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词指南【二】

个人日记

以下抄王力先生的说明:

  关于词韵,并没有任何正式的规定。戈载的《词林正韵》,把平上去三声分为十四部,入声分为五部,共十九部。据说是取古代著名词人的词,参酌而定的。从前遵用的人颇多。其实这十九部不过是把诗韵大致合并,和上章所述古体诗的宽韵差不多。……

  这十九部大约只能适合宋词的多数情况。其实在某些词人的笔下,第六部早已与第十一部、第十三部相通,第七部早已与第十四部相通。其中有语音发展的原因,也有方言的影响。

  入声韵的独立性很强。某些词在习惯上是用入声韵的,例如《忆秦娥》、《念奴娇》等。

  平韵仄韵的界限也是很清楚的。某调规定用平韵,就不能用仄韵;规定用仄韵,就不能用平韵。除非有另一体。

  只有上去两声是可以通押的。这种通押的情况在唐代古体诗中已经开始了。
以下抄《唐宋词格律》后附的《词韵简编》:

  (略)

  与古诗(平上去各分为15类,入声分为8类)押韵的情况相比,词押韵,合并的情况更多(分部减少,而且上声、去声可以通用);如果与近体诗相比,那就显得太自由,近于随便来来了。

  这近于随便来来会引来一些或偏于理论、或偏于实用的问题,分别说说。

  一是入声字作平上去三声字用,究竟合适不合适、或应该不应该认可的问题。《词林正韵》由第三部起,平声五支六脂七之八微十二齐十五灰通用之后,列“入声作平声”一项,举“室”、“榁”、“实”、“石”等130多入声字,说可以作平声字用;仄声四纸五旨六止七尾十一荠十四赌五寘六至七志八未十二霁十三祭十四太(半)十八队二十废通用之后,上声字后列“入声作上声”一项,举“质”、“鑕”、“礩”、“骘”等170多入声字,说可以作上声字用;去声字后列“入声作去声”一项,举“日”、“衵”、“驲”、“入”等110多入声字,说可以作去声字用。以下第四、五、八、九、十、十二部也有这种情况。这样,就是减去少数重见的字,入声字反串的数量也太多了。戈氏这样的断定也来自归纳法,当然有事例为根据,他在《词林正韵发凡》里说:

  惟入声作三声,词家亦多承用,如晏几道《梁州令》“莫唱阳关曲”,“曲”字作邱雨切,叶鱼虞韵;柳永《女冠子》“楼台悄似玉”,“玉”作于句切,又《黄莺儿》“暖律潜催幽谷”,“谷”字作公五切,皆叶鱼虞韵;

  ……此皆以入声作三声而押韵也。又有作三声而在句中者,如欧阳修《摸鱼儿》“恨人去寂寂,风枕孤难宿”,“寂寂”叶精妻切;柳永《满江红》“待到头、终久问伊著”,“著”字叶池烧切;……诸如此类,不可悉数。但这类事例有些特别,为了简明,可以说概括些,或夸大些,是从近古系统的口语音,脱离了中古音系统。这就应该俚俗些的词说,自然也未尝不可。但这就必致引来一个难以协调的问题,是:在同样的篇什里,有的地方保守,仍然坚持入声守本分,如《忆秦娥》、《念奴娇》等调的韵字以及大批的其他入声字;有的地方维新,偶尔从了俗,如戈氏举的那些。这就有如通体旧装束,忽然来一条领带,就难免旁观者诧异了。诧异表现为语言,就成为不赞成。手头有《考正白香词谱》,天虚我生(陈栩)在《自序》里说:

  其标目悉本诗韵,则取易于记忆。而上去声相并,以便通押。不复开入声借叶平上去三声之例,亦足使学者趋向正途,不致蹈传奇家方言为叶之弊。

  又在《凡例》里说:

  盖填词家凡平入声例须独押。其有以入声作平上去三声者,则宜于曲不宜于词,唐宋人虽间或有之,是皆方音使然,不足法也。

  入声字作平上去三声字用是事实,有的人(如戈载)尊重事实,有的人(如陈栩)尊重法理,所以意见有了分歧。我们宜于站在哪一边?道理方面的事难于分辨清楚;不如退缩,只从实用方面考虑。我的看法,作词,放弃入声,完全现代化,变动太大,因而困难很大;保留入声,仍中古音的旧贯,入声字不反串,有时虽然不免于小不方便(如押平声韵就不许用入声字),却可以避免头绪杂乱的大麻烦。依照墨子利取其大、害取其小的原则,我们最好还是规规矩矩,入声字一律当入声字用。

  另一个问题是,像上面介绍的词韵,其正确性究竟有多大?显然不会很大。原因有二:一,断定由事例来,而事例则有两方面的致命缺欠,一方面是不完备(有些是故意舍去),另一方面是并不一清如水(如不同的人的笔下可以不同)。总之,这样归纳出来的结论,至多只是大致如此。原因之二是,我们不能用中古音的理来衡量是非,因为事实常常会与理有距离;假定能够用音理来衡量是非,推想说不通的地方一定也会有,甚至不少。总之,我们要承认,像上面推荐以备用的词韵,只是一笔词学遗产,却未必是完美无缺的。

  这就引来与实用关系密切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还要奉为圭臬?站在我们余事填填词的人的立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是,所以奉为圭臬,理由有二:其一是,我们没有能力另编一套,就不如度德量力,坐享其成;其二是,就以它为准绳,花间月下,我们也可以,或张口,或拿笔,来一两句或三五句,如“斜月上窗时,梦君君不知”之类,以取得片时的飘飘然。总而言之,它虽然并不完美,却有大用,也足够用;用之前,相看一下当然可以,但重要的还是用,一切实惠都是由这里来,也只能由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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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作

      以上讲诗,讲词,各个方面,唠唠叨叨,说了不少。书的题目里有“写”字,对写的要求而言,那些唠唠叨叨,也许应该算作陪衬吧?陪衬也不可少,因为写之前要有准备;没有准备,心中手下空空如也,就无法下笔。但准备总是为写服务的,所以要转为重点谈写。显然,这将很难。原因很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即理好说,难于化为实践,一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即说到点子上不易,二也。第三尤其致命,是自己所知甚少,架上无货,开门营业,自然难免捉襟见肘。但谈是还要谈下去的,不得已,只好损之又损,以自己的经验(包括见闻)为根据,说说读了不少之后,想写,应该注意或宜于知道的一些事项。本篇是开头,先泛泛说;由下篇起分为几个重点说。

