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三

——仅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

李耘

   “爸——！”前音拖的长而后音压的重。这是我们兄弟呼叫父亲的声音，它和村里别的孩子呼叫父亲的声音不同。

在过去，在我的故乡——陕西关中农村，一般小孩把父亲叫“大——！”同样是前音拖的长而后音压的重。这个“前长后重”的腔调是我的乡音。

如今的孩子都把父亲叫“爸爸”，很清脆的两个字。无论现在还是过去，象我们兄弟呼叫父亲的那么一种声音都是少见而独特的。

在我出生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我的家乡，把父亲叫“爸”的很少，几乎没有。因而我们叫起来怪怪的，感觉很特别。但是为什么这么叫却从来没有细究过，因为大哥这么叫了二哥就这么叫，因为二哥这么叫了我也就这么叫。然而这件事成了我小时候的一块心病。我之所以没有开口问过谁是缘于我自卑和胆怯的性格，我从小说话干事爱看人脸色行事，别人不高兴我就不敢说话，而我的父母亲那时候好像从来就没有高兴过，一天到晚都阴着个脸。直到上学以后，我发现老师的孩子都把老师叫“爸”而没有叫“大”，使我感觉出凡是叫“爸”的父亲可能都是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父亲可能才叫“大”。

的确，我的父亲——不！还是叫“我爸”顺口，把“我”读“e”不读“wo”，压的重重的，叫“父亲”文绉绉的、不习惯。他的确和别人不同，是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我不知道我将如何完成对我爸的书写。数次构思、数次提笔都无故搁浅。这一次应该是无路可退了。母亲三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怀念母亲》的祭文烧在她的坟上，我爸的三年也快到了，我不能空着手去见老汉吧！

我爸姓李、名映青，是个知识分子，一生上过学、当过兵、种过地、教过书，但雕刻在我脑海中的是这么一幅影像：头上戴着黑色的粗布棉帽子，两边的帽扇系在下巴底下；上身穿着黑色的粗布棉袄，腰上扎了一个麻绳；下身穿着黑色的、农村人穿的那种老式的粗布棉裤，裤腰比较宽大，需要向一边裹着捆在腰上，裤子腿角也显宽大，需要裹着统在袜子里；脚上穿着黑色破旧的棉窝窝。不高的个子屹立在关中平原旷野的寒风中，除了脸是白的，其余全是黑的，一尊地地道道的关中农民雕像。

我爸一九三0年农历腊八节出生在渭河平原一个地主家庭。那里有大片的良田和优越的灌溉条件，物产比较丰富。我们的那个李氏家族也是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这个家族向上可以追溯到我的老老爷（高祖辈），据说是从山东逃荒而来。到我老爷（曾祖父）这一辈兄弟三人，我亲老爷为三；到我爷（祖父）这一辈兄弟七人，我亲爷为五；到我爸这一辈兄弟十人，我爸为四；再往下就多的算不清了。

这是一个有着“耕读传家”历史的封建大家庭，最信奉的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李姓家族的兴盛缘于我二老爷这么一个传奇人物，二老爷性情刚烈、精力过人，终生致力于发家创业，相传从不睡觉，磕睡来了、打盹即过，并且家法甚严，家中凡有不务正业者、懒惰者均被驱赶出门，我大老爷就因抽烟被驱赶出门，流落异乡。家中大小无不闻风丧胆，以至有小孩哭闹，一句“二老爷来了”，哭声便嘎然而止。李家在他的操持下迅速崛起：在村东建了大大的油坊，在县城置办了体面的店铺，拥有大片水田。后来和我的家乡小学—三育学校的创办人杨绍麟先生因为建校用地发生纠纷，二老爷不依，官司打至县衙，终因没文化又不合大理，官司输而气绝身亡，临终留下遗言号召孩子们读书。自此读书之风在这个家族迅速盛行。但是，在那个世事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仅有“读书耕田”的家庭难免要经常受到土匪乱贼的欺负和骚扰，我们家几乎每年在秋麦两季都要受到河北土匪粱忠义的抢劫，我爷为了李家的安宁参加了国民党的队伍，一去未回。我婆在有了我爸不久因患“肺结核”过早离世。

