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販鈱鉒

再往西两三公里，就到了文渠街。

20年前，这条街上临公路的一段路，修了很多低矮的土坯平房，做为小磨香油的生产基地供各级领导参观。因此，它们的牌匾都非常了得，我记得其中一面叫“中国小磨油总公司”。这个产业基地的占地，来自文渠乡各个村的无偿腾挪，被判刑两年的张海新的维权明细中，就有这宗土地账。

继续沿249省道往西北方向走，还有17公里，就是张村镇，我在这里读了3年高中。张村镇名声甚微，尽管见诸作家梁鸿的《梁庄两部曲》，但在书中，它的名字被化为了吴镇。梁鸿的家就在吴镇街上老公路北边一两公里处，临近湍河。那个村子本名也不叫梁庄。

从张村镇再往北10公里，是一个叫十林的镇子。20多年前，南阳曾掀起一阵乡土文化热，在当地自制的读物中，十林的名字可以追溯至大禹治水期间，大禹在这里栽了十里长的树林。我查地方志发现，这个地方在明清时叫十里林铺，丘陵地貌上灌木丛生，野生动物很多。在更早的年代，这里是西通秦、南抵楚的一条重要通道。现在，灌木和野生动物都不见了，代之的是起伏的麦田和铺张在麦田里的村落。

从张村到十林，从十林再到村里，这条路我走了3年。最后一次是2000年7月3日上午，数学老师来上最后一节课，讲了一二十分钟，见大家都兴趣索然，就放下粉笔，祝大家在几天后的高考中顺利。随后，同学们在喧闹中散了场。我骑着自行车刚出张村街，还没有到梁庄，大雨就下了起来。

如果要描述一个地方，讲地理位置最为便捷，经济水平也必不可少。而地理和经济因素，又会刻画这块土地上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这里，我不想谈政治开化的程度，在我看来，全国各地除了太偏远的省份，其实都差不多。一个县委书记下决心要强拆地，强抓人，基本上都可以如愿。

对我老家的村子的定位，将有利于读者理解正文的叙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没有写出我村子的具体名称。出于行文便利的需要，本文将分为几个小标题。没什么逻辑，就拣影响最深的话题写吧。

你为啥不开车回来?

从镇上到我们村，是一条4米宽的村村通公路，入村之后则变为3.5米宽，往西再延伸到其他村子。在村小学一百米外，村村通公路在小河边折了一个大概120度的弯，随弯平行的，是十几家店铺。

春节几天，这个弯经常堵车。最长一次堵了有300多米，连电动车都挤不过去。有着急的司机在后排响起了喇叭，最前边的车却仍进退两难。初一下午，一位与我同龄的村民在这里遇到堵车后，下车指挥了十几分钟交通，才把车流疏导开来。

“都是胡球开，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还有逆行抢道的。一旦堵住，只能干瞪眼。”他的面包车是从河南北部的济源开回来的，自称已经受够了乡下道路上各种不受规矩的行车法。

白天，站在村里这个最大的堵点边，你会看到小汽车络绎不绝。最多的牌照当然是河南的，其次，广东、浙江、江苏、山西和四川的都有，却好像从未有北京牌照的车路过。车型中，以比亚迪、帝豪、东南汽车、五菱面包等廉价车型居多，凯美瑞和帕萨特以上的车则很少见。

汽车多起来，是村景最大的改变。大约从3年前开始，自驾返乡成为在外地混得排场的人的必选项。卖苦力的人被排除在外，稍微有点头脸的返乡者都会被问起一个问题，“你为啥不开车回来?”

