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 莉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她的老师佛朗士给了她八百块钱作为奖励，张爱玲得到极大鼓舞，拿去给她母亲黄素琼看。她母亲没说什么，只叫她放在那里。张爱玲惴惴然放下，离开，过两天再来，听说那钱已经被她母亲在牌桌上输掉了。

无法形容张爱玲心中的震荡。我说过，佛朗士也许是张爱玲的初恋，起码是她这一生里最为仰慕的人，在她惶惶然的少女时代，他给她的这份鼓励，被她视为一张“生存许可证”，“这世上最值钱的钱”，她母亲难道看不见她眼中的光彩，为何要做这残忍之事？

有个朋友看到这段对我说，也许她母亲觉得她太得意，甚至觉得她与这教授有私情，要用这种方式小小地打压她一下。我一下子就很赞同这说法，因为想起我自己的一次经历，1998年，我接到省城某家报社的就职通知，高兴得发了疯，全家人都很高兴，只有我妈说，现在这么高兴，不知道哪天都不想去了呢。

我当时大不快，我爸也批评我妈太不会说话，可能是看群众不满情绪过于强烈，我妈解释说：“我是觉得你们高兴得过了头，给你们泼点冷水——”好吧，母上大人，你的用心是好的，但不能永远都这么“政治正确”啊。

看张爱玲和她母亲的一生恩怨，归根结底也是她母亲只在意“政治正确”，她母亲对她不算不好，也最大限度地尽到了义务，却给张爱玲留下一生的心灵暗疾。

最初，张爱玲对她母亲亦曾崇拜有加。最初的记忆之一是她母亲站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张爱玲看得艳羡，声称：“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她母亲给她提供了一个很梦幻的成人模板。

还有后来母亲的频繁出国，对于法兰西和英格兰的熟悉，出现在她上海公寓里的瓦斯炉子和瓷砖灶台，都让张爱玲眼花缭乱，甚至冲淡了父母离异给她带来的伤感。

当少女张爱玲厌恶地从父亲家中终年萦绕的鸦片烟雾里穿过，当她不得不接过继母递过来的碎牛肉色的旧棉袍，当她看见父亲与继母相互敷衍，没有一句实话；当她听见自己的心里很清楚地说，“我对这里的一切都看不上”时，母亲的世界，就会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火柴时那样瞬间出现，令她失神向往。

张爱玲16岁那年，黄素琼再次从国外回来，张爱玲不免多去了几次，令她继母不满。争执中，父亲将她囚禁，过了大半年，她终于设法逃了出去，逃到她母亲家。

这通常是小说或者影视剧里的高潮，母女俩可以深情相拥了，然而张爱玲的一生从来都是反高潮，等她来到母亲的家，遭遇到她这一生里第一场大幻灭。

黄素琼对她不算不好，请了一个犹太教师给张爱玲补习数学，每小时五美元。还教张爱玲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告诉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黄素琼一心一意打造出一个优雅的名媛出来，但很不幸，张爱玲实在不是这块材料。

她没有那种活泼妙曼的风范，走路跌跌撞撞，始终学不会巧笑浅嗔，一笑就嘴巴全张开，一哭就是青天落大雨，让黄素琼很失望。除了写在脸上的质疑，她还会冲着女儿咆哮，声称后悔当年认真照顾她的伤寒病，还说她活着就是为了害人。

她发泄完情绪，该干嘛干嘛去了，却让张爱玲长久地不安。 “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对于一个孩子，父母就是全世界，她和父母的关系，也决定着她将来和世界的关系，跟父母之间是轻松，是紧张，是尖锐，还是柔和，她将来和世界也是这样。

黄素琼也许会申辩，说她制造这些压力全是为张爱玲好。事实也是这样，张爱玲发愤图强，1938年，她报考伦敦大学，获得了远东区的第一名，但这时欧战爆发，她没能去成伦敦，第二年改入香港大学。