我爷的当兵和我婆的早逝使我爸从小成为孤儿，由我老爷抚养成人。家境的殷实、隔辈的亲情使我爸的童年过着衣食无忧的“财东娃”生活。受到的教育在那个时代也是得天独厚的，家门口的三育学校是他受到了良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则是在久负盛名的临潼县华清中学完成的，那个学校因和中外著名的华清池毗邻而得名，也曾经因为和“西安事变”蒋介石在华清池遇难相联系改叫过“中正中学”。学校教学质量高，培养过很多杰出人才，“文革”前经常全班集体考进北京，又让人经常联想起“清华”二字。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一九四八年）我爸高中毕业后进入西北军政大学学习。 西北军政大学坐落于陕西省长安县终南山麓的玉曲镇。成立于1948年7月，由贺龙元帅兼任西北军政大学校长。 1950年1月，西北军政大学停办迁至重庆与西南军政大学合并。

那时候他们说是上大学，其实学习时间是短暂的，只相当于短期培训班。学习的内容是军事知识和部队条例，主要是因为革命刚刚取得胜利，部队急需文化骨干。

我爸在部队上担任文化和音乐教员，教战士们识字唱歌。这个时候的我爸朝气蓬勃，对革命、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以至于以后好多年他都经常唱起那时候的歌曲，特别是那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让他唱的低沉雄浑、如泣如诉。

我妈说我爸是“棒槌命”。棒槌是农村妇女洗衣服时用于捶衣服的工具，两头大中间细。1957年到1978年应该是最细的那个阶段，他一生的不幸、灾难和痛苦都集中在这漫长而黑暗的二十年里……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爸从部队转业到西安的一所中学教书，我妈在西安的一个部队幼儿园当阿姨。新中国为两个年轻人展现出无限美好的未来，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热情和幻想。但是，1957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运动击碎了他们所有的梦想……

运动开始的时候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知识分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给政府、给国家提意见、提建议。后来逐渐演变为“抓辫子、扣帽子”的“反右”运动。当时他在学校教数学，水平不低，有一个同事经常向他请教问题，也在一起开玩笑，那时候的他也比较乐观，爱开玩笑，有一次他把毛主席的一句诗“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改成“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坐车爱拉车”。后来这个同事向组织揭发我爸，说他说了“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拉车爱坐车”。从此他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回乡劳动改造。很多年后我妈总结这件事认为我爸对这个同事请教问题有不耐烦情绪，人家对他有意见。我爸后来认为主要是当时的“反右”扩大化，单位有指标，人人要过关，我们家里成分大，即便没有这件事他也很难过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接下来就是回乡改造，回哪个乡呢？组织上给了两个选择：一个是回原籍，一个是去新疆。我爸选择了原籍，认为老家毕竟人熟地亲，有事能有个照应。以后发生的一系列龌龊事情都被我妈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选择……

当我爸这个年轻的右派分子怀揣一线希望面对自己人熟地亲的故乡时，故乡对他已变的生冷淡漠……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有着优越感的“财东娃”，也不是那个装满一肚子墨水的青年才俊。社会变了，他成了“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队伍的一员，成了属于需要“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一员。他的名字已经不再叫“李映青”而被别人叫成“狗映青”。他需要参加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会议，会上他不能像其他社员一样坐着，他需要站着，和我的六爷、八斤爷那几个“四类分子”一样低头弯腰的站着，站在会场的前台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批斗，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些会只需要他们站在那里，有些会则需要他们在脖子上挂着白纸黑字的牌子，牌子上白纸黑字地写着大大地、粗糙的“××分子×××”，有时不但挂牌子还要戴纸糊的高帽子，甚至要在基干民兵荷枪实弹的监护下上街游行，从村子东头游到西头，再从西头游到东头……

