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波伏娃——波伏娃的创作和她必然的爱情
波伏娃生活和创作的核心建立在令人惊骇的反叛性上。她的享誉世界的存在主义女权论著《第二性》被誉为“女性的圣经”。这部著述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古代神话和风俗的文化内容，纵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妇女的处境、地位和权利状况，探讨了女性个体发展史及由此显示的性别差异，揭示了传统文化的男女不平等性质。《第二性》堪称一部具有历史深度和思想高度的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至今《第二性》在学界仍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波伏娃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具有史诗价值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她的多卷本自传及她写的《萨特传》对存在主义思想和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她与存在主义哲学家、作家萨特的独特的爱情方式及他们保持终生的心智上的亲密关系，他们在哲学思想上的相互影响，成为二十世纪一道感人的、富有启迪意义的人文风景。
波伏娃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参与以及她毫不妥协的公共知识分子立场使她与美国的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并称为二十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良知。
自由的波伏娃
——波伏娃的创作和她必然的爱情
1980年，当年的《外国文艺》第四期上发布了让·保尔·萨特去世的消息以及他葬礼的盛况：法国为萨特举行了国葬。五万巴黎人自发为这位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作家送行。法国历史上连总统的逝世都没有如此的哀悼盛况，惟有人民喜爱的作家雨果去世时是同样感人的场面。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萨特——这个此后对我产生重要影响的名字。这一期的《外国文艺》还刊载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宣言《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那时候，二十出头的我对“存在”、“勇气”、“自我选择”一类词语怀有特殊的敏感,我甚至成段地背诵了萨特的这篇文章。从伴我成长并且主导我观念的革命英雄主义之外，我看到了一种新的理性和意志。那时的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在体内增长。
由萨特这个让我敬仰的名字，我此后自然读到了与萨特这个名字紧密相连的西蒙·波伏娃和她的《第二性》，她的《名士风流》，她的自传和她的《萨特传》。令我获得与最初阅读萨特一样强烈惊喜的是波伏娃与萨特传奇般的爱情。他们在理想和写作中建立起的爱情以及他们终生遵守的爱情契约，让我回想起自己中学时代萌发的向往，那是我一个少女朦朦胧胧的期待——并肩同行的，有各自空间的、自由的爱情。波伏娃怎么就如此幸运？她在与萨特持续终生的爱情中完成了她少年时代就确立的伟大梦想——写作，波伏娃的写作和她充满激情的生活向我展现了思想、爱情、自由的力量和美好。一生追求自由的波伏娃，她的人生就是她完成了的梦想。
契约爱情：自由之路的必然选择
波伏娃与萨特的契约式爱情是二十世纪最为独特的爱情，他们的爱情就是他们的存在主义哲学及其价值观、伦理观的实践。他们的爱情成为伴随他们一生创作和人生目标的必然选择。再没有谁人像他们这样，使自己的爱情与写作如此地结合成完美的一体。
波伏娃与萨特相识于1929年他们准备大中学教师资格会考的日子。少女时代对哲学就产生了浓厚兴趣的波伏娃从索邦大学（注释：现巴黎第三大学。）文学专业毕业后为取得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她一边备考，一边在巴黎高师和巴黎大学听辅导课。而巴黎高师毕业的萨特由于上一年会考成绩不合格，准备第二次应考。笔试成绩通过后，他们二人一起准备口试。在准备口试的十五天里，他们一聊就是几小时，两人都入了迷。这一年，他们以并列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8月份，萨特来到利穆赞，追随已经先期来到这里度假的波伏娃。他们在波伏娃祖父留下的庄园继续巴黎的交谈。波伏娃觉得，即使谈话进行到世界末日，她可能还会觉得时间太短了。波伏娃欣喜地发现她寻到了真正的意中人：“萨特完全满足了我十五岁时的愿望。我在他身上看到我所有的怪癖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可以和他分享一切”。（注释：《波伏娃激荡的一生》克洛德·弗朗西斯弗朗德·贡蒂埃著 唐恬恬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P102。）这样的交流在他们的一生再也没有停止过。
