一组织社员停止劳动，进行了一次吊唁。吊唁的过程中，有个别的人哇哇大哭，不知真的对主席感情深厚，还是伪装积极做给别人看，其实他的父母死，他都没咋哭。同时组织民兵，白天把全大队的地富反坏右份子集中起来，统一监视劳动，以防这些阶级敌人搞破坏，晚上再把他们放回家。

       为了安全起见，还有一支民兵的巡逻队进行夜巡。当巡逻队走到我们生产队的一名富农分子家的门口时，夜已经很深了，发现他家隔着窗帘的灯光还在亮着。于是轻轻的跳墙进院，在窗帘的缝隙看见他正在喝酒吃莱。这还了得！主席死了，这不是在偷愉的喝酒庆祝吗。于是敲开房门，民兵一拥而进，推推搡搡把他带到大队。后来结果我不写，人人都能猜得出来。折腾了一宿，第二天下午才把他放回家。由于此事，他趴在炕上躺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毕竟他已是七十来岁的老人了。

       他的二儿子是个木匠，和这位富农分子的父亲住东西屋。在一次帮助我家做木工活时，唠起此事，他说真是倒霉，当天他家有一只鸭子被黄鼠狼咬死了，他母亲就给炖上了，他父亲很晚回家，一看这么好的菜肴，酒瘾上来了，就把酒瓶拎出，喝了几杯，因他年纪大了，牙口又不好，嫌鸭肉没炖烂乎，又回了一下锅，所以又耽误了一些工夫，谁能想到竟出了这事，多喝了几杯酒，换来了一顿打，倒霉透了！从他的话语中，虽没明确讲出，但我已感受到他对此事的不满和气愤，和对父亲遭遇此事的那种心疼和无奈。

       一九七八年初冬，根据党中央的英明决定，把所有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政治帽子摘掉，恢复他们做正常人的身份，我们生产队为此事也开了会。记得这位当年的富农分子大叔，听到给他摘帽的消息后，都有些不相信。我怕他没听清，大声的告诉他，这回你和大家都一样了！当他确定是真事后，激动的哭了。为了让大家分享他的感谢和喜悦之情，还让儿子跑了几里路，去供销社买回了糖块分给大家。望着老人浑浊的眼里流下的热泪，不知怎么，我的心里也跟着酸酸的。

       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十年，真的是皇帝发昏，国民遭秧。何为皇帝，历史上只有被山呼万万岁者唯是。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十年动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恶梦醒来是早晨，凡是违背人民意愿的事，必将会有结束的那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伟人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使国家又走上了发展经济的正轨，使人民又重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回想曾经走过的动乱年代，倍感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和美好！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说也说不完，仅仅写下点滴。

                                                                       2012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