      作诗,作词,与吃饭喝水不一样,不是人人所必需;从另一面说,是愿者上钩的事。由非人人所必需方面看,它可有可无;但是由愿者上钩方面看,它又像是非有不可。有些青少年省吃俭用,掏空钱袋,换什么诗、什么词鉴赏辞典,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人是多样的,人生是复杂的,有早起入市,为一文钱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也有躲开朝市,为一字不稳,捻断髭须的。所以无妨说,诗,词,作诗,作词,也是所必需,与饮食的分别只是,那是人人,这不是人人。不是人人,原因有来自文化程度的,因为写,最低总要识字,而过去,也许可以包括现在,有不少人是不识字或略识之的。还有来自天命之谓性的,以《红楼梦》的人物为例,香菱热心学诗,薛蟠不学,想来是这位呆霸王并没有需要以诗词来表达的情意。这就可以说明,试作,除了需要熟悉文字,可不在话下之外,一个首要的条件是,必须有诗词常写的那样的情意,或者请陶公渊明来帮助说明,是采菊饮酒之后,还有“猛志固常在”的忙情和“愿在衣而为领”的闲情。

      这样的忙情和闲情,如果涓滴也算,也许呆霸王薛蟠之流也会有吧?但涓滴难于变成诗词,所以有忙情和闲情,还要程度相当浓。浓就容易,或说必致,化为一种力,急于想表现出来的力。有人称这为创作欲,这里无妨卑之无甚高论,只说是,有了这类情意,还有兴致(或忍不住要)用平平仄仄平的形式,把情意表达出来。

      据我所知,有这样兴致的人并不很少。当然都是喜欢读诗读词的。熟了,或相当熟,偶尔自己也登上什么城,什么台,或花前携手,月下独斟,心情难免有些动荡或飘飘然,于是心中叨念,真想写一首诗或一首词,把这片时的观感记下来。有的人谦退,不敢想效颦的事,却顺口吟诵一些成句,如“日暮乡关何处是”,“千里共婵娟”之类,这是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也应该归入有兴致写的一类。
    可是真就拿起笔写的人,至少就现时说,并不多。原因想当不只一种。这里只想说一种、是“怕”。所怕也不只一种,如,那是李白、杜甫,晏殊、秦观一流人干的,小子何知?当然不敢问津;诗词都有格律,押韵,平仄,等等,太难了,不敢碰;弄不好,出丑,何必;等等。这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没有道理的是对付的态度,应该知难而不退,却退了。不退有不退的道理。其一,任何技艺都是慢慢学、逐渐锻炼的,李白、杜甫等也不是生下来就会作诗,他们能学会,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会?其二,造诣容许有高低之差,如果我们学,所得不能高,安于低也未尝不可。我想,对应这类情况,最好还是把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话当作指针,他说:“你想知道你能走不能走,就是走。”

      只是鼓励走,近于空论;空论未必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实际问题,或说躲不开的困难,前面一再说过,是弄清格律。这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安排平仄字和韵字的架子,尤其是词,各式各样,难于记住;另一方面是一个个单字,太多,难于辨别某一个是平声,某一个是仄声,就是熟悉普通话语音,也不能完全以普通话语音为准。记得前面也说过,作诗词,大难有两种,一是要有宜于入诗词那样的情意,二是要有选用适当词句以表达那种情意的能力。与这大难相比,弄清格律是小难。大概是因为大难如烟云,远而模棱,小难如衣履,近而具体,几乎所有喊难的,所喊都是格律。那就只说格律的难。我一直认为,怕这方面的难,来由是认识不清加懒。懒也许更根本,因为认识不清是来于不愿正视,也可以说是懒。懒的对面是“勤”;能勤则这方面的困难可以很快烟消云散。这乐观的想法可以找到个稳妥的根据,是勤能生“熟”。
    就以格律为例,仄仄平平仄,应该接平平仄仄平,任何人都知道,是一回生、两回熟的事(词调多变,可以对词谱,就是不能两回熟也不要紧);退一步说,两回还不能熟,无妨三回、四回,至多十回、八回,总没有问题了吧?这样,用勤这味药来治,不要说整整齐齐的律诗,就是各式各样的《金缕曲》、《兰陵王》之类,成诵又有何难?至于各个单字的属平属仄,用勤的办法就更容易解决。比如写一首七律,想押十一真韵,韵字用了新、津、春、君、心五个,没把握,就可以乞援于勤,拿诗韵或旧字书来对,一查,知道后两个错了,君是十二文韵,心是十二侵韵,失误,碰了钉子,依照一回生、两回熟的原则,还记不住吗?又比如兴致一来,灵机一动,顺口诌了一句“细雨敲竹叶”,不知道平仄对不对,也应该乞援于勤,一查,知道竹旧是入声字,这里当平声字用,错了,失误一次,还记不住吗?所以说,勤能生熟,怕是不必要的。

      勤生熟,生只能慢慢生,所以不怕的同时,又不当求速成。《红楼梦》写香菱学诗,进步相当快,这是小说,适应读者的趣味和耐心,不好拖拖拉拉;移到现实,至少就常人说,就不能这样快。原因之一是,提高要以由读和思来的逐渐积累为资本,这时间越长越好。原因之二是,写也是一种技艺,适用熟能生巧的原则,要多写才能够得进益,多就不能时间短。这意思还可以由两个方面说得更深一些。
    一方面是就“成”的性质说,成有程度之差,即以名家而论,一般是晚年作品超过早年作品,所以所谓成是没有止境的,就不应该求速战速决。另一方面是就求成的态度说,因为是“余事作诗人”,至少是为知足常乐着想,宜于把成不成看作无所谓,或换个说法,成,步武李杜、秦黄固然好,不成,还是与常人同群,也仍然是适得其所。以上是就人说。就作品说,少到一首半首也是这样,梦中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天衣无缝,妙手偶得,是可能的;但终归不可多得,通常是,勉强成句,自己也觉得不怎么样,或当时觉得还可以,过些时候再看,有缺点,或灵机又一动,小变甚至大变(如王荆公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变还不只一次),居然化铁为金,显然,这就需要时间,也就难于速成。