那个牌子也是有变化的，有时是牌子是用白纸包裹着一张硬纸板子，有时是木板子或者铁板子。后来听我妈说最厉害的一次上街游行，一街两巷的群众手举拳头高喊着“打到×××！×××万岁！”等口号，最可怕的是那个牌子换成了农村盖房用的土坯，在土坯的外面糊上白纸系上铁丝让他们带上，一个土坯有二、三十斤重，几个人的脖子都勒出了很深的血印……

我爸要面对的劳动改造也是异常繁重。他需要早出晚归，早上在社员上工之前，他要清扫完村街上的几个公共厕所然后和大家一块出工。晚上要在收工后和村里几个“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块进行学习，回到家后还要写思想汇报，除了写自己的，还要替我的六爷、八斤爷写，因为他们没文化但又都是我的长辈。

社员在生产队里劳动的报酬是工分。男劳力一天记10分工，女劳力一天记8分工，我爸和女社员一样多，是8分工。但他干的活路却是最赃最累的，犁地、拉粪、挖土……只要是脏活、累活一定先安排几个“四类分子”去干，他们只有“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在几个“四类分子”里我爸的工分也是最低的，其他人可以拿到9分，说我爸干活没力气、没经验，其实里面另有原因，后来听我妈说：“人家几个人虽然也戴着帽子，但人家娃都成人了，你们还小，村干部弄这些事时也看人下菜呢！”

为了我爸能够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我妈给我爸吃“另样饭”，所谓“另样饭”无非就是吃的馍有区别，我们吃的馍里玉米面的多，我爸的馍里的白面比较多。

他所面对的家庭更是让他心寒，原来那个富足的大家庭已经没有他立足之地。把他拉扯成人的老爷已经老了，不当家了！当家的是和我爷一奶同胞的六爷，六爷有三儿四女七个孩子，土改后留下的房子本不宽裕，我爸回来后无处可住，晚上只能睡在地上铺着麦秸草的灶房里，当时我妈在西安的一所幼儿园上班没有回来，只是每周回来看望我爸。几个月后，她自愿辞职回到老家乡下。在后来的岁月中，大家有事没事的时常提起这个话题，我们也经常问她：“为啥要回来？你不回来的话我们就是西安人了”。我妈总是说：“单位也舍不得妈，好些人劝妈和你爸离婚，说一个右派分子有啥舍不得的，快和他划清界线！可你爸没妈，妈最见不得没妈的娃。特别是每次回来看到你爸头上挂着麦秸花子的可怜相，走的时候妈都在下着回来和你爸一起受罪的决心。”

我妈的归来给我爸带来了战胜困难、继续生活的勇气，减轻了他心灵受到重创的疼痛，但丝毫没有减少生活的复杂和残酷……

我妈一共生过四儿一女五个孩子，前边的一儿一女因为照顾不周夭折，留下我们兄弟三人，我是老三。农村养孩子一般靠爷奶拉扯，我没有爷奶，我爸顾不上，我妈每天又要下地干活又要做饭干家务，忙的不可开交。关中农村包括中国好多的地方好象都这样：把男人叫外头人，专干地里活，不干屋里活，干屋里活要遭人耻笑；把女人叫屋里人，专干屋里活不干地里活。新中国解放了、把妇女也解放了，妇女又当屋里人又当外头人，生产队还成立了“三八红旗队、铁娘子连”，把我妈累的够呛！没有办法，为了我们能够穿暖，我爸偷偷地学会了纳鞋底、织毛衣等针线活，暗地里帮助我妈。为了能够吃饱肚子，他把自己有点名头的瑞士手表、兰陵自行车、派克钢笔换成粮食吃了。

一家人的生活像大海中夜行的小船，不断的遇到险滩、漩涡、和急流……

安居才能乐业，我妈的归来使住房成为头等难题。我妈回乡之前我爸住在灶火里，我妈回来了不能也让去住灶火吧！但是我六爷他们不给房子，没有办法我爸就提出了分家。我相信分家一事给很多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以及还在农村生活的人都留下许多很不愉快的记忆。“无仇不结弟兄”的谚语概出于此，许多一奶同胞为了分家时的一点地方或家产，拳脚相加成了仇人，有些还传及后人。时至现在，每当我听说农村为分家而出现的“打捶闹景”甚至“满门抄斩”，都会不寒而栗……

