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廷

那时国中“旅游”二字，尚与“游山玩水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通恶，闾巷讳莫如深。

然而，忽一日，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突发最高指示：“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由此，继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全国农民吃饭不要钱”的共产大惊喜之后，一场“全国学生出游不要钱”的共产新惊喜又陡然降临。

当年九月，中央政府通告各地：学生和职工代表来京，车船不要票，吃住不要钱。

顿时旅京人如潮涌。

随即，免费出游泽被天下，蔚成“革命大串连”的旷古洪流。

红太阳他老人家一高兴，竟不辞古稀之劳，三个月内连续八次接见来京红卫兵，共计1300万余众。

就连文革前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高考“不宜录取”，先期打入山乡的“黑五类”知青，也有幸搭车顺船，随波逐流。

我的人生万里行乃应运而始。

游罢苏、杭，又与诸友约定，来年春暖，即去北京。

时有豪言，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更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人类解放的灯塔”、“全球向往的圣地”。

时有歌唱：“北京有个金太阳，照得大地亮堂堂”；

时有诗颂：“我殷切地思念北京，像白云眷恋山岫，清泉向往海洋，游子梦中依偎在慈母的膝下，我日日夜夜思念着北京啊！”

无论是豪言，是歌，还是诗，整日价如火燎心、如雷贯耳，如鼓催人云趋骛赴。

却不料，形势骤变。

不待过年，中央政府就因“全国交通不堪重负、社会秩序几近崩溃”而连发“停止大串连”的通告。

“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来京和到各地串连”；

“凡外出串连者须于12月20日前返回原地”；

“从12月21日起，交通工具不再实行免费”。

眼看北京去不成，情何以堪！

窘急间，忽听北京归来者说：只要是去北京告“大走资派”的状，“中央文革”仍提供免费接待。

可我等下放小儿，与“大走资派”隔天隔地，如何觅得到他们一星半点的隐昧私弊？

又听北京归来者点拨：“大街上炮打火烧大走资派的大字报多得去了，抄它几条罪状不就行了？”

一听此言，茅塞顿开，遂与二友赶去大街，在满街大字报中挑来选去，抄了一纸“汪东兴八大罪状”。

选中汪东兴，乃因其曾下派到江西当过副省长，现又复任中央大官。作为江西老表，乘普天下炮打司令部之势也打曾经的副省长几炮，当在情理中。至于所抄罪状是否属实，则无须考究，时下圣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必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有了告状的罪状，即找门路开了一张“江西ⅹⅹ红造司”的介绍信。那年月帮派纷呈、山头群立，“红造司”、“红革司”多如牛毛，开介绍信只要对上革命口号，碗口大的红印章一盖便是。

又适逢报纸广播转而鼓倡“步行串连”，说是发扬红军长征精神（实为淹缓车船压力），我仨持介绍信到“步行串联接待站”，领了模拟红军长征的斗笠、草鞋、水壶和一面印有“长征”小红旗，再自行配上五星帽、黄军包、解放鞋、红宝书、红太阳像章等一身革命行头，揣上当月全部工资16元、全国粮票10市斤（没有粮票饼干也买不到），兴冲冲踏上了旅京的千里行程。

其时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七年初夏，具体哪月哪号，已实在记不准了。

到九江已夜深，举着那面“长征”小旗，敲开了当地“步行串连接待站”的大门。

一值班大叔看过介绍信后，递过来三条毛毯三张草席，指一隔壁礼堂说：“里面地铺，自己插空睡。”

我仨抱毛毯与草席入内，但见睡躯一地，鼾声一片，好大一睡阵，总有上百人。

小心翼翼跨过一具具睡躯，东找西寻，好不容易在礼堂靠近厕所门边寻得一空角。

厕所门边不免有骚味，三合土地面不免潮湿，但这对下放知青来说，根本不算个事。

睡了两宿不花钱地铺，吃了两天不花钱饭菜，还有幸观摩了一场精彩的九江武斗。

武斗发生在接待站门口的马路上，两支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相向开来，一边是学校红卫兵，一边是工厂赤卫队，红卫兵高喊：“砍掉脑袋碗大的疤，赶把皇帝拉下马！”赤卫队高喊：“敢同恶鬼争天下，不向霸王让半分！”双方短兵相接后，瞬间扭打成团，扭打中多有倒地者，嘴眼流血仍奋呼“万岁“不止。斗了大半时辰，才见一小队身背“红十字”药箱的“白衣战士”小跑进场救死扶伤。

