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飛路戲子

当代散文的精神惰性

 王开岭

        文学是有尊严的。散文是有尊严的。事物的尊严，来自于其存在的品质和功能。
　　散文最大的品质是什么？我以为，是她话语的诚实性——精神的诚实，叙述的诚实，体验的诚实！散文的独特，并非仅仅形式上她是一种随意性极强的文体，更在于她把对精神诚实的诉求升至信仰的高度。她的美，还流露在写作姿势和语言行走的端庄上。
　　鉴于此，较之小说诗歌，散文更应在她的特质，即心灵的“诚实性”上下工夫——怎样保证对生命不撒谎？怎样拒绝灵魂作弊？怎样放扩精神关怀？
　　如果一个曾是作家的人，面对这个复杂的时代，无法再发出独立而瑰美的声音，无力再作出有价值的判断和解读，那他就应该被淘汰了。作家不是一个技术名词，更非一个终身性职业，而是一个精神载体。要使一个“作家”身份成立，除了对语言的熟悉，更在于他的思想内存、良知精神、独立人格和话语勇气……除了充当一个语言的调酒师，他更是一个精神的发现者，一个理想的守望者。惟此，他才可以坦然负起“作家”这样一个角色。
　　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把散文视为一种赋闲文体，于是散文在品质上也渐渐沦为了一种文学的下脚料，变成了一种饭后茶余的唠嗑和心绪把玩，娇气、柔弱、松弛、骄情……似乎作家写散文的那点气力和领地只是开垦小说和诗歌后残剩的那一点点，散文成了文学的剩饭、闲饭、馊饭。
　　它太懒惰！懒惰造成了萎缩，造成了那种睡眼惺松、虚汗淋漓的倦态。
　　如果说，过去散文的不景气和给人的那种单薄印象，多与对散文的文体认识有关——是一种简单的定位和命名制约了它，那么现在来看，松绑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传统的散文概念早已被突破：广义上说，它应该什么都是；狭义地讲，除了小说与诗歌，剩下的表达领域全属于散文。
　　但新问题是：散文定义虽宽了，而实际的文本空间——散文体积——仍显仄窄、狭促、拘谨，给人打不开的感觉，换句话，理论上假定的散文与文本实践不对称。人们看到更多的是散文的物理空间之大，却少有人去关注其精神空间。实际文本所呈现的精神含量和丰富性是不够的，尤其在描述深刻的心灵事件、人性的深度控掘、关注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态、揭示普遍信仰危机、承担良知和批判功能方面，散文往往是缺席的。这并非艺术本身的天然安排，而是一种人为的弃权和出让，一种无能造成的无为。散文自身蕴藏的深阔与幽邃被我们浪费了，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填充它，就像分到了一所大房子——但却没能力去设计、装修和买家具一样。
　　怎样才能把散文做大？做得与之设计空间相匹配？配得上它的自由与辽阔？我想到近几个世纪来的西方文学。西方散文从来就是没有边界、不被锁定的，所以它一直像雾一样弥漫，像光一样辐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表述上，她更自由、流畅、从容与丰满，这一点，随便打开两册中西散文读本即可证实：彼此的散文理念差异有多大！像恰达耶夫《哲学书简》、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那样的东西，在我们这儿是找不到的，恐怕现在写出来也无处发表吧。类似的还有萨特的《被占领下的巴黎》，加谬的《西西弗斯神话》，茨威格的《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和《异端的权利》，梭罗的《瓦尔登湖》，布罗茨基的《小于一》等，虽表面上是回忆录或哲学体的随想，但我觉得它们更富含“散文”的自由精神和弥漫气息，其文学品质和生命诚实性也远大于我们很多自诩为“美文”的东西。
　　恐怕只有中国散文和散文杂志才那么轻易地形成“风格”，流于规范，那么简单地被模型圈定。
　　究其源，我觉得仍是生产者的问题：知识储备不够，精神资源贫乏，文学理念滞后——就像浓缩的气球皮，它本身的设计空间非常之大，但平时又是浓缩的，能否把它做大，做得饱满，关键在于吹气球的人，看他的肺活量、底气和精神蕴藏是否充沛了。如果肺活量小，那气球体型肯定是干瘪的。说到底，乃生产者自身素质和思考力不够所致，是他的过于懒惰、惧怕难度、选择逃避和放弃承担造成的。
　　有人或许会说：文学的第一要素应是美，文学应以美为最大特征，而非什么“良知”与“责任”。不错，美的确乃艺术的首选之一，但何为美呢？是词语外壳吗？是外表的绮丽吗？是文本装潢和修饰性吗？显然不。“准确”就是美，准确地捕捉到了灵魂真相和生命秘密就是美！为什么会准确？因为诚实，因为裸净和真切，因为他争取到了深度的真！及时锁定了真！因为他顽强地占有并守住了这个距事物最近的点。表达的准确程度不仅需要才华，还需感受和表达的勇气，甚至更需勇气。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其中最美的一话就是那个孩子说的。这就是诚实的功劳！是诚实在帮助一个人实现其德才！文学的最高成就应是人格成就！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能否保证对心灵和精神不撒谎的问题。当一个人不习惯撒谎的时候，“准确”即源源不断地涌至……
