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飛路戲子
木心--------- 一位世界荒岛上的“文学鲁滨逊”[em]e166[/em]
木心 [文学回忆录]节选
个人日记
木心 讲述；陈丹青 笔录
类别： 图书
篇数：五篇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01
ISBN7549530815
提供方：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
篇数：五篇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01
ISBN7549530815
提供方：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
内容简介：
由木心口述、陈丹青笔录的《文学回忆录》一经出版，便引起文学市场的关注，一本文学的“口述实录”在刚出版时就登上热销书排行榜前几名，这在中国的图书市场并不多见。与此同时，一场关于文学专业性的讨论就此展开。
由木心口述、陈丹青笔录的《文学回忆录》一经出版，便引起文学市场的关注，一本文学的“口述实录”在刚出版时就登上热销书排行榜前几名，这在中国的图书市场并不多见。与此同时，一场关于文学专业性的讨论就此展开。
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八十年代末，木心客居纽约时期，亦自他恢复写作、持续出书以来，纽约地面的大陆和台湾同行在异国谋饭之中，居然促成木心开讲“世界文学史”，忽忽长达五年的一场“文学的远征”——从1989年1月15日开课，到1994年1月9日最后一课，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在座者有画家、舞蹈家、史家、雕刻家等等。
听课学生陈丹青说，“我们当年这样地胡闹一场，回想起来，近于荒谬的境界：没有注册，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考试与证书，更没有赞助与课题费，不过是在纽约市皇后区、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的不同寓所中，团团坐拢来，听木心神聊。”菜单开出来，大家选。从古希腊神话、新旧约，到诗经、楚辞，从中世纪欧洲文学，到二十世纪文学世界，东方西方通讲，知识灵感并作。其中听的听，讲的讲，“金句”纷披，兀自燃烧。“讲完后，一部文学史，重要的是我的观点。”木心说。古代，中世纪，近代，每个时代都能找到精神血统，艺术亲人。
他爱先秦典籍，只为诸子的文学才华；他以为今日所有伪君子身上，仍然活着孔丘；他想对他爱敬的尼采说：从哲学跑出来吧；他激赏拜伦、雪莱、海涅，却说他们其实不太会作诗；他说托尔斯泰可惜“头脑不行”，但讲到托翁坟头不设十字架，不设墓碑，忽而语音低弱了，颤声说：“伟大！”而谈及萨特的葬礼，木心脸色一正，引尼采的话：唯有戏子才能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
木心开讲时六十二岁。多少民国书籍与读者，湮灭了。他的一生，密集伴随愈演愈烈的文化断层。他不肯断，而居然不曾断，这就是纽约世界文学史讲座潜藏的背景：在累累断层之间、之外、之后，木心始终将自己尽可能置于世界性的文学景观，倘若不是出走，这顽强而持久的挣扎，几乎濒于徒劳。
如今，听课学生陈丹青整理那五年那五册听课笔记，共八十五讲，逾四十万字，结集这本大书时，已不再将之仅仅看做“世界文学史讲座”。诚如木心所最早时设想的那样，这是他自己的“文学回忆录”，是一部“荒诞小说”，“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这也是木心留给世界的礼物，文学的福音书。
本书首次披露的木心先生及其亲属的珍贵照片，由陈丹青先生和木心的外甥王韦先生提供。附印民国版本的世界文学书影，是一部民国出版史的私人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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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回忆录》节选——木心
【希腊的神话、史诗、悲剧】