几万块一辆的汽车，不仅可以在走亲戚时提供便利，更代表着主人的面子。基本上，没有汽车就意味着不同程度的无能。你说你混得不错，怎么连辆汽车都买不起呢?标准就是这么粗暴。

我做个做新闻民工的，也被众人列入不靠卖苦力维生的名录中。故此，我也经常被问起汽车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不会开车，对方接着就会问，你家里有车没，我就只好告知我家那辆车的牌子。最后，他们都会劝我，“你可得早点学车呀。”

汽车问题只是一系列拷问的开始，你还被问起房产和薪资。对一个听起来已经定居城市的大学毕业生，这相当于心理酷刑。你照实说，自己落一个没出息倒是小事，整个家庭的面子都会受损。你要吹牛，父母就会担心那些信用不佳的邻居会找你借钱。

老实说，这样的对话让我颇感不适，主要源于村人对隐私和交际边界的践踏。不过细究之下，这个也是表象，更大的问题是，在村庄里，财力早已成为评判所有人的尺度，还是一票否决制。

你有多少钱，你开什么车，比你读了多少书，你在干什么，你为社会做多少贡献更加重要。这种价值观赤裸裸，坦荡荡。不过这倒不是什么故乡沦陷的结果，事实上农村几百年来一直如此，眼下的城市市民阶层也不例外。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正视。

在价值观拜物媚势的背后，更隐蔽的规则在游动。在丧失隐私权的中国乡村里，大部分人在交际时，会有意无意将对方纳入自己可以理解和评判的框架，以占据某些对话优势。他们唯有做了别人的评判者，置人于自证和辩诬之地，才会感到安全和舒服，却很少顾忌这会侵害他人。

在这样的氛围里，无论你是读了半图书馆书的博士，还是为民请命入狱半辈子的政治犯，都架不住轻轻一问，“你为啥不开车回来?”所以，我很理解那个从广东中山把一辆比亚迪开回老家的同学。即使只用来走了三天亲戚，他每一刻都在眉飞色舞。

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想证明乡邻们有多少独创的恶意，而恰恰相反，他们在我看来还是善意更多的一群人。然而，我自小在农村的生活经验和交际中的直觉不会让我自欺欺人。为了避免不快，我尽量呆在家里。我没什么富可以炫，也不想哭穷装孙子。

招供隐私，受世俗势利的度量，是绝大多数返乡者——尤其是文化人必经的心理酷刑。

很多人返乡后与故人们相见，感觉无话可谈，恐怕只是假象，更精确的原因是，价值观的鸿沟一旦就位，交谈越深入，越容易制造焦虑。

仔细想来，我父辈以上所信从的道德，都是与乱世相匹配的。为了活下去，亲戚故旧不得不互相扶帮，混出去的人，更不能忘本，必须提携救济亲戚中的贫弱者。只要有几门靠谱的亲戚可以倚靠，适度贫困直至装穷其实更具性价比。毛时代对贫下中农的揄扬，也使得人们的财富观分裂且虚伪：一方面他们相信越穷越革命的高台教化，另一方面却在现实中不得不势利。

到了现在，乱世小民道德的信奉者已经过时。这种道德即使残存，也作为一些鸡贼者绑架亲友，索取无度的工具。同时，对财富的崇拜也丝毫不用再加以掩饰。如何发财，如何娶亲，成为农村过年最热的话题。

十男追三女的焦灼

小汽车对未婚的男孩更加重要。没有比拉着媒人坐进儿子的小汽车，更让一个母亲感到有底气了。没有汽车的男孩在去相亲时，钻窟窿打洞也会请一辆汽车助阵，没人会傻到骑着一辆旧摩托去见女方。

这也是三年前才兴起来的时尚。你当然可以做反潮流小将，只要你不怕打一辈子光棍。我父母结婚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就可以称为“三大件”。我母亲从娘家嫁到我们村的代步工具，是生产队的一架牛车。在30多年后，想结婚的男方家庭必须有一进院的楼房(不能与公公公婆同住)，至少十万元的彩礼，有一辆汽车最好了，要是没汽车，你最好在县城也要有一套房子。