那年月文化荒芜，血肉横飞的武斗却能经常看，且不用买票，比起当今电子游戏的打杀刺激多了。广播报纸也时有壮语：“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九江北临长江，北上旅京必须过江，当时长江中下游仅武汉有一座长江桥，除武汉外，过江只能乘船。

去到九江码头，不经意发现码头剪票口秩序很乱，肩挑手扛的上船人前拥后挤，几名剪票员睁只眼闭只眼、有一下没一下地剪票。我们稍一机灵，居然轻而易举无票挤上了开往汉口的客轮。

客轮从九江到汉口只需一宿。

到汉口便到了京汉铁路。

而京汉铁路是直通北京的最佳途径。

上船没票，就没铺位，我们只能蹲在船仓的过道里过夜，而同样蹲船仓者不计其数。

到了汉口，下船要验票。

正发愁如何混过验票关，忽见甲板上有一群牛也要下船，一些无票的人夹在牛群里朝码头出口走。

我们也赶紧如法炮制。

临近出口，有人拍了一牛臀，牛突然不听吆喝，呼呼哧哧朝前涌。

前涌的牛群一下将出口的删栏冲倒，验票员四散而逃，夹在牛群中的人，则如大浪冲虾给冲了出来。

不少人跌伤，我也擦破了一大块脚皮。

破点皮算什么，掉块肉也值，比起步行几百里到汉口，不知少吃多少苦。

在汉口火车站，邂逅了一大群同去北京的少男少女。

人多胆壮，大家一拍即合，向车站发起强烈要求免费搭乘货运列车进京的请愿。

全体坐于站前广场，一遍又一遍高声朗读最高指示：“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请愿很快得到了车站工人阶级的支持，暗中通知当晚11点有一趟无篷货车发往北京，要我们先进站台隐蔽，待车箱挂好后迅速爬上去，尽量别出声，听到劝阻的喊话也别怕，因为这里天天有人爬车。

是晚，月黑风高，还飘着零星小雨。

我花4角钱买了2斤饼干装在黄军包里，作为车上2夜2天的干粮，然后随行逐队提前潜入站台，在铁轨旁蹲伏，浑身豪情洋溢，满脑浮现铁道游击队电影的飞车场面。

一列又一列蒸汽机车尖啸着、轰鸣着，喷着令人窒息的汽浪，在身边冲过来、碾过去。

有三女生蹲在我们一起，吓得一阵又一阵捂耳尖叫。

尖叫融在机车的尖啸里，闻之格外令人发抖。

时过三更，传来好消息：“注意南面开来的一列敞篷货车，车一停大家便分头往上爬，千万别都往一节车箱爬，遇到阻拦就往其它车箱跑！”传话还提醒：“男同学要发扬阶级友爱帮助女同学。”

蹲在一起的三女生异口同声央求我仨帮助，说她们是庐山卫校的，又说江西老俵是一家，还拿出大中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介绍信给我们看，介绍信上的红印比碗口还大，我仨慷慨激昂点头答应。

车来了、车停了。一群黑影从铁轨旁一跃而起，五零四散奔向各节车箱，猴攀猿越，鹞翻鹰腾。

刹时，月台哨声、吼声大作：“不准爬车！下来，快下来！”

车站的广播也大喊起来：“红卫兵小将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党中央已一再发出通知，暂停去北京串连、暂停乘坐交通工具串连，希望你们响应党的号召，听党的话，不要强行爬车，爬车危险！”

喊归喊，爬归爬。我仨连扯带拉卫校女仨，同上了一节车箱。

车箱里装着半箱钢管，光滑硬邦，坐下去屁股森凉。

刚坐稳，汽笛一声尖啸，接着咣当咣当几下碰撞，列车开动了。

列车一出汉口站，书生意气的我便兴奋得飒然站起，向漆黑的夜天展开双臂，让列车行驶的疾风吹得

上衣呼啦啦飘，飘呀飘，顿觉自己像海燕，于是用俄语高声朗读起高尔基的《海燕》来：

“Над седой равнинойморя ветер тучи собирает. Между тучами и морем гордо реет Буревестник, черноймолнии подобный.”—— 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Пустьсильнее грянет буря!.”——让暴风雨 来得更猛烈些吧！