萨特有两个出色的天赋：思想的天赋和追求爱情的天赋。他不像日后的波伏娃,对失去的爱那般哀痛。他的爱里有多个位置，自成年以后他的爱来不及有空缺。爱情世界里的萨特好像是一个天生的王子，尽管他一生主张人际间的平等。当萨特六岁时，他已经幻想拥有他读过的书里那些男子致命的魅力了。青少年时，他满脑子都是浪漫主义文学里的魅力男人形象，他心仪雪莱、拜伦、瓦格纳们动荡起伏的人生。十九岁时，萨特在一个堂兄的葬礼上与二十三岁的西蒙娜·若利韦相遇，二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亲友们四天后找到了他们。后来萨特写信给若利韦：“请告诉我，和许多人爱慕的雪莱相比，你是否更喜欢萨特，哪一个更可爱”？（注释：同上，P99。）几乎任何女人无法抵挡萨特的自信和他从容的、必然拥有的表达。
“女人给了我许多东西”（注释：《萨特传：永别的仪式，同让·保尔·萨特的谈话》西蒙娜·德·波伏娃著 黄忠晶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P355。），萨特认为，没有女人他就不能达到已经达到的高度。他说：“一旦一个男人由于发展自己的理解力而弄到丧失感受性的地步，他就要求另一个女人，女人的感受性——去占有敏感的女人而使他可以获得一种女人的感受性”。（注释：同上，P351。）同男人，萨特谈完政治或别的事情就准备立即结束谈话。而同女人，他可以谈整整一天第二天又接着谈。他从女人那里寻找感性的温润，来温暖他已经走得太远的理性。
波伏娃这个兼具深刻理性和感性的女人是萨特最好的独一无二谈话人和彼此作品通过的签署人。那对事物来龙去脉的深入了解，心有灵犀的意领神会，对词语的透彻理解与精妙把握，无处不在的智慧与传达使他们的交流进入绝妙的情境。而二人创作的成功及获得的盛名，使他们心智的、情感的结合又罩上了社会荣誉的光环——自由知识分子的象征与思想的象征。波伏娃与萨特珠联璧合地创造，并且珠联璧合地享有社会回赠他们的荣誉和地位。虽然，他们并不在意金钱和名誉。甚至，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拒领此奖获得的奖金。瑞典皇家学院将196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授奖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拒绝接受此奖的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例如战后拒绝了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他认为，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写的词语来获得。
1938年，萨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恶心》。他的这部作品题记“献给海狸”，（注释：“海狸”是巴黎高师与萨特、尼赞共为三人小组的马厄为波伏娃起的外号。因为波伏娃的名字“beauvoir”与“beaver”的读音相近。而“beaver”是海狸，也是工作勤奋认真的意思。）他给波伏娃的厚赠。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洛根丁超乎常人的敏感体验——“恶心”，表现出萨特对人的存在的独特发现。萨特说：我就是洛根丁。这个置身于偶然的、混乱的、异我的世俗世界的洛根丁，精神洁癖的洛根丁真真切切地感到世界的荒谬和自身的多余。精神和肌体对外界排斥性的免疫反应——恶心，正是主人公（也是年轻的萨特）企图超越他所处的境况的非自觉的反应。人在与环境的不适应和冲突中才可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才可能引发思索，进而去追寻存在的意义。《恶心》显示了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发端：对存在的直觉认识阶段；对现实及他人的审视到向自我审视的过渡状态。萨特这个感受性极强的生命体验型的哲学家、作家与传统的哲学家不同，他没有将目光滞留在形而上的天空，而是更多地关注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体验，关注与现实息息相关的个人的选择。《恶心》可以说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的一个全息的雏形。它奠定了萨特在文学界的地位。
此后，萨特提出了他存在主义的著名论断“人的本质就是他的存在”。它犹如一道强烈的电光照亮了失落迷茫的一代人的心灵暗夜。人本无所谓本质的特性，人就是把自己变成他要成为的样子，人创造了他之所以是的他自己。萨特的存在主义唤醒了人自我选择、自我承担的勇气。
继萨特写作《恶心》二十年后，波伏娃的《名士风流》（注释：波伏娃这部小说在1954年出版，当年即获龚古尔奖。中译本《名士风流》，许钧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用更宏大的背景和人物群像，展示出第二次大战后一群知识精英的困顿与失败，更深更广地揭示人的存在。而在《名士风流》写作出版之前，波伏娃另一部成功的小说《女宾客》，就是波伏娃听了萨特的建议，以自己的经历写成的（注释：波伏娃取材她的要好的女友扎扎等人的故事，写了五个短篇组成集子——《精神的优势》。这部集子因说教痕迹明显被出版社退稿。萨特说：“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写进去，你比你那些朋友更有意思”。于是，就有了波伏娃的《女宾客》）。《女宾客》出版后的社会反响并不亚于萨特的《恶心》。