按理分家应该是我爸代替我爷和我六爷分，但是分的时候我爸和三个堂叔分了家，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说公理，你和人不一样，没人给你讲；说私理，咱势单力寡，打架骂仗文武不占。就这还没有免了挨打受骂的厄运。这事也不能怪我老爷，他也是在人屋檐下、老猫不比鼠、爱莫能助。后来我想农村的重男轻女、多生多养等传统思想大概都和农村家族矛盾有关。

没有办法，我老爷暗地托了些年长的亲戚朋友来说话，好不容易让我家分到了一间厦子和一间灶火。厦子有四十平方，全家睡的大土炕占了三分之一，对面是灶火。晚上人睡满一炕，鞋撂满一地，睡觉前的娱乐节目就是猜迷语，母亲出题：“一个老牛没脖项，一家大小都驮上，是个啥？”“土炕！”我们哥仨齐声回答。那个土炕给了我们太多的欢乐和童年记忆，土炕也让我们压的够呛！好景不长，孩子大了总和大人搅在一起不是个事啊！看着我们一天天长大，住房问题又让父母犯愁了。这时我妈常说的话是：“要是住的解决了，妈这一河水都开了”。

实在没法，我爸又去找我六爷要地方，结果又让人家收拾了一顿。这件事发生时，我已经有了记忆：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正是农村人收工喝汤的时间，我爸收工回来，给我妈说要找我六爷要房子，我妈害怕出啥事让我爸先找我老爷谈，我爸出去不大工夫就从我六爷家传来鸡飞狗叫和打捶闹景的声音，哭声骂声响成一片，等我妈跑到跟前时，我爸已经躺在地上满脸是血、昏迷不醒……

写到这儿，我真的不知道应该以怎样的笔调去完成对我爸的书写，只感觉他在很长的岁月里处在人鬼之间……

按说我爸的性格属于比较爱热闹的类型，据说“犯错误”以前他属于爱开玩笑、说话直爽的一类，后来才慢慢变得木讷起来，说一句想一句，说上半句想下半句，有时甚至无所适从。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也由不得他，比如见人打招呼，他一热情，就有人说他不老实，又想耍啥花招，一冷淡，人家又说他心怀鬼胎，企图阶级报复。再比如干活，消积了不行，人家说你不服从改造，积极了也不行，人家说你假积极，反正左右不是人。一次夜里浇地（也就是灌溉），浇地一般由两人完成，一个人在地里招呼着引水、改口子，一个人在井台边负责看水泵，那天他负责看水泵，通常看水泵只需要坐着或躺着听声音就行，声音正常就说明没有问题。队长夜里检查，他躺在那儿没有吭声，谁知第二天队上就召开批斗大会，批斗他不负责任。

在那个特殊的年月，我爸是人还是鬼？恐怕连他自己也分辨不清，后来我妈爱说我爸胆子大，我爸不承认，说有些事不胆大如把（怎么）得行呢！其实他们争交（争论）的是这么一件事，对这件事我也有些模模糊糊印象：就是那一年修西韩（西安——韩城）铁路，村里的壮劳力都抽去了，我爸也在内，有一天半夜里有人敲门，我妈穿上衣服战战兢兢地去开门，一看是我爸回来了，我妈问我爸：“咋回来了？”我爸说：“送来娃呢，来娃在工地上叫石头砸死了！”我妈问：“你和谁？”“我一个！”“咋回来的？”“拿架子车拉回来的”。我爸脏乎乎的脸上看不出表情，我妈惊恐的瞳孔都放大了，半天不敢说话。后来听我妈说：“韩城到咱这儿七、八十里路程，你爸拉着个死人走了两天两夜，路上还遇了雨，为了躲雨他在一个老坟的墓道里过了一夜。真叫胆大！我都不知道你爸是人还是鬼？”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我爸和我们兄弟之间的事情。有一句俗话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还有一句叫“无仇不结兄弟，无仇不结父子”。我爸和我们是在打打闹闹、争争吵吵中完成了对“无仇不结父子”的诠释。