县城有房子的条件也是两年来才兴起的，其实这个对农家既属苛求，也无必要。但行情如此，不由人不服气，很多家庭就去邓州市区按揭买房。这些房子的价格一般在30万元到40万元之间，对大部分农村购房者来说，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收入去支付按揭。但只要能娶来老婆，这都不成问题。

一位资深媒婆告诉我，在老家的相亲市场，基本上是十个男孩抢两三个女孩。相亲的高峰期就是春节返乡期间，有的女孩一天会相七八家，跑了一天基本会忘记所有对象的长相。幸亏有了QQ和微信，大家见面后可以加上，在网上继续聊。最终结婚的也都是闪婚，大多数都是今年春节见面订婚，半年内就会办婚礼。

这种婚姻的质量可想而知。不过反过来看，从传宗接代的最主要效用出发，乡村婚姻更看重双方身体的健康，和男方经济条件的优越，并不需要经过太有质量的恋爱，爱来爱去，恨天恨地，低效率且高风险，对男方和女方来说都是如此。

在这里，我纠正一个网上关于性别比常见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即使男女同龄出生性别比畸形，也可以通过错代结婚的方式来解决。比如，30多岁的男人可以娶20多岁的女人，同龄的女性数量多少就与他关系不大。而在现实中，至少在我所去过的农村，这样的设计只能属于假象。或者说，错代可以周转的年龄差非常之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超过25岁的女孩，与超过27岁的男孩，都算是残次品。女孩自然不愁嫁，但很难再入大富之家。超过27岁的男孩如果不是大富之家，只能去离异和丧偶妇女那里碰运气。

每到岁末年初，乡间最坐不住的，就是适龄男孩的母亲们。她们见到熟人就央求对方为自己说个儿媳。即便如此，在我们村，1990年到1995年龄段的男孩们，按照悲观的估计，将有三分之一左右将不得不打光棍。

这也是在为他们出生那几年的计生政策还债。

我记得当时的乡镇计生办纠集人员，天天下乡抓人，要么关押求罚款，要么捆在手术台上引产。十林镇计生办大门旁的一个房间内，经常可见男女混杂关在一起，计生办院后是一个大池塘，也不知道里面丢弃了多少婴孩的亡灵。

习惯于屈从的农民们，被恢复了旧时代的保甲制度。五户一联结，一户违背计生政策，其他四户也跟着被罚，如果他们其中一家提前举报，则可以免于处罚。在政权的强力压制下，人们不得不舍难从易，流掉女婴是很多家庭的选择。人们都不想养女婴的后果，就是在20年后，他们为找一个儿媳而挤得头破血流。

在中国大部分农村，能生育的妇女一直是做为生产资料存在的。她们帮助家族传宗接代，抚慰丈夫的性欲，照料极易夭亡的孩子。男人的价值除了提供基因来源，就是养活老婆孩子。至少我老家的墓碑上，女人们无不含辛茹苦。男人们的美德，则是辛劳与勤俭。

可能让乐观主义者悲观的是，这样的价值观，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太大变化。农业社会褒扬的品质，无论再迂腐和反人道，但至少保证了持有者基因的存续。在我们村，绝户至今还是最恶毒的诅咒。纵观大多数男女的宿命，就是竭尽全力，确保这个家庭不在他们这一代绝户。

当农民的经济来源从土地转移到城市之后，延续几千年，以父权为核心的的家庭权力结构也面临冲击。挣不来钱，就不再有权。儿媳进门之后，聪明的父母就必须学会闭嘴。

性别比畸形，儿媳难觅，也动摇了旧有的贞节观。婚前守贞不再变得重要，几乎所有家庭都对儿媳的情史不闻不问，或者心照不宣。我本家一个长辈对我说，男孩女孩长到一定年龄，谈得来了，滚到一个被窝里再正常不过。咱们家男孩想跟女孩睡，咋能管住不让人家女孩去跟别人睡?只要结婚后收住心，不给家族戴几顶绿帽，啥都好说。

这样的豁达，或许还带着几分无奈。新闻上的老板征婚，可以要求处女。一个农村家庭，即使富了点，也做同样要求，在现在肯定被视作无理多事，不识时务。农村女性的性自由，却通过她们做为生育资源的短缺而拉开帷幕，不知道这能否算得上一种进步。

哪来的沦陷?

