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

　　嬴政皇帝在李斯说话时已离开座案，在空阔处转悠着沉思着，此时回身平静地道，“老奉常与丞相之言，与诸位之异，道出了一个大题目：治国为政，仁与不仁，容与不容，界限究竟何在？”嬴政皇帝似乎是边想边说，不甚流畅然却极富力度，“先说仁与不仁。何为仁政？孔夫子一生讲仁，儒家几百年讲仁，然却从未给‘仁’一个实实在在的根基。作为国家大政，对民众仁是仁，抑或对贵族仁是仁？天下郡县一治民众安居乐业是仁，抑或诸侯裂土刀兵连绵是仁？儒家从来不说。大约也不愿意说。说清楚了，也就没那个‘仁’了。法家何以反对儒家之仁？从根本上说，正是反对此等大而无当又宽泛无边的滥仁！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真正确立仁政界标者，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是商君，是韩子。不是孔子，不是孟子。商君有言，法以爱民，大仁不仁。韩子有言，严家无败虏，而慈母有败子。秦法不行救济，不赦罪犯，看似不仁。然却激发民众奋发，遏制罪行膨胀，一举而达大治，又是大仁！为政之仁，正在此等天下大仁，而不在小仁。何为大仁？说到底，四海安定，天下太平，民众富庶，国家强盛，就是大仁。欲达大仁之境，就要摒弃儒家之滥仁。就要荡涤污秽，清灭蠹虫，除掉害群之马！”

　　宽阔敞亮的书房静如幽谷，嬴政皇帝的声音持续地回荡着。

　　“再说容与不容。容者，兼存也，共处也。然则，天下有善恶正邪，人众有利害纠葛，政道有变法复辟，学派有法先王法后王。此等纷纭纠葛之下，任是国家，任是学派，果能一切皆容乎？不能也。孔子讲中庸，何以不容少正卯？墨子讲兼爱，何以不容暴君暴政？法家讲爱民，何以不容疲民游侠儒生？凡此等等，根源皆在一处：大道同则容，大道不同则不容。兼容一切，无异于污泥浊水，无异于毁灭文明。今我大秦开三千年之新政，破三千年之旧制，而这棵大树的根基，却只能扎在脚下这方老土之中。当此之时，这棵大树要壮盛生长，便容不得虫蚁蛇鼠败叶残枝。否则，大秦的根基便会腐烂，大树便会轰然折断。其时也，六国贵族之复辟势力，容得大秦新政么？不会。决然不会！若我等君臣为彰显兼容之量，而听任复辟言行泛滥。误国也，误民也，误华夏文明也。战国之世血流成海，泪洒成河，尸骨成山，不都是在告诫我等：复辟裂土乃千古罪人么？儒家以治史为癖好。嬴政宁肯被儒家在史书上将嬴政写成暴君，写成虎狼，也绝不会用国家安危去换一个仁政虚名，绝不会用文明存亡去换一个兼容，换一个海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