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水

                   三国两晋南北朝历史讲座（四十二）

                 第四十二讲、北魏孝文改制与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北魏前期的统治与各种社会矛盾（2）

 北魏政权为了维护军事统治和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力求保持胡人当兵、汉人耕田的状态，以“国人”为主体组成庞大军队，进一步发扬拓跋部那种剽悍粗犷、善于骑射的民族习性和崇尚武功的传统心理。为加强军事统治，北魏又在北部边境和民族杂居地区设置大量的军镇，这些军镇由拓跋贵族出身的镇都大将统辖，镇兵由国人和其他胡人充当。镇兵除了担负边防任务外，主要是加强对被征服民族的控制，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在胡汉分治的统治政策下，北魏前期的民族压迫十分残酷。被征服的各族人民除了大量沦为奴隶之外，还被强迫编入军队。作战时，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出身的士兵要在前面冲锋，拓跋部的骑兵在后面督阵，往往有许多人不是死于交战对方的屠杀，而是被拓跋部将士杀掉。北魏统治者由于担心汉人与南方政权相勾结，因此在南伐时，竟然屠杀沿边一带的汉族居民。

北魏前期的奴隶占有制经济形态及由此而实行的特殊统治政策，造成社会各方面的矛盾极为复杂尖锐。由于许多劳动人手作为奴隶或杂户被官府和拓跋贵族所占有，承受赋税徭役的编户大为减少，他们的负担必然加重。同时，在缺乏完备的封建剥削制度的情况下，北魏政权的赋役征发还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掠夺性。即使在确定了租调数额之后，编户的负担也仍然十分沉重。

此外，北魏政权还没有建立俸禄制，各级官吏在战时靠掠夺和“班赏”为生，平时则通过贪赃受贿和搜刮民财维持奢侈的生活，这无疑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以拓跋部进入中原地区后对农业不予重视，听任土地荒芜，以便放牧，致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北方地区的人口大为减少，经济空前衰退，许多地方呈现出“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魏书·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的荒凉景象。

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因此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经常处于尖锐化的状态。从北魏建国时起，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就连绵不绝。在拓跋珪攻占后燕的中山到孝文帝改革之前的90年中，见于记载的各族人民起义不下90余次。起义发生的地域遍及整个北方，参加起义的成员来自各个被压迫阶级和阶层，并且几乎包括了拓跋鲜卑以外的北方所有各族。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盖吴领导的起义。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北魏民间出现“灭魏者吴”的民谣。于是，卢水胡（居于卢水一带的匈奴）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聚众起义，立即得到屠各、氐、羌、汉等各族人民的响应，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0万余人。盖吴自称天台王，设置文武百官。起义军多次打败魏军，并一度攻占长安，关中地区为之大震。河东的薛永宗、金城的边固、天水的梁会等汉族人也相继起兵反魏，与盖吴呼应。后来，拓跋焘征调敕勒族骑兵，并且利用地方豪强武装配合北魏大军，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盖吴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北魏的统治。这次起义斗争充分说明当时社会矛盾的深刻性和普遍性。

北魏前期，胡汉统治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拓跋部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曾极力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许多汉族士大夫也因此受到任用。如拓跋焘统一北方后，曾下诏广求贤才，“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魏书·世祖纪》），其中的范阳卢玄、渤海高允等35人都被委以重要官职。清河大族崔浩甚至担任司徒，参与北魏军国大事的决策。

但是，在北魏政权中，汉族地主的传统地位毕竟比过去明显降低。他们力图挽回失去的特权，必然要触犯拓跋贵族及其皇权的利益。这种矛盾尖锐化的结果，是一些汉族大族代表人物遭到排斥打击，甚至被无情地杀害。

入仕北魏50余年并建有殊勋的崔浩，因其外弟卢玄官卑职低而“怀古之情更深”，“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魏书·卢玄传》）与崔浩的主张一样，即区别士庶，恢复和保持魏晋以来汉族门阀世族的特殊权益，这使拓跋贵族不能容忍，被拓跋焘寻找借口处以死刑。崔浩的宗族及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许多世家大族也受到牵连而被诛杀。胡汉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致使汉族地主举兵反魏，或者参加各族人民的起义队伍，进行反抗斗争。

北魏前期的拓跋部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矛盾斗争，表现在落后的拓跋贵族与逐渐封建化的拓跋贵族代表人物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由于专制君主集权政治的逐步强化和封建制因素的不断增长，拓跋贵族的传统地位和权力受到削弱，从而引起守旧势力的强烈不满，多次酿成流血事件，道武帝拓跋珪和太武帝拓跋焘都是在这种内争中被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