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池：毛为什么要倒刘？(4)、(5)
个人日记
胡鹏池：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4)
“公认”不敢再公认，重要的是要“毛认”。 毛泽东谁也不认，只认自己。能够称得上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除了他自己外还能有谁呢？于是毛泽东就成了中共唯一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延安这一段“理论家”的公案，刘少奇也是亲历者，可就是健忘了。 刘啊刘！你既然自己也说是毛的学生，那你还在那儿舞文弄墨干球子啥？你老老实实学“毛著”不就得了！即使要写，也只能写写学“毛著”心得，当一名超级毛著学习积极分子不也挺好的吗！ 可是刘却不甘心，他打小儿起就有舞文弄墨的习惯，在乡间有一绰号“刘九书柜”。参加革命后更是写了不少书。其中，最出名的有两本，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有一本是“论党”。 刘少奇的文采真不错，这两本书长期受到党内干部的追捧，当作党内经典教材，一版再版的，这就抢了毛泽东独一无二的理论家的风头，习惯于吃独食的毛能不愠怒吗？ 你看，周恩来就从来不写书。当然开会时不能不讲话，但他从不将自己的讲话整理成文章发表，更不汇编成“选集”。周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他懂得韬光养晦，懂得为臣之道。 土财主家庭出身的刘不懂得这一点，光顾着抢出风头。 五、容易走火 笔者学生时代不止一遍地读过刘少奇的文章。那时，凡要求进步，争取入团入党的人都必定要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时感觉刘的文章真好，论述缜密，文笔流畅，文采蕴然，说服力也很强。还看过刘少奇的《论党》及其它讲话和文章，感觉都很好。 如果将刘的文章与毛相比，无论在气势上、通俗化与生动性上都不如，但刘的文章致密细绵，说理充分。如果将毛泽东的文章比作“大江东去”，那么刘少奇的文章犹如“小河淌水”。 但刘少奇的文章也好，讲话也好，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容易出格和走火，也即俗语所说的“把不住门儿”。 例一、建国初期他对天津的资本家说：欢迎剥削，你不剥削，工人还不高兴，剥削得越多越好。 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资本论”，“资本论”的核心就是“剩余价值学说”。这是共产党的“圣经”和“宝典”。 只因为有了这个学说，造反也好，革命也好，才被贴上合理的标签。分田分地，扫地出门，都才理直气壮。因为按照这一理论，这些东西原本就是我们的，现在抢过来，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 消灭压迫和剥削是共产党从娘肚子里就带出来的法宝，没有了这一条，就不能叫共产党。 可现在刘少奇却说资本家剥削有理、越多越好，这不是“擦枪走火”吗。 建国之初，刘少奇还曾经批评过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关于共产党员不能有剥削的说法是幼稚的，刘认为应该允许共产党员有剥削。 在今天看来，刘少奇的这种思想不仅正确，而且英明。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却超前了四十年，在当时冒了大不讳。 高岗正是抓住了刘少奇的这一“走火”言论，在毛泽东面前上眼药。毛泽东则公开支持了高岗。 例二、刘少奇于“七千人大会”后，将当年延安整风时出版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经亲自修改后再版，并于1962年８月1日在《红旗》上刊登全文。书中有两段话： “……，这种人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 “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图在共产主义事业中把自己打扮成为‘伟大人物’和‘英雄’，甚至为了满足他的这种欲望而不择手段。” 请读者诸君仔细看一看，想一想，这两段话是在说谁呢？ 任何人看了也会立刻联想到毛泽东。 毛泽东当然也会看到的这本书，毛泽东又会怎样想呢？ 不高兴是肯定的，但你已经将话说到了这种程度，哪能岂止是不高兴！ 毛泽东的老朋友章士钊先生深知这两段话伤害了毛，文革中曾专此写信给毛公为刘公说情。章士钊说刘公的这一段话是针对陈独秀的，不是针对你毛公的。毛泽东并不正面回答，却将专案组整理的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也有研究者说这两段话是延安时期针对王明的。可是陈独秀死已多年，王明也早就垮台，并已移居苏联。谁还能在中国共产党内自封为马列呢？当然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毛坐稳江山后，自封“马克思加秦始皇”，正是要求党和人民像对马克思一样崇拜他，像对秦始皇一样尊奉他。这是秃子头上的蚤，明摆着。也有人说这两段话在《修养》中早就有了，刘少奇不过是保留原文原貌而已。