萨特这个比波伏娃读书更多，思想更为敏锐，日后的声望更大的男人，居然不像通常的男人要求女人那样，去要求波伏娃为自己的事业去奉献她的全部精力。萨特清醒，他爱的是一个未来的作家，一个有自己事业追求的女性。萨特提出的爱情协议对于他们双方是公平的，自由的，它来自萨特对女性的尊重。而波伏娃的幸运来自她的清醒选择——选择与自己同样追求心中梦想的伴侣——一位大智者。
男权社会里，事业型的男人要求女人为他做出一切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大多知识女性婚后充当起丈夫的生活秘书和工作秘书，比如托尔斯泰的妻子，比如鲁迅的妻子等。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里，早期许广平与鲁迅通信里显露的不凡才华和探索的锐气，在婚后的通信里消失了。她与鲁迅婚后的通信几乎都是日常事务和家庭琐事的交代。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十八岁与三十四岁的托尔斯泰结婚，婚后生过十三个孩子，教育子女、管理家里家外，还要为托尔斯泰眷写文稿，料理出版。在音乐和文学上有相当造诣的索菲亚一度在日记里记下了她的不堪重负。正如波伏娃《第二性》里所言：“人们常惊讶地发现，女人一旦找到了丈夫，便能多么轻易地放弃音乐、学习和她的职业”。还有那个18岁进入雕塑家罗丹工作室的极富才情的卡米耶·克洛代尔，（注释：卡米耶·克洛代尔（Camille Claudel, 1864——1943）,法国天才雕塑家。其大量作品被毁，幸存的作品《沙恭达罗》、《窃窃私语》、《罗丹铜像》等见出史诗般风格。）她把青春和才华全部倾注到罗丹的艺术创作和对罗丹的爱情里，一旦与爱人分手，她的生活和信念顷刻坍塌，她过人的艺术天赋被她自暴自弃地埋葬，致使生命的后三十年在疯人院中度过。假如卡米耶把她的热情和精力为自己保留一点，内化为自我的审视和人生设计，也许她留下将不是寥寥几件雕塑精品，她的天才和生命将焕发出惊人的光芒，二十世纪的雕塑史将会为她写下重要的一章。
传统的爱情、婚姻方式及其伦理要求，对于天才的女人具有残酷的杀伤力。不仅是男人，女人自己也将自身置于“他者”的位置：一旦有了爱情和婚姻，女人便可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事业和爱好；一旦爱情出现危机，女人便身心焦灼，生命失控。爱情中的女人全然失去了自我，男人成了她精神和生活的主宰。
波伏娃选择了萨特这个意志力极强的男人。这个男人没有将他的意志投射在对女人的征服和驾驭上，而是几乎残酷地投射在他自己的写作上（萨特写作哲学论著期间，经常服用兴奋剂，一天十小时地写作，不惜透支自己）。他使爱他的女人保持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凡是他爱过的女人，他都从事业上、经济上尽可能地给予她们帮助。从爱的实践意义上讲，萨特是最具人文情怀的男人。
让我们还回到波伏娃与萨特相识的1929年。这一年二十一岁的波伏娃是巴黎许多男性青年关注的女子。在她以后漫长的生命旅程中，还可能面临着多种选择和许多次爱情的机遇（这之前，她曾经朦朦胧胧地爱过自己的表哥）。这一年，她与萨特相识相爱，她意识到这个男人对她的意义。
一天，二十一岁的波伏娃与二十四岁的萨特在卡鲁塞尔公园散步。萨特建议他们签一个为期两年的协议：这两年他们将尽可能地亲密地相处相伴，但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萨特这之前对波伏娃说过：“在我们之间存在着无可替代的爱情，但是我们各自也会有些偶然的爱情”。波伏娃接受了萨特提出的方案。将写作视为一生最重要事情的她，决定在自己和萨特之间创造一种新的爱情关系。紧接着这个为期两年的协议，他们又签署了第二个约定：他们可以有各自偶然的爱情，但必须要把自己的所有经历及时坦率地告诉对方。永不欺骗对方，永不向对方隐瞒任何事情。这个协议对于波伏娃意味着向传统的彻底挑战。年轻的波伏娃智慧地接受了她深爱着的萨特，连同萨特不羁的爱情方式和另类的生活。她知道，这个萨特的精神生活预示着她自己的终极追求，她需要与他同行。波伏娃将萨特的出现视作她生命中的奇迹。对萨特的爱和内心对写作的强烈渴求使波伏娃无视世俗的道德和生活。
从此，他们将分享工作、计划、经历。他们彼此的忠诚将建立在精神的对等和彼此思想、生活透明的基础上。老年的萨特回忆那一时期：那时常常有女人们接二连三出现在他的身边，她们中的每个人在特定的时间都是他的全部。而西蒙娜的优点使她在他的生命中有了其他人无法取代的地位…… 萨特、波伏娃这两个精神上的伴侣为他们找到了日常责任的豁免权。他们让写作这个高于一切的伦理覆盖了惯常的道德伦理。这个两年的协议被他们延续成一生的协议。
然而，爱的必然与偶然真的就那么界线分明吗？现实里那“偶然”袭来的爱，那偶然的激情与火焰，就一定要让位于必然的爱情吗？观念上的一致与清晰是一回事，现实中的操行又是一回事。生活里频频出现的难以抵挡的美也曾经危机着他们那必然的爱情。。萨特曾经深迷美国情人多洛莱斯的美貌和智慧，令波伏娃一再伤感；波伏娃也一度非常投入地爱上了美国作家艾格林而陷入两难困境。