突然，火车头大吼一声，吐出一股浓黑的烟。

烟随风向我迎面扑来，所夹蒸汽炉燃烧未净的煤粒打得我眼睁不开、鼻吸不通、烟渣呛喉咳唾不已。“忧喜更相接，乐极自还悲。”

夜深了，瞌睡不容分说把我们撂得东倒西歪。

尽管在奔驰的无篷车箱里，被风刮、沙打、烟熏，还有列车行进中震耳欲聋的轰鸣和制动的撞击，以及钢管坐久了骨痛筋酸、臀麻腿木，可年轻命贱一族，但凡一息尚存，则饥不择食、睡不择窝。

沉睡中，我梦见自己被一群突然窜上车箱的“红袖章”查出是黑五类子女，不由分说被扭下车，左膀被扭断了，手怎么抬也抬不动。强烈的痛苦把我从梦中憋醒，揉眼一看，天已朦亮，再一看，一颗女生头枕在我左膀上睡得正酣。我下意识推她一下，她却下意识贴我更紧，风一阵阵将她蓬乱的头发吹在我脸上。

货车走走停停，沿途不断“临时停车”，直至第二天近午，我等才到郑州。

在郑州停时更长，不少没带干粮和水的人，耐不住饥渴，看车久停不开，便陆续下车出站去买吃喝。

不料，车站突然把站门一关，紧接车头一声长呜，车轮缓缓滚动，车开了。

站门外瞬间响起一片大喊：“放我们进去，放我们进去，我们要上车！”

显然，许多出站买吃的同伴被关在门外。

随后，前面一节车箱裹着石子抛过来一张字条：“他们是有意把下车买东西的人关在站外，阴谋阻拦我们上伟大首都北京。前方停站千万别出站！”

又一个黑夜降临。

已在无棚车箱餐风饮露一天一宿，少男少女脸上均被车头吐出的煤烟染得黑污污难看。

眼被吹进的煤渣搅得浊泪长流，睁不开、揉不净。

尽管忍饥熬饿省着吃，我包里的2斤饼干还是吃得连渣也不剩了。

好在入夜瞌睡比饥饿更难忍，饿着饿着，便睡死过去了。

突然，接连不断的“下车下车”的吼叫，把睡死的我们惊醒，挥来闪去的手电光刺得醒眼迷离。

三五成群的“绿军装”跳入车箱，依稀可辨全戴帽徽领章。

“下车下车，再不下车就把你们抓起来！”我屁股挨了重重一踢，旁边女生被扯惊叫一嗓。

正当众心惶惶不知如何应对，前面车箱响起了高亢的歌声：“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先是一人唱，后是数人唱，再后是各车箱一浪比一浪激越地唱。

歌声悲壮，犹火柴划亮夜空，点起一团团青春的焰。

转而，有人齐声呐喊：“头可断，血可流，不到北京誓不休！”

殊不料，同样年青的“绿军装”们很快便转变态度，不但停止了吼叫与拉扯，还轻声相告：“这是石家庄车站，你们快到北京了。”接着一个个跳下车，跨过一条条铁轨，消失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站场。石家庄站场是铁路京广线、石太线、石德线交汇的枢纽，远望，铁轨多得像竹排。

有如一场巨大的革命胜利，我们在列车隆隆开动之后，纵情欢呼、额手称庆。

不过，转瞬间，磕睡虫又爬满脑袋，直到下一站车停。

车咣当一停，广播喇叭就声宏如钟，伴着扫动的探照灯光，惊破了我们的睡梦。

“红卫兵小将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现在已经到了邯郸，已经离北京很近了，我们知道，再要阻拦你们去伟大首都是不可能了，希望你们到了伟大首都，听毛主席的话，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就这样，一路有惊无险，我们被货运列车于黎明时分载到了北京西南郊的终点站“丰台”。

顾不得蓬头垢面的丑，出车站逢人便问去红卫兵接待站怎样走。

寻到设在“丰台一中”的红卫兵接待站，才洗脸刷牙，早餐一份小米稀饭、窝头，加什锦菜。

然后依人指点搭乘公交前往天安门附近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央文革接待站”设在那里，赴京告状必须先到那里递交走资派罪状，经审批后，方能得到在京的食宿安排。