　　凡优秀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无不是那些准确地击中了你的句子和段落！她感动和震撼着你，所以你才觉得她美！我读书有个习惯，那就是划书，最后发现，凡是用笔重重划出的，凡使我怦然心动的，无不是一些高度准确的句子，由于她准确地击中了你的某个精神部位——所以你才感激她！因为她扶摸了你，她惊醒和印证了你体内的某种东西，她最大限度地洞悉了你。比如杜拉斯说：“如果你只喜欢和一个女人做爱，那说明你不喜欢做爱。”“夫妻间最真实的一点，是背叛，任何夫妻，哪怕成绩最好的夫妻，也不能促进爱情。”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这样的句子？哪怕它再有争议，我还是觉得她吐出了一种罕见的美！她是靠诚实和勇气顽强地做到这一点的。
　　读者往往对某个作家有一种固执的信任，逢其文即读，遇其书则买，为什么？因为信任，因为提前预支了一份信任在里头。人们相信他的精神是诚实的，无论他写什么，大家愿意相信他——相信他又一次要把真诚的东西告诉大家！尽管他的故事未必每一次都精彩，每一篇的观点都让人信服和认同，但人们已养成了一种迎接他的习惯。是他的写作姿势和文学品质感动了读者。这就够了，这无疑是一个作家最大的荣誉和成就！比如我对茨威格的态度即如此，他的每一本书都买——甚至有几本到现在也没来得及读完，但我信任他——我相信他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学，包括日记和书信，甚至连他的那篇绝命书都百读不厌。在我这儿，他属于那种值得去留存其全集的作家。
　　这儿顺便提一提小说和诗歌，因为它们的问题与遭遇也同样是散文的，小说与诗歌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至少历经了两度繁荣——第一次由表达主题所带来，因为它们起到了为社会震荡和时代变革“立言”和“旁证”的作用，这是外在的，是“对外”用力的结果。第二次则是内在的，主题由外至内，开始挖掘人性深处的存在，开始试着恢复被政治毁坏的人生，同时，由于其技术即艺术上的升级，满足了审美趣味，所以人们才迷信般地追随。现在问题是：在它们早已分别提升了技术手段之后，为何影响力反而萎缩了、读者也越来越少？
　　我一直觉得，诗歌、小说衰落之主因并非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多大变化，亦并非现代媒体的冲击，而在于其自身话语力量的枯萎，其精神关怀力的衰退，它无力再表述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敏感题材，它对现实的批判力、对社会危机和人性险情的挖掘深度及作答能力远不够……在作家手上，文学正变本加厉地趋于休闲与自娱——而这又恰恰是现代媒体手段（比如电子视听、网络游戏）可轻易替代的。且这些事实的背后，又隐藏着一个更大的真相：它们正失去精神的诚实性！失去文学最生动、最天然、最赢得人心的那种品质！而这分明是个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诚实、更吁求精神坦白与灵魂救赎、更期待消除人心隔膜和不说谎的时代。
　　毋庸讳言，当代文学的诚实性正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
　　当一种艺术样式丧失了它的不可替代性之后，结局可想而知。如果文学的主调变成了一种消遣、一种赋闲，如果文学仅仅对应起了“物理人生”（比如所谓的“身体写作”）而非精神诉求——其功能仅剩下了“怎样让肉体更舒适”，它也就立即暗淡下来了，因为电子媒体和声响科技所提供的娱乐内容与手段，在感性上远比文学丰富、快捷、便利得多。
　　同样，问题也存在于散文中。今天大部分“成熟”的散文生产者，与小说和诗歌作者几乎是一道生长起来的。从知识结构、文化背景到阅读经验，小说与诗歌作者的现状也是散文作者的现状（更何况目下很多散文还是小说诗歌作者的“副产品”）。所以散文面对的其实也是整个文学自身的尴尬。整体上看，文学参与社会、介入重大精神命题的能力不够了，作家的知识结构、精神储备明显欠缺了，跟不上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很多人当初成为“作家”时，解决的也仅仅是语言组织、结构把握、叙述能力、文法修辞等原始技术问题，而在人文信仰、理性透视、社会关怀等“内存”方面是非常欠缺的，即使现在想对社会发言，想参与一些重要的人性表述，但由于先天不足、内存太小，也往往找不到有力的方法和工具，无资源可用。正是这些欠缺，使得其只能不停地“赋闲”下去，除了撒娇就是调情，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人退了休闷得慌，只能没事找事干，而无力参与到更多的社会命题和精神承担上去。
　　可以说，当下我们文学界的底子，即主流表述——基本上是以肤浅的感性和虚假的生趣为基础的。这个底子，是几十年来的阅读临摹经验和文学习性造成的，是固有的知识结构和精神气质决定的。