可是在62年再版前，刘曾对原文作了大量修改，却为什么偏偏完整地保留了这两段呢。 答案只能是一个，刘少奇是存心刻意针对毛泽东。 笔者当年读《修养》时也注意到这一段，当时心中咯噔咯噔了好几下，只是没敢往细处想。 例三、毛泽东一向标榜自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专家，一向对自己的所谓调查研究的方法洋洋得意，经常自吹。而刘少奇却在64年前后一再说芝的调查研究的方法过时了。刘说： “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都还没有走上正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我在这里宣布，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如果还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 刘少奇说这番话时，毛泽东不在场。如果毛在场，借刘十个胆儿，刘也不敢这样说。可是，毛虽不在场，毛的心腹无处不在。那个鼻子狗一样灵敏的陈伯达当时就嗅出了味儿，立时就打了小报告。 你说，能怪打小报告的陈伯达吗？能怪毛泽东吗？换谁谁也一样不高兴。 没有立时发作就是好的了。真要立时发作也就好的了。 其实，无论是毛的方法还是刘的方法，都是“挂羊头卖狗肉”，都是自己首先有了一套，然后再以调查研究的名义强加给群众。 刘一方面说毛的“开调查会”的方法不够用了，过时了，不顶用了，另一方面却吹捧自己的老婆发明的“扎根串连”。在毛看来，那岂不是说我毛泽东不行了，你老婆行！你更行！不按你老婆的那套办法去做，就没有资格再当中央委员了，岂不是说我毛泽东连一个中央委员也没资格当了。 刘啊刘！你这哪儿是在讲话？分明是在找死！ 粗材啊！粗材！蠢材啊！蠢材！ 毛泽东说：“自作孽，不可活”，真是没说错！ 例四、关于成绩和错误 例五、关于三年困难的原因 例六：关于“非常大总统”。 刘少奇说话容易出格、走火的例子有很多，也不可能、不必要一一列举。但有一个例子必须补充，那就是在七千人大会后召开的西楼会议上，刘居然将自己比作“非常大总统”。 中国历史上只有孙中山在1921年经非常国会选举为“非常大总统”。那时袁世凯早已死了，国家处于非常时期，于是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即赋于了他非常的权力。 62年的中国，三年大灾荒还没有完全过去，饿死了那么多人，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国家确实也处于非常时期。在这个时候，刘自称“非常大总统”，有点挽救危局，“舍我其谁”的意思。 那几年为了走出大灾荒，为了让国民经济走上恢复发展的道路，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做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也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千方百计、呕心沥血的。而这时的毛在哪里？他又外出巡游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总统”。 但毛并不这样看。首先他认为三年大灾荒的情况也并不如传说中那样坏；其次他认为最坏的时期也已经过去了，以后是越来越好了；最重要的还是我还没死，哪来的“非常大总统”？刘少奇自称“非常大总统”，自然是“野心”大暴露。毛听了这句话后会有怎样的愤怒？这不难想象。 刘少奇一次又一次地说溜嘴，在毛泽东看来就是狐狸尾巴一次又一次地露出来了。即使是不搞政治的人，谁都能听得出弦外之音。 毛是多疑的，但也是敏感的。 对于任何一个政治反对派，毛泽东何曾手软过？何况还有一个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先例放在那里。 手软了，让他们活过自己。难道让他们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难道让他们像伍子胥那样鞭尸三百？ 当然不能，除恶务尽，手软不得啊！晚除不如早除！ 要知道三年大灾荒饿死了几千万人，这对芝来讲确实也是一块极大的心病，他虽然嘴上不承认，其实心中也是知道的，造成的原因当然是他的“三面红旗”的恶政。 国外有一个叫哈耶克的学者说过一段话： 在极权统治下，往往是最坏者当政。------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先前的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去保护先前的罪恶。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毛泽东正是这样，他其后所做的一切，包括发动文革的目的全在于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先前的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去保护先前的罪恶。 1965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说：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