当年旅舍稀缺，没有“公家”介绍安排，出门基本无法自寻栖身之处。

记得一看到天安门，深得革命思想教化的我，顿时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岌岌乎要伏地叩首、山呼万岁，哆嗦着手即兴在随身携带的红色笔记本里写道：“天安门，我朝天安门迅跑，我看见了天安门！红墙黄瓦，金碧辉煌，那是太阳的圣殿，那是救星的神坛。”

进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先在入口处领得一张告状表格，填写告状人姓名、单位，及告状对象、告状内容之类，然后去到一个大场院排队办理审批手续。

排队的人在地上坐成了两条弯弯曲曲一眼望不到尾的长龙。在一幢屋子墙上所开的两口小窗前，两堆站起簇拥的人，恰似这两条长龙昂起的两颗硕大的头。一问，此即中央文革接待窗口，窗口内负责办理告状事宜的是文革以来久闻勋名的8341部队。

窗口办事速度挺快，日近暮，轮到我仨从窗口递进去告状表格。

窗口里一军人接过表格看了填写的内容后抬眼问：“你们告汪东兴？你们知道汪东兴是谁吗？”

我仨脑袋一起挤在窗口一起答：“当然知道。”

军人又问：“他是我们8341部队的首长知道吗？”

我仨脑袋一起摇：“这不知道。”

军人再问：“这状你们还告不告？”

我仨你望我，我望你，以眼商量：不告咋办？不告状就没接待，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把住宿弄到再说。

拿定主意，便你一言，我一语对窗口说：“这状我们告定了”，“舍得一身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窗口里的军人没多言，在表格上写几行字，盖个红印，递给我们。

挤出人群一看，表格上不仅写明了接待食宿的地点，还写明了中央文革几月几号几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第几号接待室约谈。当然，约谈我们是不会去的，也不敢去。

可喜的是约谈在六天之后，也就是说，这六天吃住有安排，可放心逛京城了。

不过，我在北京有不少的亲戚、同学，原本完全不必去中央文革接待站排长队求得吃住安排。

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我即告别伙伴去了朝阳门附近的“北齿”，找到了江西工学院毕业分配到该厂的姐夫哥。说句题外话，一名江西大学毕业的学生，能被直接分配到首都重点国企工作，除了本身优秀之外，恐怕也足以反映当时人才的稀缺。

姐夫一见我双眼红肿，立刻带我到厂医务室洗净了眼里的煤渣，又到厂浴室洗净了浑身的尘垢。

翌日正巧星期天，他借了一台120照相机和两辆自行车，带我去昆明湖游泳，同去的还有他的两朋友。

昆明湖在北京城西海淀区的颐和园，从城东朝阳门去到那里足有20多公里远，骑车再快也要一个多小时。姐夫大我6岁，曾是江西省少年百米短跑冠军，腿力可强，一路飚车，追得我上气不接下气。

当时中国还是“自行车王国”，即便是京城，马路上汽车也不多，自行车可飚骑无阻，只有被誉为“神洲第一街”、“中华第一街”和“京都天街”的“长安街”略显车水马龙。

骑车纵驰于“长安街”，倍感“皇恩浩荡”，稍读历史便知，500多年前，明朝创建这条天街，不要说如我庶隶，就是高官显贵，到此也得下马步行。如今，不仅“10里长街”扩展成“百里长街”，而且正值红卫兵小将将其更名为“东方红大道”，一同被更的北京路名还有“总路线路”、“大跃进路”、“人民公社路”、“反修路”、“反帝路”等数以百十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对红卫兵小将这一“社会革命行动”大声喝彩，北京地图出版社出版《北京地图》，发布“北京街道更名对照表”，并加说明称：“为迅速荡涤旧社会在北京街道名称上遗留的封建残渣余孽，使首都街名、地名充分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本图使用的新街名，都经有关部门根据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的倡议研究确定。”

尽管，后来这一“社会革命行动”被指为“历史闹剧”，那些被颠倒的路名也被重新颠倒了过来，但能实地亲睹五百年一遇的“历史闹剧”，也足以自负今生有幸。

途经天安门，我们站金水桥上，用120相机拍了第一张照片，因胶片只有16张，只能合照。这张看似丝毫没有故事的老照片，但在我眼里，却蕴含着鲜明而深刻的时代背景——镜头中没有一个其他人的身影，显出风和日丽的萧寥，要知道拍摄是在周日上午，又是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上。曾几何时，这里一次又一次呈现百万红卫兵向领袖欢呼潮涌的狂热场景。狂热与冷清的强烈反差，昭示着年华的荒诞与扭曲。

