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童

 近一时期，报章杂志上有关广场舞扰民、老太太碰瓷，老头上车抢座的新闻接踵而至，舆论哗然议论纷纷。有人说：上世纪40、50后的老人，这些人越来越多的步入了老龄，他们正是“砸烂旧世界”后接受教育或者出生的人，是长在红旗下或是生在新中国的一代，所以，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持不同看法者认为：这是不同年代人的‘代际指责’。

    我正是那个时代生人，各种“为老不尊”消息敲打着我的心底，按历史地、联系地、发展地观点，坏也是有渊源的。冒昧地说几句，倘若有失偏颇，好歹没有“代际指责”之嫌。

 
    我们这些人，普遍没有接受过良好地教育，基本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暴虐的专制者恣意妄为的示范效应，导致礼崩乐坏社会秩序瓦解，沿着这样的暴力指向，我们从思维模式到行为习惯都严重错位，心无敬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目无规则（“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善恶不分、是非颠倒。所以，那个执教过老三届的乡村教师才会有那样激愤地诅咒：“被那样洗过脑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得等到他们也死去，中国才有希望。”

    谁也不会申请去洗脑，但这些老人，谁没有被洗过脑？读书时节，我们也想从母语课本上接受诗书礼乐的熏陶，在诵读经典中欣赏文字美、文学美、叙述美和韵律的美。可是，那时的语文课本就是政治教育的一个分支，“天地日月”早已转换成“XXX万岁”，连《荷塘月色》这样有点唯美的散文，也要学生联系大革命失败的背景，硬是要读出了朱自清的革命激情；以意识形态裁定褒贬取舍的历史课，更是令人难辨真伪，搞不清究竟是谁下山摘取抗战胜利桃子的？学生需要强化意识形态的党争教育吗？即便确实需要，教科书是塑造民众认知的重要载体，也绝不可以用谎言误人子弟。启蒙教育不是愚民教育，我们不是一再指责日本右翼势力修改教科书，歪曲历史吗？

 谁掌控了教科书，谁就操控了洗脑。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别轻易地说独善其身，实在是强人所难。这不能怪学生，因为考分和升学前途摆在那里，逼迫学生就范。你心里不相信却不能不说假话，即便你心中明白，你能回答抗日的主力军不是八路军而排斥标准答案吗？你很难自己去中断学业吧？于是被裹挟、欺骗、逼良为娼、昧去良心，供人驱使祸害人间。

    诵读顾炎武的名言要写读后感时，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见解的深刻，就在于明确地把国家与天下分开来讲，作为上半句和下半句，八字成文的语型来自梁启超，也完全符合顾炎武的原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外的上半句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

顾炎武的《日知录》卷十三《正始》篇："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

 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和蕴含其中的人文精神，偏偏遭遇如此这般的去其精华、取其糟粕，为我所用地移花接木，我们居然一直囿于教科书的藩篱茫然无知。

    那是一个失格的社会，政治摧折人情、真理毁灭常识的时代，人文素养教育的缺位自不待言，普通的知识也被刻意肢解扬弃的含混晦涩、支离破碎，学生被灌输了满脑子咬牙切齿的阶级仇恨，基础教育就是批斗打杀。正如比利时人西蒙雷斯在1974年出版《中国的阴影》写道：“这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摧毁了传统的文化道德，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信任，美丽的新世界却永远在字正腔圆的红歌里。在阶级斗争的环境氛围中，学生还能具有中国人“深沉、博大和纯朴，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特征吗？

省察灵魂，检讨现实，有些事情的危害不容小觑。一个老人假摔讹人，会阻止了千百双伸向摔倒老人的手臂，不仅污染败坏了社会风气，最终也伤害了整个老年人群体。如果老人看不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怨怒交结、倚老卖老，就不会为文明进步的社会认可。同时，无论年龄大小，都不应以不同利益角度产生的差异划界分为好人坏人，相信有友好协商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会理性文明地解决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