1947年，三十九岁的波伏娃在美国巡回讲学期间与美国作家尼尔森·艾格林在芝加哥相识。艾格林这个三十八岁的男人非常帅气，他体格健壮，身材修长，一头浓密的金发。他是个冒险家，叛逆的化身，像是从电影和小说里走出的传奇人物。在芝加哥，艾格林领波伏娃去那些臭名昭著的酒吧，晚上带她去警察局看囚车运送各种各样的边缘人，给她讲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生活。他让波伏娃看到一个陌生的、全新的世界。波伏娃流着眼泪离开艾格林回到巴黎，她深深爱上了艾格林，爱得不能自已，但是她必须回到萨特身边。此后的通信里，她称艾格林“春天的丈夫”、“密西西比的丈夫”、“亲爱的鳄鱼”、“罕见的野兽”、“尼尔森我的爱人”，她说：“我太爱您了，我记忆中的您如此美丽”。艾格林唤起了波伏娃二十岁时曾对萨特的那种强烈的情欲。但是此时的波伏娃早已超越了克洛代尔（注释：保尔·克洛代尔（Paul Claudel,（1868——1955）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及戏剧的后期代表人物，与保尔·瓦雷里齐名。1886年皈依天主教。后来成为职业外交家。其创作生涯长达六十多年，诗歌代表作有《五大颂歌》和《三重唱歌词》；戏剧代表作有：《城市》、《少女奥薇兰》、《给玛丽报信》、、《人质》等。克洛代尔在中国任职期间(1894～1899)，曾写成散文诗集《东方的认识》。他学过汉语，还翻译和改写了一些中国诗。他1946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的姐姐卡米耶曾经师从罗丹学雕塑，是法国艺术史上最有名的女雕塑家之一。）式的性爱净化精神的理念。她坦然地承受了这份饱含着痛苦的越洋之爱。
1950年10月，波伏娃再次到美国，这是她第五次来美国。她与艾格林愉快地度过了几个星期。10月底艾格林向她讲，他打算和前妻复婚。艾格林送波伏娃去火车站，二人相对无言。波伏娃终于开口，说能与他保持朋友关系，她觉得很幸福。艾格林粗暴地纠正她：“我对您的感情永远不会比爱情少”。波伏娃在返程的火车上、飞机上一路流泪，回到巴黎后，她曾给艾格林写了一封长信，想让他明白她在萨特生命中的位置。她想让他明白萨特的手稿比她自己的还要重要，甚至比任何东西都重要。艾格林在给波伏娃的信中怨恨地说，他不能爱一个把萨特看得比他重要的女人。
1953年年末，依然单身的艾格林再度来到巴黎。离别时他天真地对波伏娃说，他的脚不由自主地拉着他最后一次来到布什里街（注释：波伏娃的住宅所在地。）。他未能释怀他与波伏娃的这段恋情。离开巴黎后他去信给波伏娃：“让巴黎所有的时钟都来敲打我的心吧”。从1954年，波伏娃的《风流名士》出版，他就是小说里那个同安娜相恋的美国作家刘易斯的原型。艾格林为波伏娃把他们的恋情写进书中耿耿于怀（虽然如此，自1947年相识，他们的越洋情书持续了十七个春秋）。1981年艾格林去世的前一天，他还激愤地向记者谈到波伏娃给他的那些信件。同萨特一样，波伏娃理智地审视自己，审视周围的人。她的写作真实地披露自己，也涉及了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人的隐私。这也使得一些走进他们的生活和爱情的人，因为不具有与他们同样超常的心智而受到伤害。
在波伏娃的一生里，还有一段持续了七年的爱情——与朗兹曼的爱情。44岁时，波伏娃与新加入《现代》杂志的编辑克劳德·朗兹曼相爱并同居。波伏娃描述与这位比自己年轻17岁的朗兹曼共度的美好时光，“正是由于他，数不胜数的东西——喜悦、惊愕、开怀大笑，世界的新鲜——回到了我身边……如今，我跳回到了幸福的天地中。”（注释：《波伏娃回忆录——第三卷时势的力量 卷下》P353）
女人通常到了不惑之年或知天命之年方能穿透表象，看清楚与自身生命相关的人与事。而此时，爱的机遇和盛年的事业已显得有些局促和力不从心。毕竟，生命已经开始步入暮秋。也许，更多的人终生都懵行于混沌之中，未能领悟生命的真相和意义。波伏娃的清醒在于她一旦为自己设定了奋斗的目标——写作，她就让自己的生活和爱情与创作融为一体。集优雅、智慧、美丽于一身的波伏娃，她一生可以拥有若干次的爱情。但她清楚，那最适合她的是与她的终极追求相一致相契合的爱情，只能是与萨特的爱情。她与萨特的爱情，也实践了他们的存在主义的理念——以自由为本。他们彼此将爱着的自己置于与对方（他人）自由的联系中——对方的自由是我存在的基础，爱的基础。
萨特、波伏娃的相遇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奇迹般的相遇。
与生命与写作相伴的爱情，使波伏娃始终葆有明媚的女人气质。
从上个世纪到如今，这个世界多少知识女性梦想着波伏娃的神话在自己的人生重现。然而，神话之所以为神话，它高蹈的美丽与奇妙的境界令世人心仪却难以企及。试想，这两个人的智慧、追求、人格诸种因素的对等、和谐，彼此发展轨迹的一致和发展的同步，这样两个人的爱情、事业以及他们契约的实践，岂不是神谕的奇迹？此后，直到一方的萨特去世，到此后波伏娃在对萨特的念想中继续他们一生钟爱的事业——写作，到波伏娃六年后去世与萨特合葬于公墓，他们五十多年的契约式爱情及其续篇验证着他们智慧的选择及这一神话的动人。这美丽的神话被此后的青年们不断瞩望和赞叹。
精神的传承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它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渴望和追求中不断显现。