　　举一个新闻界的例子，为什么许多人曾一度那么喜欢《南方周末》——无论官员、学者还是老百姓？使《南方周末》区别于其它媒体的那种品质究竟是什么？我以为是它的诚实性！至少是它追求诚实性的那种努力！人们不一定对它每期的实际质量满意，但无法不为它那种深沉的努力姿态所打动和吸引——这就是魅力！这对文学足以构成一个启示。
　　其实，就文本品质而言，较之小说和诗歌，散文有表达诚实上有其天然优势，作为文体一种，散文的特殊价值——不可替代性——正与这种“诚实”有关。但遗憾的是，几十年来，在文艺政策和样板文章的影响下，散文一直在撒谎。当然小说诗歌也在撒谎，但散文撒的谎似乎比谁都多，其精神作弊的嫌疑比谁都大。像《荷塘月色》式的抒怀、《荔枝蜜》式的移情……直至今天，这样的模本仍比比皆是。
　　以上所说，并非是消解散文题材的多样化，非要把闲情雅致、风花雪月从散文主题上驱逐出去不可，而是指一个“比例”问题。我和散文家刘烨园先生在谈话中，他提出一个“比例”说，问题点得很到位：评价一种事物和现象，关键看它所包含的各项的比例。纠正一个偏颇，其实即对一种比例作调整，而非彻底颠覆或灭杀什么。现在的情况是：散文中赋闲成分太大，精神比例过小。对我们这样一个远不轻松的时代更是如此。除了过去所赋予散文的那些品质以外，散文应融入更多的思想和良知的品质，除了生命美学和感性元素，更应融入理性揭批功能，应在问题上更贴近当代生存，应放扩关怀力，让更多更严峻的事物进入视野……尤其眼下是这样一个“问题”和“隐患”威胁到人类生存的时代，散文应适度地选择承担，选择发言，而非冷漠与旁观。
　　过去有一句话：“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套用一下，也可以说：“当代的，就是永恒的”，如果对当代最重大和最急峻的现实命题都回避，如果连当代生活都不感兴趣的话，那所谓“藏之名山”的想法无疑是可笑的，一种虚妄的幻觉与自欺罢了。其实，西方的优秀作家和作品，本质上无时无刻不是在为当代人而作，也是为未来而作——因为未来者对先人生存历史和精神困境的了解，无不是通过这些作品实现的。
　　当代叙事的不足，也表现在所谓的“文化大散文”上，它们更多地扮演了一种“棕子”，一种“裹脚”的叙事角色，更多的停滞在对史事片段的重复叙述和揣摩上（我一点不否定它的价值，只是觉得它应该而且能够承担更多的东西）。文化不应只是“过去时”的，更应有“现在时”和“进行时”，应把精神触角延伸至当下的国民生态，应在时间过渡的表面下，找到“根”和“枝叶”的血脉递承与母子关系，否则，文化散文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历史散文”。说到底，这取决于作者的内里和品格，尤其在中国，这甚至不是才华、能力和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写作信仰问题，是对作家生命关怀力的考验，对其精神诉求和承担能力的考验！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比“写得好坏”更重大的问题我们没解决好：“为什么写作？”在这样一个职业选择日益多样化的时代，是什么样的绝对理由和终极信仰使一个人选择了孤独的写作生涯而没有去干别的？这个问题在西方作家身上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终身命题，从他开始写作的那天起，就要面对，就要选择，就要确立一种生存立场和写作姿势，就要为自己一生的作品命名，一直到死。但在很多中国作家这儿，你很可能找不到这样一个“基因”，或者未曾遇到，或者根本不当回事。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深处，很有可能缺乏一个结实的“奠基”，缺乏一种“根”。
　　最后，我还想说明的一点是：当前散文的“热闹”很大程度上是由杂文、思想或文化随笔——由作者队伍的结构和角色改变所带来的，散文从业人员的成分复杂和丰富了，它不再是传统文学作者的专利，诗人、人文学者、自然科学家、批评型知识分子、小说家的“另类散文”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虽然表面上看，涉及社会民生、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的文本如今比任何一个时期显得都多，但实际质量不容乐观，除了刚才提到的“文化散文”的缺陷外，还要警惕一点：在给散文松绑、融入理性品质的同时，要防止文学美质和艺术性的流失！我注意到很多理性散文和思想性随笔在文本上的机械、粗糙与僵硬，其美学含量是严重不足的——不仅仅反映在语言表层，更多还体现于思维、思路的粗糙和欠精准上。
　　总之，散文现在面临的不再是它能承载什么——允许什么进入的问题？而关键看我们能够赋予散文什么？散文应从传统的那种松垮、慵散、懈怠的过于休闲状态中解脱出来，应该更多针承担人文精神与良知功能，应该有更多对社会和当代的思考……在生命诚实、精神关怀力社会良知和道义承担上下工夫！应该端正身子，以直视生命的态度写散文，而非懒洋洋地画散文，描散文。
　　散文不该沦为文学的剩饭、闲饭、馊饭。而文学，更不应被稀释成一个时代的胃酸和呕吐物。