从天安门进300米便是故宫，很想一睹这座明、清两朝的煌煌紫禁城，可大门紧闭，已实行军管近一年。为何军管？据后来爆料，一年前的六月十八日，首都红卫兵在受到领袖第一次接见之后，革命斗志无比高涨，立马策划第二天冲进故宫捣毁封建阎王殿，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闻讯，当晚即调北京卫戍区一营官兵闭门守护，并一闭五年不开，从而得以保住了这座中国皇宫建筑现存的唯一实例和最高典范。

然而，北京其他许多举世闻名的古迹却没有故宫那样幸运了，譬如集中国皇家园林建筑之大成的颐和园，处处可见“破四旧”的革命景像，红卫兵将八国联军没有破坏干净的万寿山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来了个斩尽杀绝，也将昆明湖畔“世界第一长廊”的数千幅清末彩绘人物用白粉涂抹了个一塌糊涂，又将“颐和园”更名为“人民公园”，比比皆是大字报和大幅标语，高音喇叭不停播放斗争歌曲和最高指示。好在昆明湖没有被列为革命对象，依然原汁原味，风韵犹存，非怪姐夫首选便带我投其怀抱，怡享肌肤之亲。

一见昆明湖，放眼望去，第一印象是大，大得连我这个来自“襟三江而带五湖”的洪都老表也叹为观止。虽说用“碧波万顷”形容有点过份，可实打实的近三千公顷，作为园林内湖，也足以称雄天下。

第二印象是美，远衔峰峦层叠的玉泉山，近临楼台层叠的万寿山，水映山环、山金水碧。联想明、清两朝另有“金海”、“西湖”之名，名“西湖”之意，便是可与杭州西湖媲美。

第三印象是浅，下到水里，扑腾一大圈，水都只有齐胸深。我与姐夫在湖中央搭肩并立，以清乾隆朝所建著名“十七孔桥”为背景拍了一张合影。后在此照题毛诗：“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第四印象是清，清得云锦天章全在湖底晃悠，柳亚子曾唱和毛诗：“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昆明湖之所以格外清，主要源系活泉，玉泉山活泉汇“瓮山”麓，成“瓮山泊”，乃昆明湖前身。

第五印象是文化积厚，从金元始，“瓮山泊”乃兼为皇家泛舟垂钓之胜，明代则称“一郡盛观”，京城高官显贵常“耍西湖景”；而清乾隆更是在此造“清漪园”为母祝寿，改“瓮山”为“万寿山”，扩“瓮山泊”名“昆明湖”。乾隆帝造“昆明湖”出于效仿汉武帝，相传公元前一百多年，汉武帝为华夏一统，在京都长安造“昆明池”，训练水师以征服地处滇池的“昆明国”。及至慈禧秉政，昆明湖居然兴办起“皇家海军学校”，调来南、北洋水师，将水浅齐胸的湖假想成汪洋渤海，将小火轮模拟为各类军舰，一次又一次举行海战演练，进而直接由海军衙门支出军费大修“清漪园”，并取“颐养太和”之意更名为“颐和园”。

在昆明湖姐夫告诉我，去年7月，解放军总参为纪念伟大领袖畅游长江一周年，在昆明湖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横渡；去年8月，中央直属机关为响应伟大领袖“到大江大海里去锻炼”的号召，又在昆明湖举行了大规模的横渡比赛。后来我还知道，1976年，首都红卫兵在昆明湖还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横渡活动，居然有数名副总理亲临助威。于是窃想，昆明湖何其神圣乃尔，清朝皇家将其模拟为汪洋大海，文革中央又将其模拟为大江大海，我能在如此神圣又美丽的湖里畅游一番，又足以自负今生有幸。

在北京的第三天，因姐夫上班，我只好独自去逛王府井。

逛王府井是必须的，在物资匮乏、温饱难求的当年，多少国人都梦想去北京王府井见广、开洋荤。

记得从朝阳门乘公交车，车牌上怎么也找不到“王府井”站名，于是向一同龄人打听，不料那人像吃了朱砂，一瞪眼说：“啥王府井？现在叫人民路！”接着一句：“还敢提封资修路名。”我顿时被吓一搐，有如触雷。直到“人民路”下车依然不敢大步走路，先前想在明王府旧址探寻“甜水井”的打算也不翼而飞。