创作：年轻、自由的生命历险
创作是历险，它意味着年轻和自由。（注释：《波伏娃回忆录——第三卷时势的力量》P806。）
与萨特有着相似的阅读经历，波伏娃从童年就陶醉在另一个世界——她面前的图画书和文字之中。她记得儿时母亲带她到自己预定好的阅览室并告诉她说：将来你也会有自己的阅览室。那一刻，波伏娃感觉“在我面前，天堂打开了大门，向我展示我从未见过的绚丽美景。”阅读，使波伏娃享受到了最大的快乐，这些无声的存在让她收获到丰富的映象和观点。她发现，唯一能胜过这个快乐的是写作——由阅读而激发的创作。选择了写作的波伏娃将写作视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方式，她生命的意义将由写作焕发出来。
1949年，波伏娃出版了她上下两卷的论著《第二性》。这部书获得了举世公认的评价——“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巴黎竞赛报》用洋洋万言来介绍《第二性》：“一个女人号召女人们追求自由，西蒙·德·波伏娃是萨特的部下，是存在主义的专家，她可能是男人的历史中出现的第一个女哲学家。是她从人类伟大的冒险活动中分离出了她的性别哲学”。这部巨著是一部关于女人的论著也是一部关于男人的论著。《第二性》将性作为人类探索中女性哲学的起点，由性而论女人，自然也论男人。它历史地、科学地、全方位深入地考察女性的存在，它为女性指出的解放途径至今还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第二性》建立在历史、现实基础上的深刻自审与痛彻的生命体验具有永恒价值。它当之无愧地被誉为“女性的圣经”。今天看来，它仍是女性研究的理论高峰，对于女性认识自身，对于人认识自我，对于不断建构着、超越着自我的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似乎先天的弱势造成了女性——“第二性”的生存和发展的被动、不利的状况。波伏娃在这部书中详细论述男女生理上的差别及由此带来的心理差别，女性的成长与烦恼，爱的渴望与结婚、离婚、流产，生活诸方面的问题，女性一系列的、永恒的问题。波伏娃反对建立一种性别歧视的制度和伦理道德。她健全的理智和心灵，她不羁的直抵本质的才能，她质疑法律、宗教、习俗的勇气，她那毋容置辩的建立在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上的翔实依据和周密论述，令当代的卑微浅薄之徒感到恐惧。而人们在情感上、道德上无法接受她那勇敢而令人心痛的洞见，她遭到了恶言秽语的诋毁。
还有谁具有波伏娃的勇气，智慧？1949年——2009年，《第二性》出版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为它惊世骇俗的力量所震撼。
波伏娃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女人声音暗哑的男权社会里，“女人”的概念及对“女人”的要求体现的是男权的社会标准——
男人把多么美妙的面纱抛到了她那单调乏味的家务和母性负担上面的。她以自由为代价换来了“女性化”这虚假的财富。
社会通常（从她受尊重的父母开始）虚伪地向他赞美爱情、献身、自我奉献的崇高价值，进而向她隐瞒这一事实，即无论是情人或丈夫，还是她的孩子，都不愿接受这一沉重负担……女人对男人是一种娱乐，一种快活，一个伙伴，一种不重要的礼物；他对她则是她生存的意义，她生存的正当性的证明。
波伏娃分析处于劣势的女性存在的现状，指出了两性的对抗：男性之于女性的优越地位使女人的欲望和发展受到限制，而处于劣势的女人也希望剥夺男人的优越性。“一个被封闭于内在性的女人，也会极力把男人关在那个牢笼中。”（注释：《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 中国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P811。）
从人的发展的辩证高度来看，男人的优势有时也会成为束缚自身的对抗力量。真正的自由只能是在彼此的平等中获得。，其优势有时也会是自己设置的反抗和束缚自身的力量。如黑格尔讲的，真正的自由是从对方身上发现自我。奴役者怎么能从被奴役者——被置于劣势的“他者”身上发现自我呢？
如今，当我与最初的阅读相隔十年之后重读这部论著，我再次感受了最初与这部论著照面的痛苦。作为一个女姓，《第二性》让我觉得仿佛自己在明亮的无影灯下，头顶悬着一把锐利的解剖刀，被置于前所未有的、不留藏身之所的审视与剖析之中。《第二性》彻底剥离了传统置于人们心中的幻象，不再有一丝温情、暧昧的遮掩。它理性得近乎于残酷。它将女性的劣势、困境、女性自身存在的问题和诸种人性的弱点明明白白地揭示出来，让人无可逃遁地面对。
女人只有获得与男人相平等的地位和处境，才可能得到解放。
女性要想求得自身的解放，还必须扭转女性自身观念、意识上的误区。
波伏娃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恋情结和自卑情结往往是一道大多数女人难以跨越的障碍。她们或者抽象地肯定自我，或者满足于表面的成功。她们将工作当成生活的装饰，而不是全身心所从事的事业，她们理性地、谨慎地保持优雅，不断地提醒自己是一个女人。她们满足于既定的角色，却不能深入地真实地生活。
人们常惊讶地发现，女人一旦找到了丈夫，便能多么轻易地放弃音乐、学习和她的职业。