我们出自老子故乡，又和乔达摩的故乡印度为邻，为什么还是视希腊为精神故乡？
但耶稣的心理战限于好人之间。歹人、不义之徒，打了右脸打左脸，剥了外衣剥内衣……世界是一群左右脸给人打、内外衣给人剥的亚当、夏娃。都给人白打，给人白剥！
我少年时有个文字交的朋友，通了五年信，没见面。她是湖州人，全家信基督。她的中学、大学，都是教会学校，每周通一信，谈《圣经》……当时我十四岁，她十五岁……
最动人的是耶稣在橄榄山上的绝唱。门徒不醒。他们是凡人，老实人。开始时，耶稣只需要信徒、门徒，但在快要赴死的时刻，他需要朋友。
爱，原来是一场自我教育。在座有人在爱，有人在被爱，很幸福，也很麻烦。
佛教吸引中国最有学问的人去研究，说明佛经的文学性、哲理性之丰富。近者如章太炎、鲁迅，都涉入。章的学说，就是以佛经与老庄哲学的融合。研究佛经，是东方智者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底。今天的中国学者就缺这个“底”。
整个《诗经》是悲苦之声。我骂儒家，是将好好一部《诗经》弄成道德教训。
如果中国有宏伟的史诗，好到可比希腊史诗，但不能有中国的三百零五首古代抒情诗。怎么选择呢？我宁可要那三百零五首《诗经》抒情诗。任何各国古典抒情诗都不及《诗经》，可惜外文无法翻译。
《离骚》，能和西方交响乐——瓦格纳、勃拉姆斯、西贝柳斯、法朗克——媲美。《楚辞》，起于屈原，绝于屈原。宋玉华美。枚乘，雄辩滔滔。都不能及于屈原。唐诗是琳琅满目的文字，屈原全篇是一种心情的起伏，充满辞藻，却总在起伏流动，一种飞翔的感觉。
当司马迁写出人物、忘掉儒家时，是他最精彩的部分。写屈原，以儒家精神写，不佳，写到“鸿门宴”人物，忘了儒家，大好！
（老子）今天谈哲学家，开门见山，这座山，是中国最大的山。
（墨子）早年我在北京设计展览会，喜欢一个人逛天桥，去东安市场听曲艺相声，在东直门外西直门外的小酒店，和下层人物喝酒抽烟聊天。他们身上有墨子的味道，零零碎碎的墨子。
外化的功能，体现在推理而定名，那是哲学、哲学家；
内化的功能，表现在感知而不定名，那是艺术、艺术家。
哲学家中，只有尼采一个人觉察到哲学的不济，坦率地说了出来，其他哲学家不肯承认思想历程的狼狈感。
中国的文学，是月亮的文学，李白、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阳刚是内在的、天生的。
汉赋，华丽的体裁，现在没用了。豪放如唐诗，现在也用不上了。凄清委婉的宋词，太伤情，小家气的，现在也不必了。要从中国古典文学汲取营养，借力借光，我认为尚有三个方面：诸子经典的诡辩和雄辩，今天可用。史家述事的笔力和气量，今天可用。诗经、乐府、陶诗的遣词造句，今天可用！
好比一瓶酒。希腊是酿酒者，罗马是酿酒者，酒瓶盖是盖好的。故中世纪是酒窖的黑暗，千余年后开瓶，酒味醇厚。中国文化的酒瓶盖，到了唐朝就掉落了，酒气到明清散光。“五四”再把酒倒光，掺进西方的白水，加酒精。
《神曲》涵盖甚大，中世纪哲学、神学、军事、伦理。以现代观点看，《神曲》是立体的《离骚》，《离骚》是平面的《神曲》。《神曲》是一场噩梦，是架空的，是但丁的伟大的徒劳。
【唐诗宋词】
教我读杜诗的老师，是我母亲，时间是抗战逃难期间。我年纪小，母亲讲解了，才觉得好。
大家不耐烦听史迹，都想听我讲观点。观点是什么？马的缰绳。快，慢，左，右，停，起，由缰绳决定。问：缰绳在手，底下有马乎？我注意缰绳和马的关系。手中有缰，胯下无马，不行。
从前皇帝的老师叫亚父，太子的老师叫洗马。你们都是太子，我做你们的洗马。
《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宋玉是屈原的学生，为老师写过赋。杜甫年幼时，不敢自比屈原、宋玉，只是个景仰者，到了他写这首诗时，无疑是大诗人了，决不在宋玉之下。但杜甫还是称宋玉为师。
李商隐是唐代唯一直通现代的诗人。唯美主义，神秘主义。偶尔硬起来，评古人，非常刻毒凶恶。
有人评“李后主乱头粗服皆好”，似乎中肯，我以为不对：几时乱了头、粗了服？自然界从来没有“乱头粗服”的花，李后主是“天生丽质”，和别人一比，别人或平民气，或贵族气，他是帝王气。
范仲淹（官至政治局常委）“先天下之忧”的名句，很正经。但写起词来，和女人一样善感——词人一写词，都像女人一样。
【中世纪波斯、阿拉伯文学】
你们现在便宜了，有只老羊在前面走，我年轻时糊涂啊，没人可问。
艺术的宿命，是叛逆的，怀疑的，异教的，异端的，不现实的，无为的，个人的，不合群的。宗教的宿命，是专制的，顺从的，牺牲个人的，积极的，目的论的，群策群力的，信仰的——其实就是政治。
