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子之约个人日记

介子之约

个人日记

春节小长假，害怕推不掉的饭局、害怕震耳欲聋的烟花炮竹、害怕挥之不去的雾霾、害怕喧嚣之中的孤独……，于是在初二早晨醒来，脸都顾不上洗，临时决定远足山西，雨雪交加中逃一样冲出家门，驾车绝尘而去。

事先没有计划、更没有做功课，选择山西作为目的地一是因为距离合适，二是因为那里值得一看的地方足够多。就这样边走边打算、边走边看，绵山就这样忽然出现在旅程中。

知道绵山是因为那位宁肯被烧死也不肯接受功名利禄的介子推。据说，介子推归隐并被烧死的地方就是绵山。因有这么一说，所以一直以来就对绵山十分好奇，既然到了绵山，自然就得重温介子推那既不合常情、也不合常理的故事。

史载，介子推（一作介之推、介推)，亦称介子，周晋(今山西介休)人，乃献公公子重耳微臣，生于闻喜户头村，长在夏县裴介村（今灵石旌介村），生年不详，卒于晋文公元年(前636年)。灵石县志云，文公返国，介子推不言禄，隐于绵山，晋文公求之不得，放火焚山，推不出，抱树而死。

介子推的出身事迹见诸文献的极少，能查到的仅有奉公子重耳出亡一事。说的是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介子推也是重耳流亡时的随员。其流传后世且世人为之鸣不平的割肉奉君故事最早见于《庄子》，该书有“自割其股以食文公”的寥寥数笔。就这句话，经历代演绎，才成了今天这样栩栩如生且日臻完整的故事。这段故事的一般说法是：重耳出走后先后被父亲献公和弟弟惠公追杀，他和他的流亡团队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尤其雪上加霜的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仅有的给养被一个随从偷光遁去。重耳饥寒交迫，生命垂危。情急之下，介子推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煮成汤给重耳吃，当苏醒后的重耳得知真相时深受感动，誓言一旦复国必定报答。历经十九年艰难困苦，重耳终于返国登上国君宝座，是为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于是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这才想起介之推和那段往事，当即打发人去请。但任凭怎么请，介子推就是不肯入朝，无奈，晋文公亲自上门，而介子推依然不肯相见，并身背老母躲进了绵山。晋文公令御林军进山搜索未果，此时有人出主意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这样大火起时介子推就会自己走出来。于是晋文公下令放火烧山，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却不见介子推出来，待大火熄灭后有人在一棵枯柳树下发现了介子推母子的尸骨，晋文公见状悲疼欲绝，祭拜之后将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安葬在那棵柳树下。为了怀念故人，文公将一段烧焦的柳木带回宫中做了一双木屐，想起介子推时就望着木屐叹道：“悲哉足下”。从此，“足下”一词便成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的尊称。

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并在山上建立祠堂，因为介子推是被烧死的，遂规定每年介子推去世的这天(清明前一天）和清明节期间禁忌烟火，只吃寒食，这便是寒食节的由来。此后，寒食、清明节便成了全国百姓的重大节日延续至今。

一直以来，介子推都是被作为忠孝两全的典型形象旌表的，至北宋神宗朝甚至将其封侯，可谓风光至极。无意去挑剔时隔两千多年的先贤，但实在觉得介子故事扑朔迷离，按故事逻辑，其作为忠孝的典范似乎也难以经得住推敲。一、故事定位介子是献公大臣和重耳流亡时的骨干可能与事实不符。《史记》晋世家有云：“晋文公重耳，献公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是时重耳年四十三。从此五士，其余不名者数十人，至狄。”从这段记载看出，介子推在追随重耳逃亡的队伍中并非重要和关键人物（贤者），而是一般的随从（其余不名者）；二、介子推未能得到及时封赏并非文公忘恩负义。《史记》晋世家载：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见重耳返国有望，虑日后君上不念旧情而假意请辞，重耳投璧河中，以与咎犯盟。“是时介子推从，在船中，乃笑曰：‘天实开公子，而咎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与同位。’乃自隐渡河。”也就是说，介子推是在重耳复国途中，因看不惯咎犯邀功（实际是请求免咎），不愿与其为伍而暗自主动离开，不知去向。而此时重耳尚未正式登基，依然前途未卜、危机重重，而得到重耳鼓励的、介子推所看不惯、因而耻与为伍的咎犯们却咬牙坚持下来。当重耳经历了最后磨难终于登上国君宝座时，作为感恩、也作为接下来收拾烂摊子的干部委任和表彰，当然会首先考虑始终如一跟自己同甘苦共患难、久经考验的追随者，而不是中途擅自离开、不知所终的介子推，这应该是人之常情和时势使然。况且，当文公知道介子推的下落后，三番五次去请，而介子推却决不领情，在介子推被意外烧死后，文公也痛惜不已，并给予最高规格的旌表和礼遇，不论从公义还是私情，应该说文公是相当够意思、有度量的。反观介子推，如果故事是真的，则整个事件感觉介公颇有作秀成分，而且表演太过。先说介子推本人和后世追随者引以为居功甚伟的“割股奉君”之事，这件事是其“忠”的唯一源头。既然重耳饿的要死，按常理作为随从的介子推也应好不到哪去，此时从自己的大腿上割肉给重耳当食物，一星半点的恐怕不会起什么作用、而割多了在那个环境和条件下绝对会危及生命。可介子推还是割了，这绝对不是普通和正常的感情、也绝对不是普通和正常人干的事。如果介子推对重耳的行为确实出于忠，那么，在重耳返国途中、其亡命生涯尚未结束、政治生命甚至人身安全都还难以保证的时候，他的离去就无法自圆其说，更难以想象，为了一个人可以忍心割自己的肉，但却因为怀疑同样是追随者的追随动机而不辞而别。另外再说他的所谓“孝”，其素材就是文公来请，介子推却身背老母避入深山，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罢了，顶多也就是矫情，可是当山林起火，生路只有一条，介子推为了证明自己的清高，宁死也不接受他认为迟来的封赏，于是与老母共赴火海，其决绝或者说是残忍令人发指。不论何人，你自己可以视虚假的清高高于生命，可你有什么资格把自己的娘亲搭上？为了一己虚名而忍心断送年迈老母一命又何孝之有？