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

王开岭

一

一个人精神毁容了，被自己或别人的硫酸，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面皮移植？铸一铁面具？归隐山泉与雀兽为伴？

卢武铉先是对观众说了声对不起，然后散步，迎着日出，迎着故里的崖。

山脚下的小村子很美，无论地理还是气质，卢武铉回忆得也很美，说那是个“连乌鸦都会因找不到食物哭着飞走”的地方，他的话深情而充满感恩。在乌鸦身上，他用了个哭字。

想当年，他就是因找不到食物而哭着飞走的。去了大田，去了汉城，去了青瓦台。

每次出发，他都空空荡荡，除了一个贫民之子的誓言、一个清卷书生的豪气，别无行李。

坑坑洼洼的故乡，那些含辛茹苦、蓬蓬勃勃的野草，似乎给了他最生动的精神注脚，也预支了最有力的人格担保。

怎么看，此人的变节风险都是最小的。他有着淳朴的起点和奋斗史。

坎坷身世、卑微学历、民权斗士、草根总统……卢武铉像一个童话。

全世界，包括我这个外国人都对这个童话喜爱不已，也觉得和自己隐隐有关。

这世界需要童话，需要一次童话的胜利，就像需要一场雪。

最近一场雪是奥巴马带来的，他的肤色照亮了星条旗，也鼓舞了地球仪。只是他离得远了点，不如卢武铉这般近，像亲戚。

有时，我觉得卢武铉酷似中国史书上的那些前辈，很儒家，很士林。你看他说过的——

大选获胜后，他用噙泪的语调承诺：“我知道大家对我的期望是什么，那是一个没有腐败、没有特权、没有违规的社会，一个用自己双手生活的诚实的社会。”

面对反腐的重重险碍，他说：“没有一个农民，会因土地贫瘠而放弃劳作。”

住青瓦台后，他与友人私下谈心，称执政关键有三：一将改革进行到底，二让总统府远离金钱，三管好自己亲属。

凡此种种，都让我想起先人那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做好这几条，孟子说，你就是大丈夫了。其实，也就是最好的公仆。

还有啊，论面相，卢武铉的东方脸孔上有一种让人特放心的东西，温绵、敦厚、亲蔼，处处散发着安全感，完全符合中国人推崇的“方正”。

然而，童话终究是童话。事实证明，贫穷和廉洁并无直接关系，监督权力和坐拥权力是截然不同的两份差事。

当他和故乡不再为食物发愁的时候，其家人被怀疑偷拿了别人的东西。

终于，一名英勇的律师站在了审判席上，一位历史的原告变成了现实的被告。某种意义上，卢武铉成了自己信仰的敌人。至少客观上，他互换了位置。

二

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

对此我不感兴趣，我只留意到了那天，他最后一次攀登。

他选择了故乡的崖。崖，本身就意味着高度，是尊严的象征，是清高者的去处。

可以想象，这曾是他少年立志和理想出发的地方。

清晨的草木，带露水，很干净。

一个人在做自由落体前，心真的会安宁吗？

世间很美，他远远看见山脚下活动的人影。同胞的生活又开始了，接下来，将是忙碌而幸福的一天。

对他来说，今天只意味着一个早晨。

这一天，卢武铉将成为全世界的新闻头条。他料到了，但他已从看客中划掉了自己。

这是个脸皮薄的男人。性情如铅笔，直、细、脆，又爱哭鼻子。有人说，流泪是孱弱的表现，他不具职业政治家应有的坚韧。何谓坚韧呢？我不太懂。稍后，似乎也懂了，就是脸皮厚实且富弹性吧。

不错，论政治体格，此人是弱了点，可谓弱不禁风。和城府深沉、世故圆滑的同行相比，他似乎太嫩，像书生，不像政客，甚至还有孩子的茸毛。

“我已丧失了再讲民主、进步与正义的资格……各位不能和我一起陷入这个泥淖，请大家舍弃我卢武铉吧。”

他没有狡辩，他说他无颜家乡父老，无颜全体国民。其歉意之巨大，甚至连肇事的家人，他都表示了歉意。他觉得是自己，让最爱的人不幸沾染了权力，是自己的事业把亲属带到了危险地带。

非得纵身一跳？别无选择吗？

世间那么多毁容者，不都活得好好的？

这大概和一个人的精神体质有关。该体质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依据，决定了他遇事妥协的程度、忍受之底限。比如逆境之下的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一种，“留得青山在”是一种，“宁玉碎不瓦全”是一种，“万念俱灰唯死一途”是一种……