中国剧作家的创作观念是伦理的，寓教于戏。有了这种观念……儿女情长，长到结婚为止；英雄气短，短到大团圆……不过是忠孝仁义，在人伦关系上转圈圈。
中国人的民族性，很善说故事。小时候家中佣人、长短工，都会讲故事，看去很笨，讲起来，完全沉浸在故事里，滔滔不绝。中国哲学家也比西方哲学家更喜以形象说理，放进很多神话、传说、寓言，甚至笑话——这或许就是先秦诸子夹着早期的袖珍小说……那时的谋士、策士，进谏皇帝，也要会讲故事，否则要杀头。
在我看来，古代小说是叙事性的散文，严格说来不能算小说。直到唐代，真正的小说上场，即所谓“传奇”。唐人传奇精美、奇妙、纯正，技巧一下子就达到极高的程度，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等西方短篇小说家若能读中文，一定吃醋。
整个明文学，只有金圣叹是大批评家。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言人所不敢言不能言。我批评他，是他将人家原文肢解鳞割，迁就己意，使读者没有余地。拿现代俗话说，还是把读者看得太低。
“封神榜”由姜子牙仲裁，封了许许多多大小角色，依我看，应推哪吒第一。他是尼采的先驱，是艺术家，是武功上的莫扎特，是永远的孤儿。
《金瓶梅》不然，器官生在身上，还是写成了人，几乎是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艺术，《金瓶梅》要靠你自己找出它的艺术。
曹雪芹“好像”读过叔本华、尼采。为什么？他熟读释家道家经典——佛家的前半段，就是悲观主义，道家的后半段，就是超人哲学。
我以为《红楼梦》后半部遗失了，曹雪芹是写完了的。哪天在琉璃厂找出来，全世界应该鸣炮敲钟，庆祝多了一个圣诞节。
怎么会有一天在纽约与你们讲七侠五义？人生是很奇怪，没有一点好奇心是不行的。
说来说去，给大家一个制高点。有了这个制高点，看起来就很清楚。一览众山小，不断不断地一览众山小。找好书看，就是找个制高点。
“风雪夜，听我说书者五六人，阴雨，七八人，风和日丽，十人，我读，众人听，都高兴，别无他想。”我幼时读，大喜，不想后来我在纽约讲课，也如此。
抱着原谅的心情去看这些诗，很轻，很薄，半透明，纸的木的竹的。日本味。非唐非宋，也非近代中国的白话诗。平静，恬淡。
我是日本文艺的知音，知音，但不知心——他们没有多大的心。日本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误解。但这一误解，误解出自己的风格，误解得好。
中国的圣人教人做好事，自己不做。马基雅维利叫人做坏事，自己不做。他就事论事的那一套，与理想主义相反。
有人一看书就卖弄。多看几遍再卖弄吧——多看几遍就不卖弄了。
中国很早就有弥尔顿《失乐园》全译本，我读后，不觉得很好，后来，我的侄女婿是弥尔顿专家，谈了三夜，觉得懂了。要问，问了才懂。
帕斯卡另一句，很真切，直刺人心：“那无限空间的永久沉默，使我恐惧。”——这是老子的东西嘛！
我倒想成一本书，书名：《莱辛的危险》。一个人只要高超一点，对人就是危险的——高超太多，危险就大。
法国斯塔尔夫人第一个说出，《浮士德》是写不好的，真聪明。第二个是海涅。第三个是我——第一个说老实话，第二个说俏皮话，第三个说风凉话。
歌德有格言：回到内心。陶潜的《归去来兮辞》，就是回到内心。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说：作家不仁，以读者为刍狗。这样天地才能大，这样才能有伟大的读者来。最好读者也不仁——作者不仁，读者不仁，如此，“仁”来了。
1948年我乘海船经台湾海峡，某日傍晚，暴雨过后，海上出现壮丽景色：三层云，一层在天边，不动，一层是晚霞，一层是下过雨的云，在桅顶飞掠——我说，这就是拜伦。
鲁迅《伤逝》中涓生的屋里，墙上挂着雪莱的肖像。我小时候心目中的诗人，就是雪莱、拜伦、普希金。秀丽，鬈发，大翻领衬衫，手拿鹅毛笔——那时看到这副样子，就觉得是诗人，羡煞，却没想到“诗”。
那时我在教科书上读到了勃朗宁的诗，非常喜欢，叫做《花衣吹笛人》。这首诗有寓言童话的性质，但更有诗味。现在想想，我也是那个吹笛人——讲世界文学，就是吹笛呀。
奥斯汀太啰嗦，狄更斯太通俗，但我就是喜欢这两位作家。艺术上前人和后人的关系，是艺术上的天伦关系：前人哺育后人，后人报答前人，成天伦之乐。
哈代的行文非常迟缓，我读时，像中了魔法一样。他行文的本领，音乐家应该羡慕：如此长，温和。读时，心就静下来，慢下来。他写苔丝早起，乡村的种种印象描写，无深意，无目的。就是这种行文。