其实，介子日后得以封侯、甚至成仙，是顺应了历代统治者对臣子“忠”的需要，同时无意间也成了千万不得志的士子们真真假假的淡泊功名之清高气节的寄托，朝廷和山林在其身后竟高度默契，终使介子被忠孝、被清高，在一个原本平淡无奇的人身上各自倾注了一厢情愿的寄托，这在茫茫史海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事，想来令人唏嘘。

绵山以其集苍茫与娟秀于一体的风貌和宜人的小气候令人心旷神怡；更以历数千年积淀的丰厚人文景观使后来者流连忘返。此处千百年来最为人魂牵梦绕的两大人文主题，一是作为介子推归隐处；二是大唐李世民父子的霸业发端处。李世民当年在此与刘武周和宋金刚大战，此战历史资料详实、文物遗存丰富，与李氏江山确有渊源。绵山隐贤谷有介子庙和介子墓，介子墓实为介子衣冠冢，坟墓依山而造，前有石像生和各个时代的碑刻，其中两通从碑文看当为西汉时原物，至为珍贵。供奉介子推化身介神的介庙和李氏父子在此浴血奋战过的军营经两次浩劫（一次是抗日战争时的日本鬼子干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所为）几乎已当然无存了，现在的建筑物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原址上复建的。新介庙依山而建，飞檐斗拱、金碧辉煌、气势恢宏，而唐营只是用钢筋水泥模拟成帐篷的样子，煞风景的很，跟当年的军营已几乎毫无瓜葛了。

真正的介子墓位于绵山西麓张嵩村的介林。根据传说，这里就是当年介子推抱树而死和文公为其下葬的原址。根据旧时礼法，坟墓视墓主身份有不同的称谓，帝王的叫“陵”、圣贤叫“林”、达官显贵的叫“墓”、小民百姓的叫“茔”。目前被称为陵的帝王墓比比皆是，能以“林”称之的墓地据考只有介之推的“介林”、孔夫子的“孔林”、孟夫子的“孟林”和关二爷的“关林”四处，而介林时间最早，当为圣贤墓葬以林称之之滥觞。介林也没躲过上世纪的两次劫难，连数万株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柏也被强盗们砍伐殆尽，所幸原建筑群规模宏大、秦汉以降遗留文物丰富，所以现在恢复的介林基本保持了历史原貌，依然蔚为大观。

介林西行数里便是史料和传说一致认为的介子故里旌介村。根据史料记载，旌介村原名裴介村，当日文公为纪念和旌表介子，敕令将绵山改为介山、把裴介村更名旌介村。当满怀崇敬一路摸到村中试图追寻先贤遗迹，结果除了一座前几年修复的、原建于明代的魁星楼和出于现代的乡下工匠之手的介子母子塑像外别无所获，为此特意向村中的一位老者打探，老人家操着浓重的当地土音说：“他（介子）肯定不是村里人，要说来过么是有的……”

时间是神奇的，在你关注历史进程中的某个点的时候，两千多年好像转瞬即逝，尽管如此，我们无论如何都难以完全还原当初的一切。在时人的记忆中，介子给后人留下的似乎就是一个眼下已经被清明彻底替代了的寒食节，但就算这么一个渐行渐远的节日，与其说是介子为我们留下的，倒不如说是英明豁达的晋文公为我们留下的，没有晋文公，介子的故事和与其相关的这一切将随历史的风沙消散，了无痕迹。历史从蒙昧的远古蹒跚到今天，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不禁使人叩问：以介子为载体、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所谓“忠孝”文化，究竟有多少历史的真实？而虚妄的动人故事又何疑于精神鸦片？

不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绵山真的是远足的好去处，盛景一游，本应写一篇描摹山水的游记以为纪念，结果下笔之后却写成了对先贤的质疑，好在真正圣贤如中日之光，绝非一叶一枝可以蔽之，且圣贤之桂冠多半并非圣贤当日本意而系后世强勉，所以此番议论也就不成其为对真正圣贤的非议之举，是故圣贤地下有知必能见谅，至于碌碌看客，姑言姑听可也，于是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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