      慢慢来,先后还应该有个安排。这人人都知道,应该由易到难。诗词各体的难易,前面提到过。一般说是篇幅长的较难,所以试作诗,宜于先绝句,后律诗,先五言,后七言;试作词,宜于先小令,后慢词。但这难易是就成篇说,如果不只成篇而且求好,那难易的关系就会变为错综。五绝简短而求内容充实、余韵不尽,也许比律诗更难,这意思前面也提到过。这里是就试作说,姑且满足于成篇,那就还是先篇幅短的后篇幅长的为好。这短还包括,至少是间或,不成篇。古人用奚囊装零碎得句,以待拼凑,拼凑之前即安于不成篇。
    名家如谢灵运之“池塘生春草”,杜甫之“江天漠漠鸟双去”,想来都是灵机一动,仅得此不成篇的一点点,以后用力补缀,找来“园柳变鸣禽”,“风雨时时龙一吟”,不免有上下床之别,可见不成篇也同样应该珍视。作律诗,有时先上心头的是中间的一联,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这是由不成篇起,后来才成篇的。专说成篇的,安排先后,也无妨以主观感觉为尺度,即自己觉得哪一体容易,就先从哪一体下手。但作诗作词,终归与登梯上房不一样,不能越级而过。比如作了几次五绝,也无妨硬着头皮,偏偏碰碰七律。这样越级而过也不无好处,是回头再作五绝,就会感到轻易些。作词也是这样,小令填了几首,也无妨试试《摸鱼儿》、《念奴娇》之类。又,诗词相比,词较难,格律复杂是小难,要有花间、尊前的儿女气是大难;因为难,所以宜于后试试,试还要多注意,以求成篇之后,易安居士之流看见,不讥为”字句不葺之诗”。

      还得说个更大更广泛的难,是有了无形无声的情意,用什么样的有形有声的词句表达出来。就理说,像是不能说,哪类词句不可以。可是传统的力量也不可忽视,我们读的大量的诗词,所用语言分明有自己的特性。这特性,后面还要谈到,这里姑且承认它有必要,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进一步承认,想表达诗词那样的情意,就必须,至少是最好,也能够使用诗词那样的语言。那样的语言,与我们日常用的大不同,与所读的无韵的文言也有不小的差别。这就必致带来困难,是,有情意,如果不熟悉那样的语言,就会写不出来。
    初学,试作,怎么办?一个办法是“学舌”,即借用,或说拆用古人的。这办法,如果韩文公有知,一定大不以为然,因为他主张“唯陈言之务去”。其实,他这句话还需要分析。即以韩文公而言,所去陈言也只是中间的,至于两端,那就还是一点不新鲜的陈言。这两端,小的一方是比句小的词,甚至一部分语,当然都是历代所传,大家公用的;大的一方是段、篇所表现的意,我们都知道,是流行于世面的圣贤之道,也是老掉牙的陈言。且不说意,只说表意的语言,应该说,某种说法算不算陈言,关键在于,对于拆改(拼凑成新的),
    我们怎么看;对于通用,我们怎么看。日常用语,范围太大,不好说;还是专说诗词。“百年世事不胜(读平声)悲”、“今宵酒醒何处?”,如果拆成“百年”、“世事”、“不胜悲”、“今宵”、“酒醒”、“何处”,因为通用,就都成为陈言。作手的巧妙,在于他(或她)能拆能改。拆改有程度之差。“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与“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意境相类,如果可以算作拆改,是大拆改。无限的诗词名句,虽然低了一等,只要不是抄袭,也可以算作大拆改。程度再低,如李白的“花间一壶酒”与高适的“床头一壶酒”,如果有模仿的关系,就只能算小拆改。
    还有更低的,如王荆公变王籍的“鸟鸣山更幽”为“一鸟不鸣山更幽”,点金成铁,就不足为训了。试作诗词,我说的可以学舌,指大量的大拆改和小量的小拆改。举实例说,利用读时记忆中储存的那些,拆改为“百年功过”、“回首不胜悲”(大拆改),可以;拆改为“今宵解缆何处”、“昔年酒醒何处”(小拆改),也可以。开始试作,是学习,是锻炼,乞诸其邻,虽然不怎么冠冕,只要有助于进益,有助于成功(大拆改而能恰如其分地表达情意),当作通道而不看作目的,是有利而无害的。

      但成功终归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为了少出差错,还要谨慎。据我所知,有的人试作,常常有侥幸心理,成了篇,念念,觉得颇不坏,就以为不会有问题。其实,初学,格律不熟,如果不细心对证,碰巧一点不错的可能是几乎没有的。所以上策还是细心对证。这好处有近的,是本篇不错;有远的,是发现某处错了,经一事长一智,同样的情况下次就可以不再错。

      成篇之后,可以不可以请教别人?当然可以,如果所请教的人自己通,并有诲人不倦的美德,请教,常常会比自己捉摸来得快,见得深。当然,人各有见,至少是有时候,自己也要有主见,不可随风倒。

      最后总的说说,读,欣赏,最好能够进一步,也作。作,要始于勇,不怕难;继以勤,锲而不舍;终于稳,斟酌,修改,不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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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与选体

      作诗填词,是因为有情意动于中,不形于言不痛快。情意是主,言是附。打个比方,情意是身体,言是衣服,衣服要为身体服务,这就是俗话说的要量体裁衣。身体不同,衣服要随着有别。同理,情意不同,言也要随着有别。不同的人以及不同时的情意,各式各样。表达的形式也各式各样。长歌当哭可以;甚至书空、画地,用言以外的形式也可以。言以内的,也不见得必写成诗词。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大喊七不堪,是用书札的形式。司马迁写《伯夷列传》,为岩穴之士痛哭流涕,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这里扣紧本题,专说宜于用诗词表达的情意。这也有强弱、粗细、刚柔、显隐等等多种,依照量体裁衣的原则,就会有用哪一种言表达才合适的问题。情意无形无声,不好说,可以由言方面看看。

      如以下两首都是名篇: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读平声)。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掩徂辉,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鵷鸾。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李白《古风》之一)

      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画罗金翡翠,香烛(读仄声)销成泪。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温庭筠《菩萨蛮》之一)前一首是古诗,后一首是词,任何人都能体会到,情意相差很远:古诗的悲凉,词的怅惘。有人会说,这是因为题材不同:登高望海的主角是老男,玉楼明月的主角是少妇。这有道理,但不是决定性的,如以下两首是近体诗,体由朴厚趋向精巧,题材说的都是女性:

      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读仄声)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李商隐《为有》)

      卢家少妇郁金香,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读平声)明月照流黄。(沈佺期《古意》)

      一首绝句,一首律诗,都写恋情,可是与以上那首词相比,显然没有那样浓的软绵绵的脂粉气。这是因为体本身带有情调,或说韵味,虽然惯于装油的瓶子未尝不可以装醋,通常总是惯于装油的装油,惯于装醋的装醋,才顺理成章。这就说明,诗词,不同的体有不同的情调,或者说,不同的体宜于表达不同的情意,所以情动于中之后,想用诗词的形式抒发,应该量体裁衣,即选用合适的体,然后下笔。

      但是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不同的体有不同的情调,前面多次谈过。这里由知转为谈行,应该由行方面看看,作诗词,求情意与体协调有没有困难。显然有困难。原因有来自道理的,有来自实行的,或既道理又实行的,以下大致说说。

      所谓道理的,是情意复杂,体简单,以复杂对简单,难于形成一对一的关系。情意的复杂,可以由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方面是它多。多来于质的各式各样,如同是悲,有失恋的,有失官的;还来于量的各式各样,仍以悲为例,有痛不欲生的,有片时不高兴的。总数来于质的各式各样乘量的各式各样,那就多到无限了。另一方面是它朦胧。它不像许多外物,如砖瓦,有形,可以看到;如鸟鸣,有声,可以听到。它确是有,因为能使人感到,甚至明显到难忍,可是真去寻寻觅觅,就常常苦于抓不着,辨不清,甚至它的住所在哪里也不知道。这样,多加朦胧,就成为无定。而诗词的体,即使词的不同调也可以算在内,终归是有限的。以有限配无定,这就有如买鞋,两只脚自然不会完全相等,可是只能穿同一个尺码的。这是将就,但不得已,所以也就只好安于差不多。作诗词,选体,对情意这个主而言,也是只能安于差不多。总的说一下,有情意想用诗词的形式表达,选体是应该的,但选得完全合适,就是理论方面也是有困难的。

      那就退一步,安于差不多怎么样?还会有实行方面的困难。原因主要还是来于情意的无定,难于把捉。以用箱子装物为例,清楚物的质和量,好办,物多用大箱子,物少用小箱子;不清楚物的质、量,就难于决定用什么箱子合适。这种情况移用于情意,还会有比有形物深远得多的纠缠。情意无形无声,想变为有形有声,就不能不以言为附体的体。“感时花溅泪,恨别(读仄声)鸟惊心”是一种情意,“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读平声)”是另一种情意,我们知道两种同属于悲的一类而又各有特点,是凭借言。这言,一定是量体裁衣的衣吗?自然只有天知道。这样一来,或由这个角度看,情意的无定就更加无定,从而选体的合适与否就更加渺茫了。也许就是因此,读古人的作品可以感觉到,不同的体像是可以表达相类的情意,如“乐游原上望昭陵”是诗,“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是词,就是这样;甚至还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如用诗写“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用词写“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就是这样。

      以上是说,有情意,于诗词中选体表达,时时处处配得水乳交融,很不容易。对付这不容易,有消极和积极两种态度:消级是不管,有情意,随手拈来;积极是选而安于差不多。显然,我们应该取积极的态度,因为我们承认,不同的体有不同的情调,有不同就应该分辨。分辨,别泾渭,可以大到人与人之间。以老杜和小杜为例,两个人都只写诗,不写词(与时风有关)。以文如其人为眼镜看两个人的情意,可以总而言之,老杜有刚无柔(或极少),如近于香艳的“香雾云鬟湿(读仄声),清辉玉臂寒”,也仍有正襟危坐气;小杜就不然,而是有刚有柔,如“欲把一麾江海去”之类是刚,“豆蔻梢头二月初”之类是柔。有刚无柔,如老杜,就可以只写诗,不写词。有刚有柔,如小杜,就可以既写诗,又写词。他没有写词,但我们可以设想,“豆蔻梢头”那样的情意,如果谱入《蝶恋花》或《青玉案》之类,就会比谱入七绝更为合适。同理,唐以后,许多文人都是兼写诗词,像程、朱及其门下士,总以少写词为是;其反面,如朱彝尊、纳兰成德之流,就可以多写词了。

      就性格说,至少是一般人,以刚柔杂糅的为多,那就情动于中,想用诗词的形式表达,更应该量体裁衣,先选体,后下笔。因为不得不安于差不多,选体,也无妨只考虑大略。可以由大而小、由总而分说说。最大是诗与词之间的,如上面所说,对应情意的性质,刚宜于用诗,柔宜于用词。刚柔,一般是泾渭分明的,如牵涉国家社会的刚,牵涉闺房的柔。牵涉闺房的情意,可以是适意的,可以是不适意的。不适意的,引起慨然的感情,是柔中之刚,无妨写成“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读仄声)青楼薄幸名”式的诗;适意的则有柔无刚,就只好写成“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式的词了。
    由诗词之间缩小,先说诗的各体之间。古诗与近体,界限是相当分明的,豪放、粗率的宜于入古诗,沉痛,需要缕述的也宜于入古诗,反之可以入近体。又同是宜于入古诗的情意,雄放的宜于入七古,沉郁的宜于入五古。用近体,绝句、律诗间的选择,无妨由量的方面下手,情意单纯的入绝句,复杂些的入律诗。至于五言、七言间,可以由情意波动的幅度来决定:波动小的温婉,宜于入五言;波动大的激越,宜于入七言。再说词的各调之间。小令、长调间的选择,也可以由量的方面下手,情意单纯的入小令,复杂些的入长调。其次是看情意的悲喜,悲的以入仄韵的词调为好,喜的最好谱入平韵的。又同是仄韵的词调,有的宜于抒发感愤的情意,如《满江红》、《贺新郎》之类,有的宜于抒发温婉的情意,如《蝶恋花》、《踏莎行》之类,也要注意。

      但这样的如意算盘,也许仍是纸上谈兵,说易行难。原因是,如上面所说,一是情意难于把捉;二是想捉,只有穿上言的外衣之后才能捉到;三是体如瓶子,某一个装醋好,有人用它装了油,而且印入文集,后代的读者也就只好承认。这些,至少是有时,都会使选体遇到困难。怎么办?我的经验,以安于差不多的精神为指针,还可以拿以下几种办法来补充。