……只要社会上还没有完全实现经济平等，只要社会习俗还在批准女人以妻子或主妇身份从男人的特权那里获益，那么，她不劳而获的梦想就会存在下去，就会阻碍她取得自己的成就。（注释：《波伏娃回忆录》P425）
与狭隘的女权主义不同，波伏娃认为女性寻求自我发展的解放之路，要有开阔的眼界和包容的心态，从自身做起。解放的路途遥远、艰难。不甘心于女性劣势处境的追求自我实现的女人们，较之那些听天由命埋葬自己的意志和欲望的女人也必然更具内心的冲突。
作家的波伏娃，独居慧眼地从文学作品发现了男性对女性的认知模式。她列举五个作家的作品里对女性的期待及描述，概括出五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观——女性神话。
一．蒙特朗的观念：女人是不祥的。母亲和情妇或是扼杀孩子的生机，使他远离他立志要攀登的顶峰，或是阻止男人复活内心的神。因此，在男人的王国里，女人只能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客体供男人消遣。
二．D·H 劳伦斯（注释：D·Ｈ 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英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出生于矿工家庭，对现实抱批判否定态度。他写过诗，但主要写长篇小说，最著名的为《虹》、《爱恋中的女人》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观念：男女两性皆为生命的真实，这一极的高度通过另一极的生命来体现。女人既非玩物也非猎物，男人与女人，“任何一方都是全新而丰富的现实，既神奇莫测，又近在眼前。”（注释：《《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 中国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P250。） 立足于男性生命的立场的劳伦斯崇尚阳刚之气达到的神性高度。
三．克洛代尔的观念：女人既是不能实现的希望，又是实有的欢乐。“他把蒙特朗和劳伦斯支配中夸耀的男性自豪视为渎神。他认为女人的气息像“麦秆和野草在夏天的原野上散发的芳香，也像秋天的芳香”。女人“包含了整个自然：玫瑰雨百合、星星、果实、蓓蕾、风、月亮、太阳、泉水、午日下大港口平静的海面”，（注释：同上，P250）具有拯救男人的神恩。
四．布勒东（注释：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1896～1966）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和诗人。）的观念：“女性给文明引入了另一种因素，这种因素是生命与诗的真谛，只有它能拯救人类” 。（注释：同上，P274）女人之于男人，如同扎根于自然和立足于大地的存在，是通向彼岸世界的必由途径。
五．司汤达（注释：司汤达（stendhal 1783——1842），法国著名作家。原名玛利—亨利·贝尔（Marie-henri Beyle）,司汤达是其笔名。他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其最有影响的作品是《红与黑》和《帕尔马修道院》。）的观念：在波伏娃看来，司汤达“要求的妇女解放不是泛泛地打起自由的旗号，而是还要凭着个人幸福的名义。……真在哪里闪光，美、幸福、爱情和一种自有其理由的欢乐就在哪里闪光。”
我从中国当代男性作家的长篇小说中，居然也发现了类似于波伏娃总结出的上述男人的关于女人的认知模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贤亮的长篇小说《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年青的男主人公章炳璘被打成右派劳教的那些年月里，食不果腹，干重体力活儿，基本生存难以为继，精神也濒于崩溃。马缨花、黄香久成了他生存暗夜里的希望之光。这些乡野中的女人有着更为自然的本性，她们或大地一样质朴、单纯，或充满原始的情欲和坚韧的生命力。知识分子章永璘在遭遇劳改的年代里，这些乡野女人用她们真朴的爱情滋养着章永璘的身体，也滋养着他的精神。依着爱情的力量，章永璘从生存的绝境挣扎出来。张贤亮笔下的女人与克洛代尔笔下的女人都拥有自然、大地的气息和力量。
与张贤亮的上述作品几乎同时期的柯云路，他的长篇小说《衰与荣》、《灵与肉》与司汤达的作品可谓异曲同趣。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着英雄主义的情结，官场斗，情场也斗。男人与女人爱着恋着又时时斗着心眼儿，征服异性——似乎成了男人证实自身的最有诱惑力的方式。柯云路的这两部长篇里，恋爱着的男女似乎都长着凌厉的第三只眼，爱着恋着的同时还能审时度势，力争使自己居于精神的要地。每一场爱情，就成了一次战役——一场情与力的较量，人性的神秘难测让人颤寒。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生相克的男女在一次次较量中，在彼此痛苦与欣悦的两极体验中获得身与心的洗礼。柯云路笔下的男女主人公都还算幸运，他们基本上都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