胡鹏池：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5)
在毛身边工作的人应该清楚，毛所说的中央出修正主义，指的就是刘少奇。可以说，从那时起，毛泽东抓紧了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随后发生的文革，不过是找借口、找时机罢了。 六、不识时务 毛泽东曾经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评价他的接班人刘少奇：这个人原则性是有的，但灵活性稍差。 其实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刘少奇的灵活性一向都不差，否则他也不可能在险象环生的中共高层混到这样的高位，又在这个高位混了这么长的时间。尤其是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刘灵活得就是一个风派人物。只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以后才变了一个人。 岂止是灵活性太差，有时简直是“榆木疙瘩”，不识时务，不知进退。 可见，一个人地位的变化对这个人灵性的影响有多大！ 常常是官做大了，人却傻掉了。 中共高层，灵活性最强的当然是周恩来。我们不妨先举一个后来发生的周恩来挨批的例子，和刘少奇作一个对比。 （一）、周恩来的例子 1973年7月4日，芝严厉批评外交部。 事情的起因是外交部新闻司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刊登的一篇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该文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有协议比没有协议更有欺骗性”。 周恩来看到这篇文章后大为赞赏。 但是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就勃然大怒。毛说： “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提法上是看表现，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其实是说将来打倒你，莫说我事先没打预防针。 对于这件事，笔者也有很长时间不理解。 两种说法都是说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如何如何坏的，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差别呀？可是毛泽东于是认为芝之所以大怒？难道是纯粹故意给周穿小鞋？ 后来仔细看呀，仔细想，终于也看出了其中的确有点名堂精。 “大欺骗、大主宰”这种说法里只有美苏，没有中国；只有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没有毛泽东。 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说法里不仅有美苏，还有中国，也就是有毛泽东。 前者没有毛泽东什么事，后者毛泽东是主角。毛泽东强调的是世界形势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中，有一股崭新的革命力量正集结在他毛泽东的旗帜下。毛泽东就是新世界的马克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带路人。要谈世界，那是不能不谈毛泽东的。不谈毛泽东，忽略毛泽东，毛泽东当然不高兴。 毛泽东于是震怒了，周恩来知道捅了马蜂窝，怎么办呢？ 什么办法也别想，老老实实地做检查。 于是周恩来马上给毛泽东写信做检查，承担责任。又是从思想认识上，又是从工作方法，多方面地诚恳检查，无非是不要鼻子不要脸地往自己身上泼脏水。 周恩来检查了一次又一次，N次后终于感动了上帝，毛泽东在函上批道：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 看得出来，龙颜初缓了，有了活话了，有门儿！ 但这不能算明确的结论，检查还得继续写。 又一星期后，毛终于金口大开：“检讨不要写了。” 周恩来如释重负，一场凶险的危机终于消弥于无形。 识时务、知进退的周恩来一生都用这种方法与蛮不讲理的芝成功地周旋着。 在“猫玩老鼠”的游戏中，一般都认为主动权完全在猫一方，但也有极个别的、特别聪明的、活到尾巴上的毛都发白了的老老鼠有时也能争取到一点主动权。 比如，这只老鼠要能放下架子、不要面子、让猫玩个够呢？ 玩够了，也就腻味了，有时也就没有兴致非把老鼠吃掉的。 让我们设想一下，除了“检查”一法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 如果周恩来据理力争，那么毛泽东肯定会火上浇油； 如果周恩来软磨硬泡，那么毛泽东很可能痛下杀手； 如果周恩来假装谦虚似地“请教”呢？芝会觉得你是油头滑脑； 所有这些，周恩来都没有做，只是老老实实写检查。 想得通检查，想不通更检查； 错的固然检查，对的更要检查； 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十次八次------ 毛泽东终于熄火了。 周这个人作为一只被猫玩于股掌的老鼠，同时也看多了这只猫怎样玩其它的老鼠的，他真是太了解这只老猫的习性了，所以他有应对之法。