卢武铉属哪种呢？我说不太清。

但有一点能确认：他死于面子，死于廉耻和羞愧，死于精神毁容后的照镜子。

“我现在没有脸正对你们的眼睛……我现在完全可以被抛弃了，现在我完全不足代表任何道德进步。”

这是个爱照镜子的政治家，是一个道德自尊心极强、自珍甚至自恋的人。他并非死于惊恐和畏惧，而是死于意境的破灭，死于内心的狂风，死于肖像的被毁，死于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的失败感。还有，就是对清静、安宁和独处的渴望。

这种死因，包括死法，确不像现代政客所为。对许许多多政客来说，精神毁容、身败名裂，不过是轻若稻草的一件事，审判席上，磕头捣蒜乞饶求生者多如蝼蚁，贪生即怕死。但于一个自我器重惯了、把尊严和仪容视若性命之人，这事故就如泰山压顶，漆黑一片。

所以，当有人说他死于一根道德稻草时，我不同意，我说他死于泰山。

不是说他死得重于泰山。

三

这种死因，多少让我想起了古人，想起了士林之风。我觉得精神气质上，卢武铉很有点前辈风度，像从竹林里走出来的，士大夫的腰板，昂首挺胸，纤尘不染。

古人是把“知耻”当头等大事的，礼义廉耻被看作国之四维。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羞耻之心，义之端也”“五刑不如一耻”“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矣”。

如果说古代士子是吃“素”的，一日三省谋求肺腑洁净，衣冠楚楚力图众口皆碑；那现代政客则少然，他们更崇尚丛林法则和蔽人耳目，内心多“荤腥”之物。逻辑和尺度变了，精神体质也就变了，政治品格也就变了。丑事当前，拼命遮挡；铁证如山，又死乞白赖。

古人惜名，今人惜命。古人自责，今人诿责。

谁脸上没个疮？在今人看来，卢武铉在道德反应上显然过度了，但古时候，这绝对算一个正常的“均值”，算一个合理的脸皮厚度。

由此我涌生敬意。我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向他骨子里的那份“古意”致敬。

古意，让生命葱茏如竹。

我还想起了另一位自杀者，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三年前，南方一家小煤矿爆出档新闻，纸媒标题是，《倔犟矿工打赌嫖娼后服毒自杀“谢罪”》。事情大致如此：端午节，矿上发了点酒，歇工后，矿友们围一起打牙祭，不能喝酒的张某很快有了醉意，后和人打起了赌，对方说如果你敢去“耍小姐”就如何如何，张某一向老实巴脚，但这次为显示“男子汉气概”，稀里糊涂由证人陪着去了镇上发廊……第二天酒醒，张某羞愧难当，将昨晚事合盘托给妻子，下午借口外出，喝农药身亡。记者采访张妻时，她哭诉说，自己并没怎么责备丈夫，谁知他……末了又说，“再找这样一个男人，恐怕世上没有了”。

我同意张妻那句“恐怕世上没有了。”

几十年前也许还有，但现在没有了。

一件众人眼里的“小事”（据记者讲，“耍小姐”在当地矿上“很平常”），竟引发了那么重的后果，又被媒体津津乐道，甚至被鉴定成“失足恨招来荒唐事”，我觉得这“荒唐”二字用歪了，相反，我觉得死者是个很正常很健全的人，只因和大多数人相比，其道德姿势太端庄、太憨直，在同一件事上，他的“坎”设得太低，才把生命卡住了。但谁又能说我们的“坎”高度正常呢？“耍小姐”是污点，但把这污点看得如此严重，成了天大的事，须以命相抵……这确是个稀有——不，绝迹的男人。

我不支持他的逻辑，但敬重他的羞耻和刚烈。仔细想，其生命里有一股特别严肃、硬朗、让人隐隐动容的东西。

这也是一个略带古意的人。

在一个操守尽丧的年代，任何有操守痕迹、有心灵纪律的行为，我都予以嘉许。

四

卢武铉，你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失败，也看到了人性的胜利。

你的纵身一仆，无疑是最大的诚恳，这一点，让全世界为之寂静。

一个蝴蝶般的男人。

爱美，洁癖，羞涩，自我器重，追求宁静与安详。

也许你过于柔软，但柔软不是缺陷，而是美德，一种濒临消逝、渐行渐远的古意。

你不适合做政客，适合做政客的镜子。

电视上，我看到呜咽的菊花铺成了黄色海洋。我不知道花瓣后安放着多少情绪，纯粹的哀伤，谅宥的叹息，还是鸣冤的抗议……

但我要献上我完全私人的冲动。我想重述一遍敬意，及致敬的理由。

在一个把道德当痰随意啐掉的年代，我向一位视道德为全部家当的失足者致敬。

在一个鲜耻乃至无耻的年代，我向任何有耻的人致敬，向爱惜羽毛和颜面的人致敬，向未泯的崇高意识致敬。（行为上，他未必做到了崇高，但他有崇高的本能和临终的维护。他死于崇高的折磨。）