走进时称“新中国第一店”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大感人多，过道里摩肩接踵，柜台前亚肩迭背。我挤来挤去，东看西看，看中了一双售价6元的猪皮鞋，觉得自己兜里的十几元还能买起，便决计买下来带给父亲穿。买鞋时忽然嗅到身后一股熏鼻的香，一转身，猛见两黑人胖妇紧挨身后，大大的绿眼、厚厚的红唇，亮晶晶的耳坠，金灿灿的项链，其中一个穿坦胸吊带衫，半露一对黝黑的巨乳。这是在电影与照片之外，我第一次亲睹黑人，而且几乎是零距离，而且是女的，而且穿着暴露。我顿时惶恐，赶紧付了钱拿了鞋便走。走开回头，却见两黑妇身后站了一圈围观的国人，大家不但不惶恐，还如呆如痴。不一会，两黑女转身走出商店，围观者也尾随走出商店。过了若干年，听说北京政府专发了一道禁令，禁止围观外国人。

再说逛王府井。从百货大楼逛到“东安市场”，红卫兵更其名为“东风市场”，这市场早就听北京亲友说过，建于清光绪年间，有一百多年历史，民国时聚商户一千多家，集商铺、茶园、酒肆、戏院、古玩旧书于一体，在北京“若论繁华首一指”。尽管口袋只有几块钱，买不起大东西，到这京都“首一指”饱饱眼福也好，要是有便宜旧书、便宜小吃，买几本、吃几口，那就更好。结果还真心想事成，买了两本折价的《十万个为什么》、一本简易读本的《人类的起源》、一本名为《红灯记》的硬壳笔记本，好象花了不到3元钱吧，然后，花4角钱吃了一碗芝麻糊、一碗花生糊、一碗豆腐花和一个大面包，既解馋，又充饥。

出“东风市场”原本轻松愉快，边走边翻看那几本刚买的书，突然一阵叮呤呤、哗啦啦的自行车急驰声又使精神高度紧张，举目四望，见一伙骑车猛男，个个黄军装、牛皮靴、宽皮带，臂带特大红袖章，手执形似砍刀的自行车遮链板，追上另外两个奔逃的人，当街一顿猛砍，瞬间将两奔逃人砍倒在地，成血肉模糊状，然后猛男们骑车扬长而去。随即有人惊呼“联动、联动！”不少行人闻风四逃，我也慌乱逃进一家店里，缩在几扇门板的后面，直到外面完全恢复平静才出来。出来无心再逛，赶快逃离了王府井。

这倒不是说对革命暴力、红色恐怖就一定怕得有多厉害，破“四旧”、打砸抢、文攻武卫、揪斗牛鬼蛇神等血淋淋的革命行动，时时可见，处处可闻，民皆视暴为常。但对“联动”，社会底层却有一种格外的畏惧，其全称：“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是文革早期首都红卫兵组织之一，由清一色行政13级以上高干的子弟组成，举“血统论”大旗，以“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为口号，对一切“黑五类”子女实行红色恐怖。我早就听说“联动”，又听说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还听说1967年初已基本销声匿迹，不想来京第三天，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最繁华大街，一睹其恐怖真面目。

接下来几天，我去了北大、清华、北航、北矿四高校造访中学同窗。可四高校皆“停课闹革命”，只在北航找到了L。大白天他睡在宿舍双层床的上铺，自嘲为“逍遥派”，一见面便跟我大侃文革密事，老毛如何如何，老周如何如何，刘邓如何如何，听得我毛骨耸然。中午，他请我去食堂吃饭，一份黄瓜一个大馍，饭堂大字报铺天盖地，可以边看边吃。一队拿着饭碗的牛鬼蛇神低头走过，每人上衣的背后都缝了一大块白布，白布上写着打了大红叉的名字，我突然发现其中有“廖抹沙”。文革首先就批“三家村”，从而使“廖抹沙”之名天下尽知。这位著名作家，曾经的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岁方花甲，脸苍白，戴一副深度眼镜，一件皱巴巴中山装被汗湿透并沾有泥土。正当我目不转睛看，L用肘碰碰我，说一句：“你真他妈少见多怪，我们学校这样的牛鬼蛇神多得去了。你不知道吧，北航红旗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包打天下。”