严父慈母是我们传统东方家庭文化的精髓。我们家也继承和发扬着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父严母慈。我大哥老实胆小，小时候因为啥事叫我爸打了一回，从此见我爸就像老鼠见猫一样，直到后来和我爸说话还脸红呢。我二哥调皮捣蛋“毛不顺”，打架斗殴爱惹事，每次惹事都要挨我爸一顿痛打，但是咋打都不改，为此没少叫我爸挨斗。说实话，那时我爸对我们的教育是茫然的、无所适从的，他不知道该如何去教育培养我们，前路黑茫茫，学好没出路，学坏更没有出路。大哥那么老实，生产队丢了东西一样要叫去审问。不过有一条原则他要求我们必须遵守：就是出门少惹事！因为每惹一次事，都是我爸的一条罪状，都要挨一次批斗。有一次，老大去河里抓鱼改善生活还被说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我爸教育子女不严。老二反抗精神强，逆反心理重，后来我爸打他，他就满村的跑，边跑边喊“阶级敌人打红小兵了！”搞得我爸手足无措……

我爸对我们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那时候上高中靠推荐，要求学生家庭历史清白，像我家地主成分、我爸戴着“右派”帽子，我们想上高中门都没有。当我的大哥和二哥一前一后初中毕业，连个高中都上不了领了两把铁锨回到农村的时候，母亲在深夜的煤油灯下流泪叹息：“叫你爸把我娃害了！”对此我不知道我爸该是多么的伤心啊！

后来，随着我们弟兄日渐长大，就有了报复心理，尤其是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国家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给我爸也平了反，对那些欺负过我爸的人，那些当时所谓的“红人”，包括我六爷家的人采取敌视报复心理，千方百计想找他们的事。我爸经常制止我们，他认为过去的事都是社会造成的，有些人批他斗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形势需要”，“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耿耿于怀，没事找事，终于有一次把事情闹大了，因为一点摩擦和我六爷家打了群架，两败俱伤，大队干部介入调节。事后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爸手端饭碗当着我们的面说：“你三个长大了，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了……，我也不想管了！但是有一条，我的事不让你们管！……”说着说着他眼圈发红，声音哽咽，把饭碗重重地摔在地上，接着嚎啕大哭。这是我第一次见我爸哭。挨人斗时没见他哭过，挨人打时没见他哭过……这一幕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我写我爸，我是不该老是在伤口上撒盐，不该这么啰啰嗦嗦的没有休止的去叙说他的不幸了，应该写些让他高兴的事情。

在我眼里我爸应该属于弱势群体，是动物界里猪羊一类的食草动物。他没有过人的体格，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有啥过人之处的才能。上过学，但没有满腹经纶的学问；当过兵，但没有冲锋陷阵的气质；当过农民，但没有农民结实的体格；当过教师，也没有桃李满天下的果实……然而他应该算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象一棵小草一样默默无闻的尽着自己的责任。凭借了他的一点知识，更凭借了他顽强的学习能力弥补着这个社会的空缺。在部队上他是文化教员和音乐教员，音乐是他自学的；在农村他凭自己的文化帮人写书信，凭自己不错的书法帮村民春节写对联，谁家有红白喜事他负责记账单；凭着自己的钻研精神发明了一种叫“木狗”的农具，解决了村民拔棉花杆的难题；当教师时学校缺少数学老师，他就教数学，不会了就自己钻研。78年恢复工作到邻村一所学校教书，学校想给学生开英语课苦于没有英语老师，他就自告奋勇教英语，那个英语就是他用收音机跟着广播上学的。在家里偷偷帮助我妈做针线活，那些纳鞋底、织毛衣的针线活也是自学成才的。