在一个污秽横流的年代，我向有洁癖的人、向注重灵魂保洁的人致敬。也许他是清白的，也许不是，但他渴望清白，热爱清白，并为有负它而羞愧难当。

另外，我还要向他的山崖致敬。那么高的地方，没几个政客敢爬。

玉石虽焚，毕竟身怀晶莹；瓦片固全，终乃糟泥之骨。

卢武铉，一个向全世界低声说对不起的人，一个诚恳地垂下头的老人。

他死了，我宁愿把他的死看作合情合理，看作古意十足，看作儒生的高贵。

他死了。

请让我们接受他的歉意，原谅他所做的和别人对他所做的，然后像千千万万人一样，手执一盏东方菊花，向那肖像深鞠一躬。

其实，每个人身后，都有一片山崖，那是早晨攀登的地方，也是黄昏抬望的地方。

精神明亮的人
　　

1
　　十九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木屋里，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不穿外衣，在寂静的书房里……”
　　“按时看日出”，我被这句话猝然绊倒了。
　　一位以“面壁写作”为誓志的世界文豪，一个如此吝惜时间的人，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再寻常不过的晨曦之降视若一件盛事，当作一门必修课来迎对……为什么？
　　它像一盆水泼醒了我，浑身打个激凌。
　　我竭力去想象、去模拟那情景，并久久地揣摩、体味着它……
　　陪伴你的，有刚苏醒的树木，略含咸味的风，玻璃般的草叶，潮湿的土腥味，清脆的雀啼，充满果汁的空气，仍在饶舌的蟋蟀……还有远处闪光的河带，岸边的薄雾，红或蓝的牵牛花，隐隐颤栗的棘条，一两滴被蛐声惊落的露珠，月挂树梢的氤氲，那蛋壳般薄薄的静……
　　从词的意义上说，黑夜意味着偃息和孕育；而日出，则象征着一种诞生，一种升跃和伊始，乃富有动感、饱含汁液和青春性的一个词。它意味着你的生命画册又添置了新的页码，你的体能电池又注入了新的热力。
　　正像分娩决不重复，“日出”也从不重复。它拒绝抄袭和雷同，因为它是艺术，是大自然的最宠爱的一幅杰作。
　　黎明，拥有一天中最纯澈、最鲜泽、最让人激动的光线，那是灵魂最易受孕、最受鼓舞的时刻，也是最让青春荡漾、幻念勃发的时刻。像含有神性的水晶球，它唤醒了我们对生命的原初印象，唤醒了体内沉睡的某群细胞，使我们看清了远方的事物，看清了险些忘却的东西，看清了梦想、光阴、生机和道路……
　　迎接晨曦，不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是人对自然的阅读，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作用于生命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次对视，有机会深情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清新的感受。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记被照耀和沐浴的仪式，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新的知觉，新的闪念、启示与发现……
　　“按时看日出”，乃生命健康与积极性情的一个标志，更是精神明亮的标志。它不仅代表了一记生存姿态，更昭示着一种热爱生活的理念，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
　　透过那橘色晨曦，我触摸到了一幅优美剪影：一个人在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
　　2
　　与福楼拜相比，我们对自然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涯中，有过多少次沐浴晨曦的体验？我们创造过多少这样的机会？
　　仔细想想，或许确有过那么一两回吧。可那又是怎样的情景呢？比如某个刚下火车的凌晨——
　　睡眼惺松，满脸疲态的你，不情愿地背着包，拖着灌铅的腿，被人流推搡着，在昏黄的路灯陪衬下，涌向出站口。踩上站前广场的那一刹，一束极细的腥红的浮光突然鱼鳍般游来，吹在你脸上——你倏地意识到：日出了！但这个闪念并没有打动你，你丝毫不关心它，你早已被沉重的身体击垮了，眼皮浮肿，头疼欲裂，除了赶紧找地儿睡一觉，你啥也不想，一秒也不愿多呆……
　　或许还有其它的机会，比如登黄山、游五岳什么的：蹲在人山人海中，蜷在租来的军大衣里，无聊而焦急地看夜光表，熬上一宿。终于，当人群开始骚动，在巨大的欢呼声中，大幕拉开，期待由久的演出来了……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混乱、嘈杂、拥挤不堪中进行的，越过无数的后脑勺和下巴，你终于看见了，和预期的一模一样——像升国旗一样准时，规定时分、规定地点、规定程序。你会突然惊醒：这是早就被设计好了的，早就被导游、门票和游览图计算好了的。美则美，但就是感觉不对劲儿：有点失真，有人工痕迹，且谋划太久，准备得太充分，有“主题先行”的味道，像租来的、买来的，机器复制的VCD……
　　而更多的人，或许连一次都没有！
　　一生中的那个时刻，他们无不蜷缩在被子里。他们在昏迷，在蒙头大睡，在冷漠地打着呼噜——第一万次、几万次地打着呼噜。