知识学问是伪装的，品性伪装不了的。三年讲下来，不是解决知识的贫困，而是品性的贫困。没有品性上的丰满，知识就是伪装。
“历史是更伟大的圣经。”这话也是卡莱尔说的。说得好！我们讲文学史，是在讲文学的圣经。我们学文学，就是文学的神学。
艺术充满艺术家的性格，比肉体的繁殖还离奇。维特、哈姆雷特、贾宝玉、于连，都流着作者的血，我喜爱于连，其实是在寻找司汤达——上帝造亚当，大而化之，毛病很多；艺术家造人，精雕细琢，体贴入微。
现代诗，波德莱尔开了一扇门，兰波开了一扇门。此后，门里涌出妖魔鬼怪。但波德莱尔和兰波可以不负责任。
中国从未被西方了解过。太可怜，太神秘。中国，不可能被西方汉学家来了解，还得我们自己来——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告诉他们不懂的事……西方最缺的就是中国的东西：含蓄，以弱制胜。东方西方要是真的相通，文明才开始。可是要唤醒东方、中国，非得西方来理解。
尼采有哈姆雷特的一面，也有堂吉诃德的一面，我偏爱他哈姆雷特的一面，常笑他堂吉诃德的一面。现在读尼采看来是太难了——很多人是在读他堂吉诃德的一面。
要去评价一个伟大的人物，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物？这是致命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粗糙是极高层次的美，真是望“粗”莫及，望“粗”兴叹。如汉家陵阙的石兽，如果打磨得光滑细洁，就一点也不好看了。尊重这粗糙，可以避免自己文笔光滑的庸俗。
自从“意识流”写法和其他种种写法出现，我都不以为然，不过是将人剖开，细看，说“这是心，这是肺”。深刻吗，新奇吗？爱情的深刻，必得解剖肾脏、生殖器，才算真正懂得爱情吗——上帝把心肺包起来，是故意的！
文学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都是人想了解自己。这仅仅是人的癖好，不是什么崇高的事，是人的自觉、自识、自评。
最近又读一遍《复活》，实在写得好。笔力很重，转弯抹角的大结构，非常讲究，有点像魏碑。十足的小说，试以别的小说来比，都会显得轻佻、小聪明、小趣味。
前面得有古典浪漫，而后现实写实，才会有唯美象征。但中国也有人追求过唯美、象征。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冯至、闻一多、艾青。张闻天翻译过王尔德，楚图南翻译尼采。
我年轻时，常常听说有人妻出走——中国只有一个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国许多娜拉走过一条路：去延安。
我同意惠特曼的意见：人体好就好在是肉。不必让肉体升华。所谓灵，是指思想，思想不必被肉体拖住。让思想归思想，肉体归肉体，这样生命才富丽。
世界上的书可分两大类，一类宜深读，一类宜浅读。宜浅读的书如果深读，那就已给他陷住了，控制了。尼采的书宜深读，你浅读，骄傲，自大狂，深读，读出一个自己来……《道德经》若浅读，就会讲谋略，老奸巨猾，深读，会炼成思想上的内家功夫。《离骚》若深读，就爱国、殉情、殉国，浅读，则唯美，好得很。《韩非子》，也易浅读。
哲学有它的可悲性，一定要靠文字语言。文字、语言，能够达意吗？如果文字语言不能达，哲学的“意”就比文字语言更深刻吗？我以为，有时候文字语言高于意义。
平心而论，意识流，宜写短篇小说，更宜写散文。
谈主义，是一种现代病。试看古人，从雅典到文艺复兴，都不标榜主义。因为主义总是一种偏见，甚至是强词夺理，终归是自我扩张，排斥异己。
尼采预言超人会降生——这是一场梦。还属于进化论。我以为超人不会诞生的。个别艺术家作为超人，早就诞生了——早就死亡了。他们不会造福人类，和人类不相干的。
现代作家，自己应该又是伯乐，又是千里马。伯乐是意识，潜意识是千里马。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应是潜意识特别旺盛、丰富，而意识又特别高超、精密，他是伯乐骑在千里马上。
“智者，是对一切都发生惊奇的人”。放纵你的好奇的行为，享受官能之乐，对一切要抱着豁达大度，对世界万物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都有兴趣，但别迷恋。一句话：明哲而痴心。再一句话：痴心而保持明哲。
我的问题是：艺术曾经重复过客观现实么？从来没有过。这个问题是现实主义的全部奥秘。我愿做现实主义的辩护士。