你看，黄素琼的教育挺成功是不是？她对张爱玲的质疑、埋怨、批评，放在现在可以叫做挫折教育，我听过无数人抱怨，它让自己的成长期变得昏天黑地。“为什么你不如XX？”“你看你有多蠢？”“考不到XX分就别回家了”……张爱玲提到，她看到美国帮球员吉美·皮尔索的传记电影，几乎嚎啕，“从小他父亲培养他打棒球，压力太大，无论怎样卖力也讨不了父亲的欢心。成功后终于发了神经病……”

是的，你给我的压力也许能让我成功，却会让我变成神经病，让我怀疑自己是不被爱的，让我失去对于世界的信赖。这怀疑，若是放到一个以敏感著称的天才身上，更有被放大的可能，然后，在香港，张爱玲与黄素琼的短暂相聚时，就出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八百块事件”。

这件在张爱玲的心灵世界里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暗自揣度一下，没准我妈也干得出来，假如她也爱打个牌的话。说不定，她还觉得自己这一招绝妙呢，四两拨千斤地，打击了那个少女刚刚冒出的爱情小幼苗。在对待子女的感情上，很多父母都是自作聪明的。

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写了篇“自曝家丑”的文章，得罪了她舅舅，她姑姑警告她说，你二婶回来会生气的。张爱玲说：“二婶怎么想，我现在完全不管了。”她告诉她姑姑，是因为那八百块钱。她还说，她一定会把母亲在她身上花的钱全还给她的。

嗯，还了你，你就不是我的债主了，就不可以再对我品头论足挑三拣四，让我一生活在你质疑的目光里了。

还了你，我们就不相干了，你就不能那么理直气壮地动我的钱了，你不知道，你动的，是我的一整个世界。

最完美的梦想是将钞票放在一打深色的玫瑰下，装在长盒子里还给母亲。但这抒情的梦想的前提是，她首先得有钱，在她成为一个作家之后，张爱玲对稿费的计较，众人皆知。她跟胡兰成解释，胡兰成过后拿了一箱子钱给她，后来又给了她很多钱。她把这些钱变成黄金，像一条紧张的蛇，蛰伏在洞口，等待着她的债主归来。

旋即日本投降，胡兰成开始逃亡生涯，他需要钱，她知道他需要钱，她这时应该慷慨赠金，像戏文里上演的那样，用胡兰成的话，则叫“报他的恩。”但是，相对于这乱世情，还母亲的钱，仍然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主题，她硬着心肠想，反正有他侄女青芸照顾他，反正青芸已经为他牺牲掉了。

她因此变得更敏感。当他沉默，她就觉得他是怪自己不拿出钱来；当他说别人“心肠坏”，她也觉得他是在指桑骂槐，怪她不拿出钱来；她可以千里迢迢去看他，牵肠挂肚，在他面前泪水横飞，就是不愿意拿出钱来；她觉得，自己逼出了住在他灵魂里的那个“泼妇”，变着法子诅咒她的一毛不拔，可她就是不肯拿出钱来。

近乎草木皆兵，胡兰成的朋友跟她说起胡兰成的新欢小周，她也觉得那人是用这种方法刺激她，要她拿钱。

“吓不倒我”。她心意如铁。没有比还母亲的钱更大的事件，她少女时代就积攒起来的意志与决心，谁也不能抗衡。

黄素琼终于回到中国。张爱玲选了个时机去还钱。没有玫瑰，没有长纸盒，二两小金条放在手心，简直担心会从手指缝里漏掉。她还陪着笑递过去，感谢母亲为她花了那么多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她说这是还她的。

她母亲落下泪来。这一招对黄素琼的打击，想来不比当初黄素琼把那八百块钱轻易输掉时，对张爱玲的打击小。不管张爱玲说得多么客气，她怎么会不明白，这两根小金条上，聚集着的决绝与冷酷，她这样对女儿说：“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子’暧。”

这话让张爱玲十分诧异，她那女神范儿文艺腔的母亲，竟然以佣人余妈碧桃她们的口气，引用这句南京俗语。

也许，她们母女最大的隔阂在这里，张爱玲始终高看了自己的母亲，就像她五岁的时候，仰起脸看着她母亲梳头，以为她是那样美丽、强大、不可攻克。她因此高估了母亲对自己的伤害，黄素琼一个也许过于随意的举动，被她读出太深刻的恶意，假如她能明了她母亲不过是个普通人，不可能处处完美，做事也欠思量，是否，就能更早的时候，多一分释然与原谅？