贾平凹的观念与蒙特朗相近。他的长篇小说《废都》的主人公是西京城里的文化名人庄之蝶，他的情爱空间几乎完全被情欲填满。庄之蝶身边的女人唐婉儿、柳月之类好像都是小情种，对庄之蝶的每一点暗示皆悉心领会，恨不得让庄之蝶悉心把玩，散尽心欢。庄之蝶的名气成了他魅力的象征，性力量的象征，成了让那些女人们神魂颠倒的情欲场。他的名气就是他的通行证，只要他庄之蝶愿意，就可所向披靡，极尽他庄之蝶式的潇洒。女人，在庄之蝶眼里都成了可人的客体——把玩的工具。
张炜与布勒东的观念相似：女性是美与诗的化身。《你在高原》中的女教师是美与诗的化身，还有那一个虚幻的美影时而出现在男主人公“我”的眼前。男主人公一直在渴望着什么，一个诗意的存在？一个精神的家园？小说中的葡萄园充满着人性的、泥土的气息，该是“我”梦想的家园。那个时而出现的美丽的女性幻影对于“我”，既是美的引导者，精神的同道者，又是梦想中的、值得去真诚呵护的异性。“我”温情地遥望着自己心中的美神——隔着一方美丽的乌托邦地带。
一个人的审美品位、情趣，意志力，行为方式，感受方式都能从其情爱方式里反映出来。是性欲的宣泄、把玩，是诗意的怀想，还是灵与肉的自由结合，不同的情爱观念和方式验证着不同诉求、伦理及其精神的境界。
女性神话或者关于女性的认知模式，反映的是男性眼中的“他者”。男权统治的社会里，女人要想成为人们眼中真正的女人似乎就必须削弱主体意识，使自己成为无思想的客体——男人的“他者”。其实，男人眼中的女人与女人眼中的男人都永远是“他者”——异己的存在。正是神秘的“他者”吸引着主体不断地去追求，去探寻。毕竟，人要不断地通过“他者”来验证自己的存在价值。而“在男人身上，个人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并不存在着裂痕：他在行动和工作中越是证实他对世界的控制，就越显得有男子汉的气魄。人的价值和生命价值在他那里是结合在一起的。而女人的独立和成功却和她的女性气质相矛盾。”（注释：《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 中国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P301。）
所谓的女性特质，其实是社会的人为规定。不相信所谓女性特质存在的波伏娃自然也不相信有什么专属于女子的品质、价值观或生活方式。因此，她认为：“对妇女来说，她们的问题不是宣称自己是女性，而是要成为完善的人。拒绝“男人模式”没有意义。（注释：《波伏娃回忆录》P515）这里，波伏娃是要强调的是，一旦女人在社会上发出的声音与男人的声音分庭抗礼之时，女人也与男人一样，既是主体又是“他者”（异性在彼此的眼中互为“他者”——客体）的时候，女人就将不再被社会为她们设置的藩篱所束缚，传统的所谓“真正的女人”的模式就会自行瓦解。男女平等才真正成为可能。波伏娃说——
我憎恶把生活和生活的快乐抑制在偏见、既定习俗、虚饰、空话的支配中。我想逃脱这种压制并且在心中发誓一定要揭露它。（注释：转引自《波伏娃激荡的一生》克洛德·弗朗西斯弗朗德·贡蒂埃著 唐恬恬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P520。）
必然的，超越性别的局限成为现代女性终生思考和行动的命题。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思想家，波伏娃的意义在于：她以自己一生的实践——爱与写作，成功地验证了女性挣脱传统伦理束缚超越性别藩篱达到自由之境的可能性、现实性。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深刻地探察了传统社会文化里男女的不平等性，同时又走出了二元对立模式思维。为开启人类文化的重建标识出文化学的高度。她194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女宾客》及以后的《被毁的女人》、《名士风流》等，皆可看作《第二性》感性意义上的表达——女人的成长、情感危机、寻找自我等问题的文学呈示。如果说《第二性》关注的是女性的生理、心理特质、女性的境遇，关注的是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问题，那么波伏娃的文学创作则以女性视角的讲述，深层地展现了女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同样为解构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和向人类文化深层结构的探寻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获得1954年龚古尔文学奖的《名士风流》，是波伏娃最具成就的长篇小说。波伏娃说，《名士风流》“试图讲述在战后许多事情都重新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新生和随之而来的幻灭。”（注释：同上，P272。）被视为一代精神领袖的作家与思想家的迪布勒伊、他的朋友——作家亨利及他们的同仁，期望在混乱的大政治格局中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创作和苦心经营的报纸投入社会政治活动；他们无情地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压力，疲于奔命，陷入无能为力的尴尬局面；迪布勒伊的妻子安娜，一个出色的精神分析师，爱丈夫的妻子，关心女儿的慈母，战后经历的两次情感外遇几乎使她精神崩溃；年轻的一代——编辑兼记者樊尚和朗贝尔、安娜的女儿纳迪娜，更是在迷茫与困顿之中漂流…… 波伏娃让她作品里的这一批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竭奋斗的知识精英们无一例外地体验到价值、意义的全面崩溃。
