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龙

我爷爷奶奶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父亲排行老二。因老大去世得早，所以后来大家就称我父亲为老大了。当时家里很穷，父亲没有上过一天私塾，只能供我两个叔叔上了几年私塾。听父亲说，他十多岁就到地主家做长工了，日子过得很苦。解放前几年，由于父亲人缘好，还被推荐做上了甲长（汪伪时期，相当于今天的村民小组长），就因为此，文革期间父亲被红卫兵揪出来游斗过。在我记忆中，有一次开批斗大会，我父亲与一批人被押上台，带上高帽子，强行按跪在尖尖的砖头上，膝盖鲜血直流。批斗会后，在家躺了好长时间才养好伤。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父亲的两个弟弟（我二叔和三叔）分别当生产队长和会计，算是“干部”。他们“大权独揽”，队里的社员们都很怕他们，因为不听话的社员可以给他们“小鞋”穿——分给他们做重体力活。我父亲唯一享受到他们关照的是，让我父亲帮生产队里养猪、养牛，搞副业，劳作不是很辛苦。我父亲由于为人忠厚、老实，与社员们都很亲近，连生产队里的“地富反坏右”都与我们家关系很好。我记忆最深的是，当时下乡到我们生产队插队务农的六个泰州知青，都认我父亲做干爸，我父亲尽可能多的从生活上帮助这些远离大城市的孩子们。有一年这几位知青的父母为了感谢我父亲，特地邀请我父亲到泰州城里玩，一家住了两天，把他当成贵宾，以感谢我父亲多年来对他们孩子的照料。临回时，还给我父亲带回了很多礼品，让我父亲“骄傲”了许久。那时生产队一般春节都要放知青他们假，让他们回家过年的，也有个别知青因家庭变故不愿回家的，就在我家过年，把我们家当成自己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知青都回城后，还经常有知青来农村看我父亲。父亲就此经常告诫我们，做人一定要与人为善，能帮人家的一定要帮，谁都有困难的时候，帮人家就是帮自己。后来父亲每逢过年都要寄些早早准备好的咸货（咸鱼咸肉之类的）给这些知青，知青们也经常寄些东西给我父亲。一直持续了十多年。我后来跟父亲说，现在城里什么都能买到，你就不要寄了，但执拗的父亲还是如此，直到去世。后来姐姐告诉我，父亲寄的是思念和感情，他不愿意中断。唉，我的老父亲。尽管老父亲走了，但我现在还和这些知青保持着联系，经常像亲戚般走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