      其一,是取古人的名篇为样本,照猫画虎。这不难,可以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式的吟哦为引线,唾手得之。例俯拾即是。许多人有这类的经验,秋高叶落之时,登上什么遗址,怀古伤今,一阵情动于中,想形于言而没有自己的,于是不知不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类的成句就溜到嘴边,也就顺水推舟,吟哦一遍或两三遍,即使并未涕下,也总可以变为平静些。同理而异类的,如不少盛年已过的人,有重过沈园的经历,睹旧物而思旧人,不免悲从中来,但时光不能倒流,也只好借古人酒杯,吟哦“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类的成句,再落几滴眼泪了事。这不知不觉溜到嘴边,就理说是情意与体有协调关系,就行说等于为选体铺了一条路。退一步,不溜到嘴边也不要紧,读多了,总会记得不少各体的名篇,可以用买帽子的办法,拿几顶,戴在头上试试,最后要那顶不大不小的。这样试,也许合适的不只一顶,例如有繁富的慨当以慷的情意,到名篇里找样本,对证,七古合适,七律的组诗(4首或8首)也合适,怎么办?我的想法,如果没有难易之分,可以任选一种;如果有难易之分,以选自己不太费力的为好。

      其二,这难易之分,有的来于主观,那就引来另一个补充的办法,是:无可无不可的时候,选用自己熟悉的,或自己擅长的。人难得全能,大名家如李、杜,也不是各体都擅长,如古诗,李七古比五古好,杜反之,五古比七古好;近体,李的绝句比杜好,杜的律诗比李好。这样,以演戏为例,想赢来满堂好,当然要演自己拿手的(包括角色和戏目)。作诗词也是这样,比如自己惯于作近体,也长于作近体,有某种情意,如果不是非谱入古诗不可,那就还是以用近体表达为好,因为可以事半功倍。填词也是或更是这样,人,尤其现代的,不能各个词调都熟,有某种情意,宜于用词来表达,就最好填自己熟悉的,以求费力不很大而成就高一些。

      其三,这费力大小,也来于难易之分,如果限于诗与词之间,如何选定(假定可入诗可入词),就要看表达之外还有什么考虑。词比诗难,因为音乐性的要求高,还要有花间、尊前的味儿。对应这样的难,避难就易是常然而不是当然。有的人,或在某时某地,或因某人某事,偏偏需要,也愿意,舍易就难,那就把可以用五绝表达的情意,扩充为一首《忆秦娥》或《蝶恋花》,也未尝不可。

      其四,作诗填词,情意是根,题材是干,根在地下,要靠题材才能冒出地面,所以选体,题材也是决定何去何从的重要条件。是重要条件,不是决定性的条件,如闺怨、秋思之类,就既可以谱入近体诗,又可以谱入词的多种调。这是可以自由的一端。还有不能自由的一端,如《孔雀东南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琵琶行》之类叙事的,显然就只能用古体诗;近体洗炼,词空灵,事过多过实就难于着笔。甚至纯是言情,如贺铸《青玉案》所写,“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连生尘的罗袜也迷离恍惚,谱入诗,不要说古体,就是近体也嫌太沾滞,那就别无选择,只好谱入词了。题材多种多样,其中不少属于不能自由的一端,以古人的名篇为样本,选体不会有什么困难。

      其五,人间、世事是复杂的,有时候,有些零零碎碎的情况,看来关系不大,却也有左右选体的力量。举一点点为例。不管什么机缘,总之需要写一首两首,又不管什么机缘,还必须急就章,这,如果有苏东坡之才之学,自然也可以写律诗,甚至不只一首;至于我们一般人,就应该有自知之明,以写一两首绝句,短期内完成为是。又如被动写,为什么人题画,画幅上地盘有限,那就不宜于大张旗鼓,也以凑一首绝句为好。又如遇到什么机会,需要写一首赠人,而那位颇少花间、尊前的情调,就最好不要填词,至多来一首七律就够了。此外的各种情况可以类推。

      最后说一点点开心的话:选体不是难事,是其一;其二,就是选得不合适也关系不大,这有如有林黛玉的心而没有林黛玉的面,但既已受生,看者与被看者就都只能顺受,认为应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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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语和用典

      题目的诗语用广义,包括词的用语。这样一个词有言外意(或即称为言内意),是有的语不是诗语,或诗语虽然也是语言,但有特点,甚至自成一家。这种情况,举例以明之容易,如“锦瑟无端五十(读仄声)弦”是诗语,“啤酒一元五一瓶”不是;用定义的形式,一刀两断,泾渭分明,就太难了。这里避难就易,只说,有情意,用诗词的形式表达,因为成品名为诗,名为词,所用语言就应该是诗语。这样,显然,作诗填词,就必须先知道什么是诗语。定义难,或难于利用,只好不避繁琐,就有关的各方面说说。

      前面说过,作旧诗,填词,要用唐宋人在诗词中习用的语言。那是文言(例外极少),或说与口语不同的异时异地的人共用的书面语。为什么要这样?就昔日说,是文人都觉得(或并未想过),既然是用笔写,就应该用人人都在用的书面语(俗文学用白话写是另有源头,另有用场);日久天长,并固结为不这样写就不会写。总而言之是时势使然。就现时说,情况就复杂了,或说原因就不只一种。主要有三种。
    其一是,用文言惯了,换为现代语,不习惯。俗话说,学什么唱什么,趸什么卖什么,诗词也是这样,读的总是“感时花溅泪,恨别(读仄声)鸟惊心”,“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读仄声)”之类,及至拿起笔,要写“车站迎来你,飞机送去她”,“明天哪里见面?你单位主楼前院”,反会感到不顺手。
    其二是,比较起来,文言字少义多,现代语字多义少,诗词有定格,句读内字数有限制(词间或用长句,不多),用文言容易装进去,用现代语就多半不成。现代语繁,来源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文言中许多单音词,现代语变为复音词,如“衣”变为“衣服”,“惜”变为“爱惜”,“伟”变为“伟大”,等等;这种趋势还在发展,如常说“乘车”、“坐车”,证明“乘”“坐”还可以单用,有的人却非说“乘坐火车”不可。另一种是所谓形态的零碎增多,如“有亲属关系”,“坐在椅子上”,有的人要说“有着亲属关系”,“坐在了椅子上”。还有一种是意合法少了,如“老者安之”,现在要说“对于老年人,我们应该让他们得到安适”。语言长了,以诗为例,五七言就难得装进去。如果不信,还可以试试。两种试法,一种是用现代语重写某一首,另一种是用现代语自作一首,我想,一试就会感到,五七言的地盘真是太小了。五七言的格式不能变,想作,就只好用文言。
    其三是,诗语是用来写(或径直称为画)诗境的,诗境之所以能成为诗境,条件之一是与实境有距离;有距离也有来由,是它不是直接来于实感,而是来于想象或想念。用语言写,想保持这样的距离,文言比较容易,现代语比较难。举一点点突出的例。“夜阑更秉烛(读仄声)”,意境好,现代化,不用烛了,可是改为“黑了开电灯”,务实,诗意像是就减少了。又如“香车系在谁家树”,现代的才子佳人大多是坐汽车,难得不污染,只好说“汽车停在哪条街”,也是一务实,诗意像是就跑了。必须远去的才有诗意吗?根据韩非子“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理论,这说不通,可是就作诗填词说,维新又确是有困难。我的想法,用文言以求容易画出诗境,也许只是权宜之计,而不能找出坚实的理论根据;不过,为余事作作诗、填填词的人着想,别辟蹊径,尤其有理论支持的蹊径,谈何容易,所以不如,或只能,卑之无甚高论,不把秉烛变为开电灯也好。