近年来，描写当下农村的书和文章都很多。这些文字的最大相同处，就是几乎没有出自农民的手笔，更多由农村的逃离者和观察者们采写。其中，我最认可的就是梁鸿的《梁庄两部曲》，在那两本书中，她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同情之理解。

不过，她也并没有回答一个问题，故乡沦陷原因何在？从乡土之污染(垃圾和饮用水问题)，乡校之废弃(梁庄小学成了养猪场)，再到乡人之离散(出梁庄到城市边缘讨生活)，乡风之沦丧(不孝子和奸杀老妇之少年)等，似乎构筑了一组闭合的答案。

我却连“故乡沦陷”本身都表示怀疑。我知道，很多读者对本文的阅读期待包括农村教育的沉沦。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需要太多讨论的问题。

农民放弃子女的教育，看似是因为读书性价比的锐减，真正的原因则是这个政权已经不太需要从农村汲取人才，以自利自固。相反，农村孩子对教育公平的渴求，会对政权稳定造成威胁。

农村环境污染加重也可做如是观。加大对农村环保投入，严厉环保执法，对政权毫无收益，还要耗费大量财政支出，影响招商引资，所以除非农村生发出可以自救的集体权力，否则越来越脏就是历史宿命，是抵抗不住的大趋势。

人情淡漠的观感，也经不起太多推敲。我想，很多写作者可能忽视了旧道德的时代性和脆弱，又将经济落后年代，人们交际不得已的低效和重复，误作人性的淳朴和人情的炙热。具体到过年，则是物质的丰厚，娱乐方式的多元，以及交通的便利，冲淡了所谓年味。一年只能吃两三次肉饺子的年代，所过的年，与现在的年，自然不是同一个。

大部分对农村经济破落的探究，更是浅薄到可笑。在我看来，农村经济的落后，和必将延续的落后，最主要根源就是蛮横的土地制度。该制度架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又将土地的使用权和用途剥离，只有让政府获取土地红利的大头，土地才得以发挥超出种植的效益。在这样的制度下，农地为奴地，农民为奴民，农村经济糜烂破烂，应是必然，何必大惊小怪呢。

对这些不必喟叹，喟叹也无效的问题，诉诸抒情最为常见，却也淡得无聊。农村观察者们更不能因为时光流逝太无情，就幻化出一个过去的美好年代。

吾乡在中共建政前，曾长期闹刀客(土匪)，现在很多村子还可以看出寨墙的痕迹。虽然顶着一个“宛西自治”的帽子，但人命不如狗，饥荒与兵灾交相肆虐，我爷爷奶奶一代还记忆犹新。建政以后，至少在1960年，我奶奶和我父亲就差点饿死。我奶奶的父亲和爷爷则在一夜之间病饿而死。

很多人说乡村沦陷的时候，我总在想它是否有过不沦陷的时候。

在中国这个历史已简化为暴力史的国度，农村一直被各路暴力行使者视作兵、钱、粮和女人的输出地，很少有人会想起来反哺土地。

按照政府网站的回复，我们村及周边几个村的新农村社区规划，早已在2009年已经作出，只是囿于资金原因一直没有实施。可以设想，待到实施之日，旧有的村落将被断电断路，被强拆，村民们会被赶到政府设定的集中居住点，高价购买由政府指定的包工头建造的房屋。老村子的土地，则会被纳入土地置换指标内，换作政府土地财政赖以运作的原始资源。

那才是故乡真正的沦陷。在人无恒心、家无恒业的村庄里，抒情越来越显得矫情而无用。在拜读了数篇返乡文之后，我决定写下这篇小文，也算是对一些零碎思考的小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