　　那光线永远照不到他们，照不见那身体和灵魂。
　　3
　　放弃早晨，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已先被遗弃了。意味着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旧的，和昨天一模一样的“陈”。仿佛一个人老是吃经年发霉的粮食，永远轮不上新的，永远只会把新的变成旧。
　　意味着不等你开始，不等你站在起点上，就已被抛至中场，就像一个人未谙童趣即已步入中年。
　　多少年，我都没有因光线而激动的生命清晨了。
　　上班的路上，挤车的当口，迎来的已是煮熟的光线，中年的光线。
　　在此之前，一些重要的东西已悄悄流逝了。或许，是被别人领走了，被那“按时看日出”的神秘之人（你周围一定有这样的人）。一切都是剩下的，生活还是昨天的生活，日子还是以往的日子。早在天亮之前，我们已下定决心重复昨天了。
　　这无疑令人沮丧。
　　可，即使你偶尔起个大早，忽萌看日出的念头，又能怎样呢？
　　都市的晨曦，不知从何时起，早已变了质——
　　高楼大厦夺走了地平线，灰蒙蒙的尘霾，空气中老有油乎乎的腻感，挥之不散的汽油味，即使你捂起了耳朵，也挡不住车流的喇叭。没有合格的黑夜，也就无所谓真正的黎明……没有纯洁的泥土，没有旷野远山，没有庄稼地，只有牛角一样粗硬的黑水泥和钢化砖。所有的景色，所有的目击物，皆无施洗过的那种鲜艳与亮泽、那抹蔬菜般的翠绿与寂静……你意识不到一种“新”，察觉不到婴儿醒时的那种清新与好奇，即使你大睁着眼，仍觉像在昏沉的睡雾中。
　　4
　　千禧年之际，不知谁发明了“新世纪第一缕曙光”这个诗化概念，再经权威气象人士的加盟，竟铸造出了一个富含高科技的旅游品牌。据说，浙江的临海和温岭还发生了“曙光节”之争（紫金山天文台将曙光赐予了临海的括苍山主峰，北京天文台则咬定在温岭。最后各方妥协，将“福照”大奖正式颁给了吉林珲春）。一时间，媒体纷至沓来，电视现场直播，庙门披红，山票陡涨，那峦顶更成了寸土寸金的摇钱树，其火爆俨然当年大气功师的显灵堂……
　　其实，大自然从无等级之别，世纪与钟表也只是人类制造，对大自然来说，并无厚此薄彼的所谓“第一缕”……看日出，本是一件私人性极强、朴素而平静的生命美学行为，一旦搞成热闹的集市，也就失去了其本色和底蕴。想想我们平日里的冷漠与昏迷，想想那些灵魂的呼噜声，这种对光阴的超强重视实为一种讽刺。
　　对一个习惯了漠视自然、又素无美学心理的人来说，即使你花大钱购下了山的制高点，又能领略到什么呢？
　　爱默生在《论自然》中写道：“实际上，很少有成年人能真正看到自然，多数人不会仔细地观察太阳，至多他们只是一掠而过。太阳只会照亮成年人的眼睛，但却会通过眼睛照进孩子的心灵。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的人，是那种内外感觉都协调一致的人，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
　　像福楼拜，即这种童心未泯的人。还有梭罗、史蒂文森、普里什文、蒲宁、爱德华兹、巴勒斯……我敢断言，假如他们活到今天，在那“第一缕曙光”照着的地方，一定找不着他们的身影。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有恢复孩子般的好奇与纯真，只有像儿童一样精神明亮、目光清澈，才能对这世界有所发现，才能比平日里看到更多，才能从最平凡的事物中注视到神奇与美丽……
　　在成人世界里，几乎已没有真正生动的自然，只剩下了桌子和墙壁，只剩下了人的游戏规则，只剩下了同人打交道的经验和逻辑……
　　值得尊敬的成年人，一定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
　　5
　　在对自然的体验上，除了福楼拜的日出，感动我的还有一个细节——
　　前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引述过一位画家朋友的话：“冬天，我就上列宁格勒那边的芬兰湾去，您知道吗，那儿有全俄国最好看的霜……”
　　“最好看的霜”，最初读到它时，我惊呆了。因为在我的生命印象里，从未留意过霜的差别，更无所谓“最美的”了。但我立即意识到：这记存在，连同那记投奔它的生命行为，无不包藏着一种巨大的美！一种人类童年的美，灵魂的美，艺术的美。那透过万千世相凝视它、认出它的人，应是可敬和值得信赖的。
　　和那位画家相比，自己的日常感受原是多么粗糙和鲁钝。我们竟漏掉了那么多珍贵的、值得惊喜和答谢的元素。
　　它是那样地感动着我。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份爱的提示，一种画外音式的心灵陪护。尽管这世界有着无数缺陷与霉晦，生活有着无数的懊恼和沮丧，但只要一闪过“最好看的霜”这个念头，心头即明亮了许多。
　　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收藏它，憧憬它。有好多次，我忍不住向友人提及它，我问：“你可曾遇见过最好看的霜？”
　　虽然自己同无数人一样，至今没见过它，也许一生都不会相遇。但我知道，它是存在的，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
　　那片神奇的生命风光，它一定静静地躺在某个遥远的地方。
　　它也在注视我们呢。
　　（2001年12月）