      作诗填词,宜于用文言,是眼一扫就能看出来的。细端相又会看到,所谓文言,并不是任何文言,而是有某种色彩、某种力量的文言。看以下两联: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

      两联都出于李商隐之手,前一联是《咏古》诗的开头,后一联是《无题》诗的开头,都是用文言写的,可是对比,前一联殊少诗意,后一联不只有,而且很丰富。为什么?自然是意境有别。意境是靠词语(或组成句)表现的,所以分别也不能不深入到词语。这意思正面说就是,有的词语与诗词的关系近,有的词语与诗词的关系远。显然,作诗词,遣词造句,应该用与诗词关系近的。这样的词语,难于具体指出,
    因为:一,无尽;二,也难于与另外一群划清界限。无妨由性质方面看看。这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形象方面,要易于画出鲜明的诗境,以这种性质为尺度,可以分辨,韩愈的“一封朝奏九重天”不怎么样,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很好。另一是力量方面,要易于唤起幽渺的情思,以这种性质为尺度,可以分辨,杜甫的“相对如梦寐”很好,苏东坡的“家童鼻息(读仄声)已雷鸣”不怎么样。两种性质都嫌抽象,但把捉并不难,就是靠自己的感受,孟子所谓“口之于味也,有同耆(嗜)焉”,读别人的,写自己的,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处理。

      以上主要是由分别方面说,诗语是能够写出诗意的文言。范围缩小,专看这样的文言,它入诗入词,一要表现诗意,二要恰好能够装到某一种格式里,因而与一般散行的文字相比,就会显得具有某些特性。说说这些特性,会使我们对于诗语有较深的认识。可以分作两个方面说,一是意境方面,另一是句法方面。

      先说意境方面。称为意境,表明它不是实境。它来于实境,却有变化。有由量方面看的变化,是由繁变简。“王侯第宅(读仄声)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读仄声)时”,安史之乱,长安的变化自然不只这一点点,但是入诗,就不宜于,也不能面面俱到,巨细无遗。还有由质方面看的变化,是取精舍粗。“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秋天的景象自然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但所举的一些不只有代表性,而且有突出力,因而寥寥十几个字就能使人感到凄凉。秋天的实景可能引起不同的人的不同感触,这里只是凄凉,是取精舍粗的写法起了作用。这样说,质有变的意境,是以诗语为寄托表现出来的。诗语要由写法来体现,而写法,细说就会无尽无休,只好从略,单讲一些可以看作诗词中特有的。这总的性质是与现实的距离加大。现实和文本是两个系统,重合是不可能的,通常总是事繁文简,事直文曲,甚至事真文假。但那不见得都是心甘情愿。诗语之离开现实是心甘情愿。因为心甘情愿,所以常常不只表现为远,有时是更远。这依照近远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只能算作举例)。近的一类是突出一点点,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甚至夸张些以换取形象鲜明的效果。诗词中叙事、写景、言情,如“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潮带雨晚来急(读仄声),野渡无人舟自横”,“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都可以作如是观,因为写法都是轻轻一点而求形象、情意突出。稍远的一类,与眼观物有相似之处,是距离加大,清晰变为迷濛。诗句如“解释春风无限恨”,“门外无人问落花”,“晓窗分与读(读仄声)书灯”,“去作西窗一(读仄声)夜秋”,词句如“初将明月比佳期”,“夜月一(读仄声)帘幽梦”,“天际小山桃叶步”,“啼到春归无啼处”,都是似可解似不可解,与人以幽美而细看又不清晰的感觉。这样写为什么也能表现诗的意境?我想是因为,诗境与梦境有亲属关系,两者的同点是幻而不实,异点是一来于昼(即所谓白日梦),有条理;一来于夜,没有条理。这同点就注定,适度的迷离恍惚甚至可以使诗意显得更浓,因为距实更远,距梦更近。也许就是以此为原由,诗词之作,还有通体迷离恍惚也能成篇的,如:

      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间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读仄声)座看(读平声)。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精盘。(李商隐《碧城三首》之一)

      马上吟成鸭(读仄声)绿江,天将间气付闺房。生憎久闭金铺暗,花笑三韩玉一(读仄声)床。添哽咽,足凄凉,谁教(读平声)生得(读仄声)满身香。至今青海年年月,犹为萧家照断肠。(纳兰成德《鹧鸪天》,据手写本)

      如果文章写成这样,至少是一般人,会认为故意隐晦,入了魔道。诗词就容许这样,因为它可以,或干脆说宜于,与现实拉开距离。还有更远的一类,是夸张过了头,成为不合理。最典型的是诗仙李白的“白发三千丈”。其他如“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都只能凭印象来吟味,如果抠字眼儿,就成为大言欺人了。