造访同学之后合当去拜会亲戚，在北京的至亲还有祖母、大伯和多个堂哥姐。我曾是祖母膝下最小的孙男，刚有记忆时祖母就别我去了北京。小学二年级我便学会了与祖母通过信，直到文革中断，中断的原因是“必须与剥削阶级划清界线”。年逾八十的祖母被打成“剥削阶级”，国家一级桥梁建筑师的伯父又被揪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我辈年龄最大的堂姐则带头写大字报揭发父亲、背叛家庭。面对如此险厄，姐夫劝我别去，我也只好不去。

亲戚不能走，老同学大多找不着，风景名胜全关了，逛街又没钱，且与同来的伙伴一直失联，一个人呆在北齿的宿舍里实在不好玩，于是想回家。姐夫不让我再去爬货车，花了将近一个月薪水，给我买了一张京浦线的中转火车票，卧铺到上海，在上海中转签票到南昌。

那是平生第一次坐卧铺，而且是下铺，屁股一落坐，便生一种莫名优越感，洋洋四顾。

一个穿运动服的女生朝我嫣然一笑，随即坐我身边柔声说：“我是中铺，在你下铺坐一下哈。”

我点点头，没与她答话。

过一会，她掏出两颗软糖，一颗给我说：“尝尝，北京高梁饴，好吃。”

我连说“不，不，不”，心想，不就让人家坐一下，怎么好意思吃人家糖。

她宛尔一笑，剥了糖纸伸我嘴边：“别客气，吃嘛，在王府井百货大楼排了好长队才买到的。”

我只好张嘴吃了，脸上火辣辣不自在。

“去哪儿？”她问。

我答“南昌。”

她高兴一拍手说：“哇噻，我也去南昌，我们同道，真巧哈。”

我也暗喜，忍不住再瞟她一眼：短发，蛋脸，杏眼，穿运动服的身子苗苗的，脚上还一双洁白回力。

她自我介绍：“我南师的，体育生，你哪校？”

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她见我许久不答便凑过身子追问：“喂，你哪校的？问你呢。”

我躲她往车窗靠，憋了半天，才说一句“南昌二中”，那是我下放前毕业的学校。

却不料，她听了“哎哟”一声说：“名校呀，二中一般人可进不去。”

我咬咬牙，终于用极低声音说出了自己羞于启齿的话：“那又怎么样，毕业后还不是当知青。”

我说出自己的知青身份，准备她瞧不起我，不再理我。

又不料，她“嗨”一声说：“知青就知青，广阔天地练红心，多光荣！我都后悔初中毕业不该报考师范，现在学校全停课闹革命，读什么书，还不如当知青。”

顿时，我感觉她格外可亲可爱。

于是，一路跟她谈了许多话，谈诗、谈画，谈秦皇、汉武，也谈托尔斯泰、普希金。

她说我真行，年纪轻懂得多。

我说其实也懂不多，从小在家耳濡目染而已。

“你家条件好”她说，“如果我没猜错，你爸是高干，二中高干子弟多，北京有联动，二中有联狗。”

我听了哭笑不得。

不过，她并没完全说错，省委书记、省长、省军区司令员，以及不少省、厅级高干子弟都曾在南昌二中与我同级、同班，乃至同桌，但绝非与我同类。

“联狗”是继北京“联动”之后，南昌二中高干子弟组成的“联合打狗队”的社会时称，与北京“联动”遥相呼应，一度摄威擅势。“打狗”就是打“狗崽”，“狗崽”便指“黑五类”子弟。

“我才不是高干子弟。”我忍不住嘟噜一句。

“那你什么出身？”她杏眼园睁紧问。

我一时又不知怎么回答。

文革问出身，有如当今问房产，女孩有心了解你，十之八九要问及。

父亲正关在牛棚，母亲正挂牌扫街，所以每当别人一问出身，我便极度恐慌。说假的不行，隐瞒不良出身罪当判刑；说真的也不行，出身不好随时可以使你沦为革命对象，人人喊打。

别无选择，只有逃。

我灵机一动站起说：“不好意思，我急了，先上个厕所，等下再聊。”

说完抽身便走。

正巧火车停站杭州，我顺时下了车。

远远地，我看见她也下了车，在人群中急匆匆东张西望，无疑是找我。

远远地，我听见她找不见就胡乱喊：“你在哪？你别躲，我还有话对你说！”

喊不应，她跺脚哭。

我悄然上了另一节车箱，在丝丝惆怅中结束了第一次京旅。

                                                            二0一四年冬写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