黄素琼则是低估了女儿，当那些语言脱口而出时，她还是把女儿看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以为自己的那些情绪发泄，不会在她心里留下痕迹——“反正是为了ta好”，做母亲的，通常以为“政治正确”就够了。最后还是没还成，张爱玲硬着心肠想，不拿也罢，不拿也没有别的了。

我还了，你没要，这笔债也算了了，别以为你还能在我这里留点什么。说起来真绝情。

但这一次，她不断地感到她母亲正在老去，感到周围的人，对她母亲的冷淡，她时常诧异，却不知道这诧异便是不平。她的作品被桑弧改编成电影，她母亲去看，非常满意，张爱玲诧异她也像普通父母那样，对子女的成就容易满足，她没想过，她母亲也许不过是个做得不太好的普通母亲。

黄素琼再次离去，去了她喜欢的，洁净的欧洲。张爱玲随后去了美国。她们母女此生未再相见。1957年，黄素琼在英国住进医院，她希望张爱玲能够到英国与她见一面，写信给她“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张爱玲写信对她的好友邝文美说，“我没法去，只能多多写信，寄了点钱去，把你于《文学杂志》上的关于我的文章都寄了去，希望她看了或者得到一星星安慰。后来她有个朋友来信说她看了很快乐”。

一个月之后，黄素琼去世，没有亲人在身边，不知道她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她留给张爱玲一箱古董，张爱玲靠变卖那些古董，捱过了和赖雅在一起的困窘时日。

就在她母亲去世的前一年，张爱玲曾经怀孕，随后流产，许多人提起过这件事，《小团圆》里将它写得触目惊心。在小说里，赖雅化名为狄汝，他劝盛九莉生：“生个小盛也好”。盛九莉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那个男婴最终是顺着抽水马桶被冲下去了。她后来解释说她不想要孩子，是因为她“觉得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她心里对母亲是有歉疚的，但并不原谅。

她不要孩子的决定就当时的生活状态来说是对的，却使她失去了一个理解和原谅母亲的机会。并不是“生子才知报娘恩”，生孩子是自己的决定，谈不上报恩这种话。只是，当一个女人有了孩子，才知道做母亲多么不易，手忙脚乱顾此失彼中，你会在原谅自己的粗疏时，体谅当年的母亲；你会因为变成女人，而将当年那个不成熟不完美的母亲视作姐妹，消解掉许多误会形成的隔膜；甚至于，你对一个孩子的母性会扩大到对整个世界，回头再看母亲，她的很多错，对你的很多伤害，都是因为她自己的成长期，曾遭遇过更多的伤害。

以黄素琼为例，她出身名门，祖父为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家中极为守旧，打小裹脚，读的是私塾，弟弟却被送进震旦大学。若是在过去，这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在那个大变革的年代，黄素琼心中就颇有一番起伏。她的要强，她对新世界的迷恋，皆是因此而起。另一方面，她是遗腹子，没见过父亲，从小见的，只有嫡母和亲生母亲这两个寡妇，她心中有阴郁的一面，也就不难理解了。

她不是故意要那么暴躁严苛的，是命运要她这样，若能理解这一点，会不会就会少点伤痛。就像我小时候我母亲也极端暴躁，经常口不择言，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领悟到，她不知道如何善待一个孩子，是因为她不曾被世界温柔相待，她以为这样也可以，事实上，比起她曾遭遇的那些，我所受到的伤害确实不值一提，她也许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

张爱玲有没有想过这些呢？也许她也想过，只是没有力量改变自己，积习已经积重难返，她也没有契机让自己从中脱离。

没有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的。这句话在张爱玲总结她和母亲的关系时出现，问题是，千疮百孔的爱也是爱啊，也能够温暖人心。作为资深张粉，我对她最不赞成的，就是她这种感情上的完美主义。她一向反对文艺腔，可是，我得说，她对于完美整齐的感情的追求，实在是太文艺腔的一件事。

母亲，最后只能是睡在她的血液里，她们甚至没有一张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