      再说句法方面。诗词成篇,形式方面,大致说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一句或一读,字数有定;二是某处所的字,平仄有定;三是某处所的字,韵有定。这三个条件都相当顽固,几乎不许还价。可是还要成篇,怎么办?只好其他方面让步。让步的办法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词语的增减(主要是减),一个方面是语序的变动。先说增减,一般是削足适履式,砍去本不当砍掉的,以求装得进去。这有词语内的,如“归邀麟阁(读仄声)名”,“文字鲁恭留”,“王乔鹤不群”,应该说“麒麟阁”、“鲁恭王”、“王子乔”,因为容不下,只得削去一个字;又如“地近函秦气俗(读仄声)豪”,“函”指“函谷关”,因为容不下,竟削去两个字。至于词语外的,那就花样繁多,只举一点点例。如“林中观《易》罢”,“朝回日日典春衣”,都不表明这样做的是谁,用语法术语说是省去主语。还有省去谓语的,如“悠悠洛阳道”,“梨花院落溶溶月”就是。由省去主谓下降,有多种砍削的情况,如“早知清净理”,“白发悲花落”,意思是,“如果早知清净理”,“因为白发(老了),所以见落花更加悲伤”,也是为容得下,把如果、因为等零碎省去了。增的情况很少,但也不是没有,如“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初”字就是求与“日”字对偶,拉来凑数的。再说另一个方面,语序的变动。绝大多数是为了满足声音(平仄和韵)的条件。有少数与声音无关,如“画图省识(读仄声)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月夜”改为“夜月”,是求与“春风”对偶(时令、天文对时令、天文);“王母降”改为“降王母”,是求与“满函关”对偶(动宾对动宾)。为满足声音条件而变动语序的情况就太多了,由细而巨举一点点例。如“佳节(读仄声)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沧洲”,“漠漠水田飞白(读bò)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清明佳节”改为“佳节清明”,是因为全篇仄起,开头应该是仄仄平平;“顾虎头何年……画”改为“何年顾虎头”,是因为全句应该是平平仄仄平,而且要押十一尤韵;“白鹭飞”改为“飞白鹭”,“黄鹂啭”改为“啭黄鹂”,是因为全篇押四支韵,“鹂”用作韵字,要在句尾,连带“白鹭飞”也就非改不可(既要平仄仄,又要也是动宾形式)。变动还有扩大到句外的,如“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读仄声)寒”,“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依时间顺序,应该是先怜后赠,先扣后疑,先人后语;颠倒次序说,是避熟以求奇警。求奇警还有大离格的,那是杜甫《秋兴八首》中的一联,“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硬使“鹦鹉”、“凤凰”与“香稻”、“碧梧”换位,以致意思说不通。但千余年来读者也就容忍了,原因的一半是诗圣名位太高;另一半是,这是诗,语句的组织是容许不循规蹈矩的。

      以上是泛泛谈诗语的情况。以下转为谈用典。用典是文言各体共用的手法;诗词中常常用,也许是因为它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竟是这样,我们就无妨把用典看作诗语中有鲜明特点的一个小类。由用典是怎么回事说起。这可以用定义的形式说,是用较少的词语拈举特指的古事或古语以表达较多的今意。如“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对棋”句是用《晋书·谢安传》记谢安与客下棋事,以表示自己(作者杜甫)当年与房太尉也有过这样的交谊。“把剑”句用《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吴季札于徐君死后挂剑于徐君墓树事,以表示自己对死者也有此心。两句都是引古事以表今意;“凌波”是用《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以表示美人脚步,是引古语以表今意,这用不着思索就会看出。这样的表达方法会带来麻烦:一种轻的是“隔”,因为不是径直说,理解就不能不绕弯子;另一种重的是“难于理解”,因为读的人也可能没念过《晋书》、《史记》和《洛神赋》,不知道事或语何自来,典故就必致成为迷魂阵。

      可是昔人(尤其时代靠后的)还是乐于用,为什么?原因不只一种。最平常而不足为训的是文人习气,借此以表示博雅。习气会助长习惯,本来可以说“写出来先放着”,却一张口就溜出个“藏之名山”来。接着是习惯有扩张性,扩张为时间长,人数多,终于就成为独霸,像是非这样说不可了。

      “司空见惯”就是个好例,它的来路本来不光彩,是歌女太漂亮,“断尽苏州刺史肠”,可是你想不这样说,又很难找出个其他说法来代替。用典的问题就是这样麻烦。比喻典故是所谓人物,他不是样板戏中的,好坏分明;而是杂七杂八的,好坏,要看用什么样的,怎样用,以及用得多少。专说诗词,有个事实先要承认,是,时间靠前,它间或用,时间靠后,它常常用,且不管文人习气,这样做有没有好处?答案是有,大致是以下几种。

      其一是这样说反而方便。如“傲吏身闲笑五侯,西江取竹(读仄声)起高楼”,“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一时封五人为侯,是汉朝的事,而且不只一次,所以以五侯代富贵人家成为惯例,说着反而省力;“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也是凡读书人都熟悉,所以表示不管兴亡旧事、且乐今朝的意思,引用这两句就可以随口说出来。这情况,打破砂锅问到底,是有些人语言库存比较丰富,遇到某种时机,一种旧而合用的语句会不知不觉地冒出来。这可以是俗的,即不见经传,如“慢鸟先飞”之类;也可以是见经传的,如“狡兔有三窟”之类。库存里有,不许用,就一己说是限制表达的自由,就用同一种语言的全体说是安于语言贫乏,当然是不对的,也是办不到的。从这个角度看,用典,理论上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用得合适不合适,留到下面谈。

      其二是可以取得言简意丰的效果。如“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书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风流”,黔娄是《高士传》里描述的高士,有志有节而穷困,元稹引来代指自己,比直用己名,意思就丰富多了;在空中写“咄咄怪事”,以泄被废黜的愤慨,是晋朝殷浩的事,辛弃疾引来表达自己壮志不得酬的心情,正是轻轻一点而力有千钧。上面说过,诗词的句读、字数有限制,像这样丰富而委曲的意思,不用典就比较难说。

      其三是用古典说今事,可以取得情景化近为远的效果。如“忽逢青鸟使,邀入赤松家”,“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青鸟送信,见《汉武故事》,赤松子为得道仙人,见《史记·留侯世家》,孟浩然这里不过是说某道士派人来约去聚会,用典,拉出青鸟、赤松子,意境就由现前事变为远景,根据上面所说,诗意就浓了。同理,苏东坡诗有“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之句,《列子》有“黄帝昼寝,梦游华胥之国”的记载,都拉来,写自己(姜夔)梦中的浪漫经历,也就可以化近为远,俗情冲淡而诗意增多了。

