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 症
个人日记
癌症,是現代醫学上最常用,最普遍,最可怕,令人聞而生畏的病名,似乎患有亂七八糟,千奇百怪“癌症”者,好像比比皆是。筆者所要講的非人身肝癌、胃癌、肾癌等等之屬,而是-種全社會性貭,决定民族命運,國家興亡的“社會癌症”。 “社會癌症”其特殊症状是:崇尚唯物拜金,貪娈物貭財富的索取,上下交征利,抹殺,扼制人文精神,抵毁傳统文化,貶低聖賢教育,否定以儒学為代表的文化精英在治國安邦,理政化民中所起的核心主導用。 我中華民族傳统文化之烮變,“社會癌症”之起因,當回朔到十九世纪中葉時第一次鸦片戰爭,甲午中日戰争,洋務運動時期,西方的“啟蒙運動”纳粹主義之風,由日本刮入中國,漸漸浸入尤其是一部分年輕知識份子的肌體。西方的大民主,大自由理念伴随其科学技術的成效,齊頭並進,打動、感染、吸引了我國年輕的熱血趕潮兒,認為只有向西方学習,摒棄傳统的國学禮義的约束,才能获得自由,得到精神的解脱。但那時,主張西化派人數很少,亦未得到淸廷政府的認可與支持。如張之洞,後來的梁啟超,康有為等,只主張学習、引進西方的科学技術,借鉴其管理措施以發展生産力,反對在意識形態上接受西方的大自由意識,所以此時之西化之風未能形成氣候。 到了二十世纪初,西風愈吹愈大,至1915年,由一小撮别有野心的政治扒手幕後指揮操緃,文化販子策劃鼓吹,煽風點火,流氓及恶奴乞丐小人乘機而動,鼓惑犯有狂熱病之青年学子,游行示威,赤膊上陣,從而掀起了反封建,廢科举,砸亂孔家店,廢文言文,倡口頭白話文,新文化運動的“五四”狂潮,自此,中華民族傳统文化,進一步受到排斥和抵毁。當時較有名氣,有学問的知識份子如:胡適、蔡元培、梁實秋、李大钊,陳独秀,鲁迅等人,皆是新文化運動的吹鼓手。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也很大程度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孫中山先生、胡適,梁實秋、蔡元培等雖倡導新文化,却主張以中為體,以西為用,並非主張全盤西化。主要興風作浪者是崇俄之革命黨及其鷹犬爪牙。 到了民國時期,在國民政府的要員中,亦有-部分人主張徹底毁掉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民族傳统文化,以西方之学说取而代之。然執政之蔣委員長,雖已接受過新思潮的熏淘,但從二十五嵗後,則專志於儒学的研究,他终生以王陽明,曾國藩為楷模,床頭几案不離二公文集。所以他嚴格強調,所有大專院校,無論甚麽科系,國学的課時安排不能低於百分之五十。它特别强調用儒家思想為主體,培飬青年学子的道徳情操。加之前淸留下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儒家士子作中流砥柱,故而,傳统文化雖有皮肉之損,並未傷筋動骨,得以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自“一代偉人毛太陽”篡登九五之尊後,-步步將文人学士淘汰,淸洗,殺害,坑埋,至十年浩劫,所謂之“文化大革命”,即干浄徹底的革了文化之命,完全抛棄了中華民族的人倫道徳觀念,將古聖先賢,炎黄祖宗打入十八層地獄,刨根掘底,毁滅了國学人文之本。以“鬥爭為綱”,形成了同室操戈,户户戰場,草木皆兵,血風腥雨,惨绝人寰的“鼎沸盛世”哄哄烈烈的“熱閙場靣”,毛之“英明偉大”,真乃千古一绝,举世無雙,無可匹敵之“皎皎”者也。 近几十年,鄧公提出改革開放,取消了以階级鬥争為綱的政治方針,代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科学技術為策略,後來又提出以高消費促高生產的方針,大力倡導市場竞爭,鬥争演化成竟爭,同样是弱肉強食,人吃人的结局。在高科技,高消費,高生產的誘導驅使下,人心更加變壞,倫理道徳随之進一步滑坡,贪娈欲望一步步高漲,現代绝頂之聪明人利用高科技手段,不惜喪盡天良為牟取私利來幹盡缺徳之事,致使今天的中國人,只剩下黄皮肤,黑頭髪的炎黄子孫之外表,而内脏己完全早被異體移植,根本没有炎黄子孫之思想靈魂了。更有甚者,有些時尚的青年人,連頭髪皮肤也改變了。 當今社會,只認名利而不認人,更不講禮義廉恥,不知五倫八德是何意思。視傳统文化,聖賢教育為過時之糞土。筆者身邊,有幾位親朋問我:“你学那么多過時的文化,能當飯吃,當銭用么?又有誰欣賞在乎你那一套呢?”問得我啼笑皆非,真莫知所以為答也! 更可悲者,泱泱大國,找不出一百位真正名符其實的國学大師,稱得上君子賢士者,恐怕不到億分之一。大專院校林立,没有一所是真正以徳為本而育人的学校。在教授,導師,学者中雖有極少數志士仁人,但被御用文人,文化小人邪勢強權所淹没,施展才華的機會微乎其微。當代雖掀起了國学熱,只是發起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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