我从小也想写，写后烧，真是少年不知“烧”滋味。烧不得的！但境界真是高。卡夫卡像林黛玉，肺病，也爱焚稿，应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
要我说，应该研究了存在主义，知道了“他人即地狱”，然后，就像不知道存在主义之前那样，存在下去——有人这样吗？有。萨特就是这样。他不靠存在主义生活。他要去演讲，让许许多多“他人”听，“地狱”越多越好。
我看哲学、伦理、儒家，都当它文学看——没有人说过。
“那个才气超过你十倍的人，你要知道，他的功力超过你一百倍。”刚才来讲课路上，我想到这么一句。自己耕耘，自己收获，自己培养自己，自己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文学是脑的艺术，无声无色，和感官没有关系，却感动你，魔术性最大就是文学，你感动了——就是几个字呀！
诺贝尔奖，好像是个世界性的中状元。
庄子是要饭的，陶渊明借米，西蒙到底是法国人，他种葡萄，养写作。这样一来，我倒也替他放心了——陶潜要是不种菊花，种葡萄，多好！
我在一首诗中说，现代的智者，都是自己要假装自杀，要世界做陪葬。这些批评家、观者都是假装要殉葬，作者呢，假装要自杀——都没有死。
世界本来是庸人制造的世界。新小说派，失落的一代，迷茫的一代，说穿了，是“智者的自忧”，夸大了世界的荒谬。世界上是健康的人多，还是病人多？在他们的作品里，全是病房、病人。
小时候关在家里，天天祷告——不知向上帝还是释迦——放我出去吧，流浪，打工，打仗，都可以。冰心到过美国，高尔基嘛到处流浪，鲁迅去过日本，可是我在家里……一路经历到“文革”，我对上帝说：够了！
这是个很有深意的大命题：现代主义再新，再发狂，他们都有一个老单位——现实主义。
我很喜欢听摇滚乐，有些写得非常好——这种悲怆，是现代的悲怆，古代人不懂的。
爱情，是性为基点，化出种种非性的幻想和神话——归结还是性。都说性征是性器，其实第一性器是脸。真不好意思，人类每天顶着性征走来走去。毛发、皮肤等等，都是性征。可见造物主用意之淫。
魔幻现实主义总体上的生命力，强过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比它们厚重。只是我觉得不够舒服——魔幻呢，太魔幻，现实呢，不够现实。太自觉，太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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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知道“木心”这个名字，不过五六年的光景，因为他的著作直到2006年才第一次在内地出版。此时，先生已经79岁高龄，从事写作和绘画超过60年。他是一个被我们遗忘的大师。
好在，美玉的光华并不因无人知晓而有所减损。不识珠玉乃是源于我们自己过于粗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联合报》副刊开始刊登署名“木心”的散文，只短短数月时间便受到读者的强烈关注，人人都在追问：“木心是谁？”那文白相间的语句，清雅古典的文风，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上，属于异类。木心的文字悠远清新，不着烟火之气，大半个世纪以来的离乱纷争，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半点痕迹。难怪上海作家陈村初读木心，便“如遭雷击，惊为天人”，直赞叹他的文章“静观、干净、熨帖”，是中文写作的标高。而画家陈丹青更干脆地宣称：“木心可能是我们时代惟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
如今，木心先生84岁，隐居在故乡乌镇的老宅中，深居简出，远离世事。乍暖还寒的春日，辗转几趟长途汽车前往拜访，穿过喧闹熙攘的观光人群，跨过尘土飞扬的省际公路，进得一座雅致古朴的宅院，但见庭院深深，杨柳依依，俨然世外桃源。这里是孙家花园，也是先生童年成长的地方（木心本名孙璞），虽然如今规模已经大不如前，可置身其间，依然叫人有恍如隔世之感——现在，要到哪里去找这样有古风的居所？