      其四是可以引起联想,取得锦上添花的效果。望梅可以止渴,画饼可以充饥,都是靠联想。诗词也是这样,如“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永丰柳,无人尽日花飞雪”,堕楼人用石崇的歌女绿珠跳楼自杀的故事,落花轻飘飘,自然不像堕楼人,可是这样写,靠联想,能够于好景不常的凄凉之外,兼使人感到美,也就是增添了新意;永丰柳是用白居易诗,“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本事诗》说是白衰老时为歌女小蛮而作,因为他还有“杨柳小蛮腰”之句,张先这首词是写惜春的惆怅之情,引永丰坊的旧事,就会使人联想到诗人老去的凄凉,意思就重多了。

      其五是可以写难言之隐。大千世界事无限,其中有些,未必不应有而不好明说,如果还想说,怎么办?用典是一种办法,甚至是好办法。如“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贾氏窥帘用韩寿偷香故事,宓妃留枕用《洛神赋》洛神与曹植在洛水上相会故事,写男女的不合规范的行为,像是轻而易举,如果不用典而直说,就很不好办;同理,闻琴是用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的故事,解佩是用郑交甫在汉皋与仙女好合的故事,也写男女的越轨行为,用典可以变粗俗为娴雅,如果不用,张口就大难。

      这样说,用典,一方面是隔,难解,另一方面是也有优点,或说必要性,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这样的纠缠?总的原则是适可而止,并求易解。原则化为实行,可以分作六个方面说。

      其一,要意思切合。如崔曙《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七律尾联,“且欲近寻彭泽(读仄声)宰,陶然共醉菊(读仄声)花杯”,用陶渊明为彭泽令的故事,意思多方面都合适:一,都是县官(尊称为明府);二,九月九日重阳,习俗喝菊花酒;三,陶渊明喜欢喝酒,又爱菊花。像姜夔《八归》的“想文君望久,倚竹(读仄声)愁生步罗袜”,切合的程度就差些,因为这首词是为胡德华送行的,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的妻正盼你回去”,用文君代妻,推想胡的妻看到就未必高兴,因为她极少可能是既曾寡居又曾私奔的。

      其二,用典,比喻为做生意,要能赚钱,即表现力要比不用强一些。如杜甫的“匡衡抗疏功名薄(读bò),刘向传经心事违”,辛弃疾的“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杜甫言志,说自己为谏官,曾向皇帝上书,有如汉之匡衡,有志传经,有如汉之刘向,匡衡、刘向是历史的大名人,引来自比,人品和志向的分量就加重了;辛弃疾有救国大志而不能实现,但不泄气,引廉颇吃米一斗、肉十斤的故事以自比,使读者不能不联想到廉颇的壮志英风,也是意思就重多了。意思加重,用典虽是绕弯子说,总是没有白用。像周邦彦的“冶叶倡条俱相识(读仄声),仍惯见珠歌翠舞”,冶叶倡条本诸李商隐诗“冶叶倡条偏相识(读仄声)”,指歌女,等于用隐语而意思没有增加,不增加,宽厚些说也是用不用两可。

      其三,还有一种情况是非用不可,那就只好用。我昔年写文谈用典,曾经说到这种情况。为省力,再说一遍。据传清初陈子龙嘲笑钱谦益的一首诗,题目是《题虎丘石上》,诗云:“入洛纷纷兴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黑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宽沉白(读bò)马,今归应愧卖卢龙。最怜攀折章台柳,憔悴西风问阿侬。”全诗八句都用典,一用《晋书·陆机传》(北上往洛阳求官),二用《晋书·张翰传》(辞官回江南),三用杜甫《晚行口号》“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读hè)头”(意思是还故土时尚不很老),四用《后汉书·蔡邕传》(邕被王允投入狱,求修史不得),五用《新唐书·裴枢传》(枢被朱全忠遣人杀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六用《三国志·田畴传》(畴向曹操献计,兵出卢龙寒,攻入畴的乡土),七、八用唐人小说许尧佐《柳氏传》中韩翊(应作“翃”)与柳氏赠答诗(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以写钱谦益于明亡前后应死不死,投降清朝奔赴北京,不如意又回到江南,老了,多年想修史终于落了空,而在他离开家的时候,夫人柳如是却另有所欢种种事。像这样的内容,不用典写出来就太难堪了。

      其四,有兴趣用,或不得不用,总当尽量避免用生僻的。不生僻与生僻,没有明确的界限,大致说,见于多数人熟悉的书并诗文中常用的是不生僻的,反之是生僻的。以诗词为例,如“又值(读仄声)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小样杜陵诗”,接舆是《论语》提到的人物,《五柳先生传》,王粲,杜诗,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是不生僻的。像“鸳楼碎泻东西玉,问芳踪,何时再展,翠钗难卜”,东西玉用黄庭坚诗“佳人斗南北,美酒玉东西”(案原诗即晦涩难解),指名贵酒杯,是生僻的,如果不注,了解的人必很少。用僻典以显示博雅是文人恶习,作诗填词,都是以后期为甚,不足为法。

      其五,炫学的办法之一是用僻典;还有一种,更常见,是多用,也应该尽量避免。多用,诗,唐人及其前,词,北宋人及其前,很少见;其后,尤其更后,就随外可见了。只举一个例,是明清之际顾云美作的一首七律,寄给钱谦益的,文曰:

      赌棋墅外云方紫,煨芋炉边火正红。身是长城能障北,时遭飞语久居东。千秋著述欧阳子,一字权衡富郑公。莫说当年南渡事,夫人亲自鼓军中。(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引)

      全篇用宰相典故,以表示钱谦益有宰相之才,即使意思能够切合(其实是未能,如首联比钱为谢安、李泌,就失之太过),也总有难解的缺点,因为如果不熟悉古典,就必致如坠五里雾中,读等于不读了。

      其六,用了,不管生僻不生僻,最好为一般人着想,补救一下。办法是加注。这是古人早已做过的,如杜诗,不只有多种注,而且其中有详注。我们是现代人,没有李杜、秦黄的高位,我的想法,如果有兴致也平平仄仄平,而且用了典,就最好是自己下手,加注,以求同时的人万一赏光,不至有看不懂的困难。为节省人力物力,注可以尽量求简明,点到为止,如“接舆”,只说是与孔子同时的隐士,见《论语·微子》,“五柳”,只说是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指隐士的居处,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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