《名士风流》写照了萨特、波伏娃他们那一代法国知识精英在那一时代的作为、存在处境和他们的心路。波伏娃勇敢地与现实照面，与自我照面，她让她小说的主人公们经历了失败与幻灭。“我们又回到了零点”，经历了奋斗与失败的迪布勒伊无奈地对亨利说。他们是清醒的理想主义者和勇敢的行动者，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一条看不见前途的道路，坚定地朝前走下去。作品中主人公们在困顿中一次次的突围式选择，令人想起西绪弗斯一次次向山顶推举大石的不屈服。《名士风流》真实地反映了法国战后知识精英的精神和生活，具有史诗的价值。作品出版后获得了很大影响，好评如潮。当年，这部小说就获得了法国最高的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
《名士风流》强烈的生命意识—一个女性对生命流程、爱的过程的深切关注和刻骨体验，则从另一向度显出了作品永恒的文学价值。作品以安娜的视角叙述与她相遇的每一位男性、女性，他们经历的痛苦和欢乐，他们的成长和消遁以及安娜自身的痛苦、失落和性的觉醒。让人体悟到那个特殊时代里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无奈。《名士风流》揭示现实、正视自我的勇气吓坏了那些甘愿躲进自设的温柔幻象世界中的人。与《第二性》一样，《名士风流》的出版同样招来了谩骂和诋毁。教廷信理部也把这部书列为禁书。理由是“小说描写的是一个腐朽堕落的世界。”（注释：同上，P274。）
波伏娃晚年写作的四卷回忆录与她的《名士风流》有异曲之妙，它将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时代风云交融于一体。它既是时代的见证，也是个体生命的见证。它让我想起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那纷繁的历史内容、全景式的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的展现。波伏娃的阅历、积累和她所处的精英文化圈子使她具备高远的文化视野和拥有充足的人文资源来反映她所处的那个时代。
一般来说，自传免不了有自恋和粉饰的成分。人总是有意无意地塑造自己的美好形象。波伏娃的自传，首要的价值是它的真实。她说：“我的自传不是一部艺术作品，而是伴随着热情、失望、骚动的我的生活，不是为了附庸风雅寻求一个托词，而是希望表现它本身的我的生活。”（注释：《波伏娃自传第三卷·时势的力量上卷》江苏文艺出版社 P2。）她认为“一个作家占首位的品德——不管他们的情感怎样奔放——无疑是大无畏的真诚”。（注释：《波伏娃回忆录——第三卷 时势的力量下卷》P146。）任何美化的包装都有悖于波伏娃的自由观。她讨厌面具，决不做自己形象的囚徒。她不让自己醉心于生活细节和感官的体验，她让自我与时代与社会紧密相连。
波伏娃经历的人与事被她的真实讲述织成一张文字的大网，这张大网勾连着时势的变幻和诸多生命的故事或片段。那遥远的时光里的人事变得清晰了，可触摸了。而与那个时代的人事流变相随的关于爱、衰老、死亡的生命意识，又为波伏娃的传记增添了独特的人文意蕴。
但是，一旦我离开自己的写字台，过去的时光就重新在我身后聚集。本来我还有其他必须考虑的事情，但突然间再次与我的年龄发生碰撞……
曾记得有一天，我对自己说：“我四十岁了。”还没等我从这一发现的震动中定过神来，我已经五十岁了。当时攫住我的那种恍惚还留在我身上。
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已经老了。等我看到印成铅字的“西蒙·德·波伏娃”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谈论着的是一个年轻女人，而她碰巧是我。（注释：《波伏娃回忆录——第三卷时势的力量 下卷》P806——808。）
迪兰死了，当时，我已经好久没见过他了……每当想到他的桩桩往事，我总是激动不已。俱往矣，我的过去随着他一起逝去了。我感到自己开始步向死亡。（注释：《波伏娃回忆录——第三卷时势的力量 上卷》P242。）
一生珍重友情珍重爱的波伏娃，在她的回忆录里记下了一些熟识的人的生活和他们的离去。那些心爱的人的死，在她的生活中留下空
文章评论
人已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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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妃
[em]e163[/em] 永远的波伏娃……
一点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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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隆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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