我爸一生有两件最高兴的事情：一件是大哥的婚姻：在农村象我家这样高成分、政治上有问题的“黑五类”家庭，孩子要找个媳妇不说比登天还难吧，但确实不易。没有办法，有些家庭就给娃“换亲”，就是用自家的女娃换你家的女娃结“亲上亲”；另一个途径就是到陕南商洛一带穷山区引媳妇，但要求家庭经济条件要好；这些对我们这样要啥没啥的家庭仍然是“镜中花、水中月”。谁也料想不到有一天晚上，我大哥去看村上一个小伙子相亲的热闹时被那个相亲的商洛姑娘看上了，第二天媒人通知说人家要看咱家，我妈不敢相信，但还是抱着侥幸心理、使出浑身解数把家收拾的干净利落。人家看了家后，不嫌咱穷、不嫌咱没地方，吃了一碗长面就把这桩婚事敲定了。后来，我妈说起这事就来劲：“把他的！你说怪不怪！人家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到底看上咱啥了？来了就不走了！”从此她很相信婚姻是命中注定的。我爸有了说不出的高兴，怕我大哥文化浅写不好书信，他便代替我大哥给我嫂子写信，还给我嫂子织了一件毛衣。

另一个让我爸一生兴奋和引以为自豪的事情是我考上大学。我清楚我之所以能考上大学最关键的地方是在1978年我初中毕业升高中时，把原来的凭“推荐”改为凭考试，结果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重点中学的重点班，考上大学也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全村第一个，的确让我爸是扬眉吐气，拿到大学通知书的那个晚上我爸把原先的“四类分子”朋友请到家里喝了一顿酒。

其实我爸对我上学是相当重视的，他表面上虽然不说什么，但他的行为已经告诉我了，我上高中时他悄悄的给我的班主任送过鸡蛋，但是没有送出去，班主任给他说等我考上大学了你再送来。这事是班主任后来告诉我的。还有就是我每次上学走的时候，他都要送我走很远的路，一路无言，分手的时候总要说一句：“少惹事，好好学！”每当听到这句话，看着他转过身的背影我的眼泪总要在眼眶里打转转……

最后，我要叙述的是我爸退休后的生活。我爸是49年10月份以前参加工作，因此他办的是离休，离休后他和我妈在县城闲住，整天上午读书看报、听秦腔戏、拉二胡，他爱读书看报，爱听秦腔戏，二胡拉的不好但他爱拉。下午到街上找人下象棋，象棋是他的最爱，每次见到我都是二话不说先要杀两盘。离休干部优厚的待遇让他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要说有啥不和谐的话，就是我妈对他的限制，我爸从小没受过吃亏，是个会享受的人。而我妈一辈子省吃俭用惯了，所以我爸想吃好点她不配合，我爸想出去转转她也不配合，搞的我爸非常扫兴。等我妈不在以后他是吃不动也跑不动了，一切都晚了。而且因为我们兄弟粗心大意对他关心不到位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让他心情不畅。当然这一切责任都在我们身上，老小老小，老人和小孩是永远没有错误的。

“老实人一个”是人们对他的人生评价。佩服他的地方就是说他“心量大，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能够活下来”。

写到这儿，我写我爸的文章应该打住了，但是我意犹未尽，还想给他老人家叙说一个我们一块“刨莲菜”的场景：我家住的渭河边上种了大片的莲菜，春节前，在别的村庄已经没有农活静等着过年的时候，我们村庄还有一件大事需要完成，那就是刨莲菜！莲菜是我们村引以为豪的经济作物，能在年前的集市上换得大把大把的票子，让外村人羡慕的流哈喇子！河面结了厚厚的冰层，白呀呀一片！西北风夹裹着雪花飞舞！你穿着雨靴、勒着腰带，手拿长长的铲子，像一个威武的勇士，从乌黑乌黑的泥里刨出来一根根莲菜，我们几个小孩在泉水里洗掉莲菜上的泥巴，把白白胖胖小腿状的莲菜交到队上可以挣几十分工，那个高兴劲啊就别提了！还有，就是我们把你刨莲菜时刨出的泥鳅用泥裹住火里一烤，那个味道香的就别提了！

                             2014-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