有许多次他都是这样涉险过关，猫口逃生的。 延安时期，他连续检查了五天。刘少奇、高岗、康生等毛泽东所宠幸的新贵们将他骂得狗血淋头，他忍了，最后弄得毛自已不好意思了，也就算了。 57年，为“反冒进”一事，周恩来也是用这种法子，不断检查，据说检查了13次，最后也感动了毛。 周恩来不仅是绝顶聪明之人，也是丢得起面子之人。 可是，这世上能有几只老鼠能做到既识时务又丢得起面子呢？ （二）、刘少奇的例子 刘少奇就不识时务，很不识时务。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开了一个月的全国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在一次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上，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 对于这样重大的理论、政策性问题，如果刘少奇是识时务的话，就应该让毛泽东先讲，让毛定调子，然后再围绕着毛调，高声附和，胡扯八扯，那就不会犯错了。 可是刘少奇却自以为是地抢先发言说： 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叉在一起。 毛这种人的性格属于那种老百姓说的“杠头”，或是赵树理笔下的“常有理”。你说东吧，他就偏说西；你要是说了西呢，那他就说东。总之，他要的就是与你不一样，然后就说你是错的，再来批判你。对此，林彪深有体会。林彪私下里常常总结与芝相处的经验。其中： “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先听他说才可一致。” 刘少奇既没有周恩来的圆通世故，又没有林彪的机灵无耻。刘啊刘，你先发的什么言？哪能不触霉头呢！ 于是，毛泽东冷冷地说： “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 既然毛已开了口，刘就应当说：主席指示了，就照主席的指示办。 可是，刘不肯这样说。又不敢公开反对，于是竭力装缓和地表达他的不同看法：“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话说得很平常也很委婉。但芝毛泽东一听就觉得不对劲，你说要一切从实际出发，那岂不是说我不从实际出发啦！芝开始激动，于是说出了一段气很粗、理很壮的经典： “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的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巧舌如簧，总是那么振振有词，一下子就占据了理论制高点。 至此，刘少奇还不识时务，心中还不服，仍然坚持已见，于是表面上就伪装谦虚地“请教”： “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话赶话，能杀人。刘少奇软中有硬，毛泽东软硬不吃。终于举起杀手锏：蛮不讲理。芝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直到点到了具体人，刘少奇这才吓得不敢开口。事情发展到如此难堪的境地，刘少奇才识了一点时务。但是，太晚了。后来，那个可怜的张霖之果然在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了。 正是由于刘少奇不识时务，冲突已经发生了，还赖在那里不走，甚至他那种故作谦卑的“请教”，在芝看来，都是软钉子。他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是最轻微的挑战，即使是平等的讨论，在芝看来也意味着对他权威的蔑视。所以，芝就龙颜大怒了。 电视剧《雍正皇朝》中有一个镜头：康熙帝龙颜大怒，举杖要打十三爷与九王子，张廷玉在一旁对众王子大呼：“岂不闻小杖受，大杖走”。这才避免了一场血光之祸。 面对着毛皇爷的龙颜大怒，刘少奇不识时务，白白牺牲了一个张霖之。如果他继续坚持下去，不知道还会有哪些干部会被点名？说不定毛甚至会说：“你也是！”事实上他也已经说了：“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试想一下，如果刘少奇能像周恩来那样，当毛泽东刚开始指责时就马上承认错误做检查，双方关系何至于搞得那么僵，就会为以后的和解留下缓冲的余地。 人类中总有一些天生“无理强占三分理”的人产生，对于这种人切不可恋战啊！何况此人还掌握着最高的权力呢？ 七、老婆帮倒忙 古今中外，多少好朋友、好兄弟反目为仇，有时问题出在老婆身上。 如：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原先的关系是很好的，周作人去日本也是鲁迅带出去的。他们的父亲死得早，“长兄为父”的道理，这兄弟俩都是知道的。当哥哥的，就多了一份责任和爱心；当弟弟的也多了一份尊重和顺从。但自从弟弟娶了一个日本老婆，兄弟俩的关系就逐渐疏远了。直至后来，弟弟竟说哥哥偷看了自己老婆洗澡，老婆说哥哥对她别有企图，弟弟说哥哥变态。这兄弟俩从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政治上也分道扬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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