因有访客，先生早早结束午睡起来，在客厅静候。虽已耄耋之年，但思路和记忆力依然清晰，他会清楚地记得，当年老师林风眠住在上海南昌路的53号。整个下午，和木心先生聊他一生的经历，战争、逃难、浩劫、入狱，他都受过，中年时遭遇抄家，整整20本作品的底稿悉数被抄去，但还是对艺术不离不弃。问他为什么可以如此坚定、从容？先生回答：“我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又遍览世界文学，早已明白有些东西是永恒的，例如人性和艺术，是永远无法夺去的。”
木心先生持一口带江南口音的普通话，慢悠悠的，如同窗外迟迟的春光。
跨进艺术之门
木心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桐乡乌镇。童年时父亲在上海打理粮食和丝绸生意，母亲则留在老家照料子女。时值抗战，社会动荡不安，不能出远门求学，但作为家中的独子，母亲对木心的教育依然相当重视，特意请了镇上最有学问的一位先生——苏州东吴大学的文学博士来当家庭教师。这位老师要求甚严，不仅用全英文授课，更讲了实验主义等等许多高深的西方理论，又不耐烦对孩子解释，木心只能在课余再花大量的时间去补习。功课太重，压得他几乎吃不消。孰料，这位恃才傲物的博士老师有一次去乡下收租，遇上日本宪兵盘查，因为嫌翻译啰嗦，一气之下直接用英语大骂日本兵，结果挨了枪子，枉送了性命。
在那个年代，富家子弟通常的道路就是学法律、当医生，或者继承祖业，管理家产，这才符合长辈的期望，而从事文学、绘画之类的艺术创作都非正途。偏偏木心对于正道不感兴趣。某日，他无意中杂志上看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大师米开朗基罗的介绍，文中提到米氏独立绘制完成了西斯汀教堂天花板上一万多平方米的壁画。看罢这个故事，木心激动地浑身发抖，暗暗发誓自己也要成为像他一样的人。可是，当他兴奋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姐姐，她却不理解弟弟的梦想，反而笑他“有病”。
战争迟迟不结束，终日闷在家乡的旧宅中，少年木心心里十分惶急，家中也逼他成亲，而他明白，如果再不离开，恐怕此生就要休矣。于是抗战一结束，18岁的木心便急急忙忙来到省城杭州追寻艺术梦想。他是有天赋的人，往报刊投稿居然常常可以获得发表，不久这自学成才的少年居然已经可以办画展了，甚至《东南日报》还专程派记者来采访。但是，看到报纸对自己的赞誉，木心非但不开心，反觉无趣，他觉得自己那么年轻，仅靠自学就可获得好评，这样的“成功”只是虚名罢了，根本不足挂齿，他要追寻的是真正的艺术成就。由此，他动了要进学校重新学习的念头。恰好那一年，刘海粟先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正在招生，他便以同等学历前去报考，结果以优异成绩考入美专的西画系。
1946年，在踏进美专铁门的那一刻，19岁的木心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便是艺术之门，我已经跨进来了。”
拜师学艺
虽然在上海美专学习的时间不长，但这短暂的学习生涯却影响了木心一生。这里，不仅可以向好的老师求教，同学之间亦会互相交流，共同进步。更难得，在求学期间，他遇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林风眠先生。那时候林先生已经是大师级的画家，不仅绘画技艺高超，更有人格魅力，颇受学生们喜爱。木心常去林家拜访，“如果不去，先生要生气，还会托人来问，说最近怎么老没见人？”木心至今还记得，林先生住在南昌路53号，二楼的窗帘永远低垂着，“其实呢，林先生就在楼上，听到门铃响，他便通过窗帘缝看一眼，如果是想见的人，就亲自下来开门，如果不想见，就干脆不予理睬。”每次到林家，风眠先生总会问学生们要喝酒还是喝茶，而后生小辈们敬畏老师，不敢喝酒，都只说要喝茶。
除了林风眠，西画系的陈士文教授对木心也颇有影响。陈先生在法国住了十年，他教的素描，延续了纯正的西方文艺复兴的传统。可惜那时，木心年轻气盛，热心社会运动，他担任了学校学生会的宣传组长，投身进步活动，结果惹恼了当局，被伪市长吴国桢开除了。被迫逃到杭州后，木心在这里创办了杭州绘画研究室，专门替那些想要投考杭州艺专的社会青年做考前辅导。研究室办了一年多，政治风声又紧起来，木心只得再以旅行写生的身份逃往台湾。在台期间他一路走一路画，几乎将美丽的宝岛风情全用素描记录下来，直到有消息说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政局明朗了，他才返回大陆。
文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