永远的邓丽君

多闻草木少识人

        某种意义上，没有人真正看过一朵花。——乔治亚·奥基夫

        住海淀时，最常去的是北京动物园和香山植物园。

         迷恋动物园，因为它帮我确认一件事，它反复地、一遍遍向我证实：生命是丰富的，物种是多样的……否则，我直怀疑世上只剩下人了。

        在这座庞大的动物收容站，我遍访那些完全不同于己的生物，那些传说中的异类，打探其故乡、家族、数量，聆听其身世、命运和生涯故事……

        人类中有一个多舛而惨烈的族群——犹太人，它颠沛流离、东闪西躲，其成员系统，像蒲公英一样被吹得七零八落，连中国东北的冰天雪地里都有其公墓。在我眼里，动物园的房客，遭遇皆像犹太人，而它们的纳粹天敌，正是自称“人类”的那群家伙。

        不错，动物园即收容站，或者说拘留所，但我是来探监的，不是来观赏的，我是以亲友身份来的。这样说有点矫情，但我确实这么想。每每注视笼子里的对方，那么瑰丽的皮毛、那么精致的斑纹、那么神奇的习性、那么伟岸或袖珍的形体……我都自惭形秽、羞愧难当，我觉得人类配不上它们，配不上如此丰美灿烂的生灵，不配与之为伍。

         逛香山，则为消焦灼、蓄元气，更为避世。躲开车马鼎沸的聒噪、巍楼悍厦的逼视，远离骨骼与骨骼的撞击、欲望与欲望的火拼、脏口与脏口的对骂……

        草木乃最安静、最富美德的生物，也是肉体最伟大的保姆：献花容以悦目、果茎以充腹、氧气以呼吸、林荫以蔽日，还承接人之垃圾和秽物……没有草木，我们真是一秒也活不成。

        香山植物园，最大魅力是阔，阔得足以让人忽略其败笔：院墙和门票。除山风浩荡、野趣丰饶、地气充沛，它还有个好处：人寡。再多的人撒到如此大的林子里，也成了丛中蚂蚱，被稀释了。

        人寡，则幽，则清，则定。

        不过，颇为尴尬的是，面对妖娆花木，我竟无法叫出对方的名字。

        成千上万的她们，我所识者廖几。爱慕，却不知称呼；惊艳，却无从指认。甚至无法转述她们的美，炫耀我的眼福。

        其实何止于我，翻翻书报，“一朵不知名的小花”、“一棵不知名的大树”，懒汉比喻和无知之说，比比皆是。曾见一位母亲，带儿子在园子里玩，童声一连串地问“妈妈这叫什么”，我清楚地听见萱草被说成了马兰、蜀葵被说成了木槿、鸢尾被说成了百合、茑萝被说成了牵牛，其它我也说不出了……末了，年轻的母亲被逼得声音越来越低、嗫嚅不清了。

        我把此事告诉一朋友，大发感慨：现代人熟记的人名多不胜举，尤其演艺明星，所识草木却可怜至极，真是奇怪！过了几天，收到朋友一赠书：《野花图鉴》。还有一条短信：“每次看到‘全草入药’几个字，我都肃然起敬！”果然，翻开该书，几乎每条注释中，皆见“全草入药”四字。

        草木深深，福佑其中；花果累累，生之有养。

        我想，若有一日，自己被发配荒野，携一卷《本草纲目》，也就能活下去，芥命无忧了。

        若再奢侈一点，容我多带一本书，该是什么呢？

         无疑是它了。

        在我眼里，《诗经》乃性灵之书、自然之书、童话之书，更是精神明亮之书。我想，从古到今，即使只有这么薄薄一册，华夏文化也堪称灿烂。后人若能承先民衣钵、循童年心性，文明又何尝堕落至此？扔掉《诗经》，遗弃它的纯真精神，背叛它的诗意逻辑和生存美学，乃悲剧之始。

        《诗经》伟大在哪儿呢？夫子看的透：“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思无邪”，即纯洁、烂漫，即清澈、雅正。作为教书匠，夫子总不忘唠叨，续了串大道理：“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最后，又似乎想起了什么，对小儿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是我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