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爷

个人日记

        七爷的大名叫郭建龙,大约是他在家族兄弟中排行老七的缘故,人们就以“七”呼之。跟他同辈的都喊他老七,小一辈的叫他七叔,再往下像我之辈的就一律喊七爷。
  其实,在我们村里,像七爷这般上点年纪的人并不是都能得到这样的尊称的,一般情况就是,本族的人都是按辈分称呼上一辈叔叔伯伯或者爷爷,不是一族的人若是客气点的就喊出谁谁他爹,或者谁谁他爷爷,若是不客气点的就直接喊出了名字。像七爷这样的人几乎没有人直呼其名。小时候我常常见奶奶亲切地喊他老七。七爷之所以在村里能赢得这样的尊敬,我想与他的为人大概是颇有渊源的。
  小时候关于七爷的故事不绝于耳,跟七爷打交道的事也常常有。
  听奶奶说七爷的祖上是当地很有名气的大地主“郭建邦”家族,他读过私塾,识得古体字,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战乱年代他曾立志从军,报效国家,并且真的报名参军了。但当时局势特别混乱,他厌恶当时各个派别的斗来争去,打了几次仗竟然发现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就果断地脱掉了军装,回了家乡。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乡里抽去做文秘工作,据说他是当时乡里有名的笔杆子,不但字写得好,各种文章也写得好。可是,他却在做了几年后,三番五次要辞职。后来真的被批准辞了工作回家务农。当时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别人争着往政府部门进都进不去,他为啥在里面却要主动辞去呢?也有不少人好奇地私底下问他,但他都一笑了之,并不作答。直到多年后,他才在一次闲聊中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第一、他十分不适应政府部分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做派;第二、他不放心自己那因神经疾病手脚痉挛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对于这样的答复,人们似乎很是不满意,觉得他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否则,放着那么好的工作,并且在已经内定为副乡长的人选的节骨眼上坚决地辞职了。
  他一点也不在乎人们的猜测、议论,依然我行我素地做着他自己认为快乐的事。
  七爷在别人求他帮忙时从来不会说不,但对恶人恶事却从不掩饰自己的极度厌恶。
  那时候,家家经济都拮据,有个头疼脑热的,就得借钱看病。人们没地方借钱时,就会到七爷家里去。七爷再作难也要为大家想办法,其实,七爷的日常收入也就是那一群鸡下的蛋,但他从来不说自己的苦楚,只说没事,你先回去,我随后给你送去。如果恰逢家里也没有一点钱了,他就会上自己的弟兄家借一点送到那家借钱的人家去。
  每当村里有忤逆不孝,不愿意赡养自己的父母或者自私自利跟街坊邻居闹纠纷的,还有那些鸡鸣狗盗之徒干出丢人现眼的事,只要被他撞上,总会大门直嗓地批评几句。说来也奇怪,那些村里的败类也格外怕他,并因他的批评多少回有所收敛。
  他的妻子,我记事起就记得她只能在椅子上坐着,干瘦。正像七爷在辞职理由中说的,是什么神经性疾病折磨得她年纪轻轻就与椅子为伴,并且逐年加重,我记事后没几年她就去世了。
  七爷回家后实际上就担当起了照顾妻子孩子五个人的重任。他要为他们洗衣做饭,要去地里侍弄庄稼,要放家里养的那几头老黄牛,要为妻子端屎送尿,要喂鸡喂猪。
  人们背地里都议论七爷的不易,而在七爷的脸上却丝毫没有对生活的不满,反倒一直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我记事起记得七爷最爱唱豫剧了。那时他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但照顾妻子,养猪放牛,家里家外地里的活计,他的劳动量依然不小。
  不知他每天该什么时候起床,按他家务的工作量,应该天不亮就起床了:做饭、照顾妻子、喂猪……等一切忙完,他就在肩膀上挑了一担大粪,同时赶着一群牛往山地上走去。按说这样的负重应该压得他直不起腰,更别说再哼唱豫剧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是边走边唱的。
   “四千岁你莫羞愧难当,听山人把情由细说端详……”
   “一保官王恩师延岭丞相,二保官南清宫八主贤王……”
  七爷就是凭他种的那几亩田、养的几头猪、一群鸡和几头牛的收入供孩子们读书的。
  印象中,七爷在各方面都显得与众不同。
  衣着上十分朴素,甚至有点邋遢,夏天的时候,一件破了不知多少个小洞的T恤,大约原来是白色的,但却被他穿成了土黄色,只在袖口部位隐约可见当初的白色。一条灰褐色粗布大腰裤,天热时,他把T恤一脱,那长长的乳白色裤腰就暴露无遗,拿一根粗布条束了当腰带。记忆中,七爷的脖子上无论春夏秋冬都搭着一条白毛巾。夏天的时候是用来擦汗的,冬天的时候是用来挡风的。
  七爷自己不注重形象,却对儿女的形象要求严格,家里经济再拮据,他也要孩子们穿得体面。记忆中他的三女一男四个孩子穿得都比一般人家体面,长得人才又好,人们背地里就没少议论他家的孩子,说你看人家老七家的那四个孩子,穿得衣服一个比一个洋气,长得一个比一个漂亮。
  七爷的与众不同表现在方方面面。
  我童年时村里吃饭时必端着碗到大街上吃。大街上一街两行都横七竖八地摆着简易的石凳。人们再忙再累也要端了碗出来坐到石凳上吃饭。一到饭点,人们就像约好了似的,陆续从家里走出来。大家相互打趣,说闲话。
  在说笑声中,忽然一定“叮铃咣铛”响,不用看,就知道是七爷来了。
  左手端着一个白瓷蓝圈大碗,食指和中指上分别挂了两个白瓷茶缸,一个里面是咸菜,一个里面是汤。那叮铃咣铛的响声正是这两个缸子碰撞出来的。右手拿了筷子,边走边不时往嘴里拨拉一口,再到一个白瓷茶缸里夹根咸菜吃。
  七爷长得身板高大,他最经常坐的石凳是那个最高的,上面坑坑洼洼的,一般人都嫌咯屁股不愿意坐,他却说坐上去正好,他的手脚可以伸展,浑身舒泰。
  热饭是管不住人们的嘴的,人们趁这一点的空闲时间,吞饭的那点间隙争论或者耍笑一回。
  记忆中七爷的观点总是那么正宗,他反对人们议论的关于“整人”,关于“给他个教训”“报复”等这些观点,记得他反驳“报复”时曾说“冤冤相报何时休啊!”他主张一切纷扰以和解为目的,认为“大梁不正二梁歪”,建议人们各自为自家的孩子做好榜样。
  那时候,作为小孩子的我虽然没有参与讨论的份儿,我心里却是明白七爷的说法好。
  七爷曾经是“故事大王”。他读书多,且记忆力超群。
  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甚至连电灯都动不动停亮的年代,吃过晚饭,人们最好的去处就是到街上侃大山。
  刚吃完晚饭的人们送走碗,就陆陆续续从家里出来了。边东一句西一句地挂扯,边不时往西边七爷来的方向瞅一眼,尽管天黑看不见,但七爷的到来总是像戏台上某位大员出场时一定要有的伴奏一样,他一定是唱着走来的。
  人未到,声先到。
   “忽听辕门外三声炮响……”高昂的声音传来,人们立时乐了,说七叔来了。我们小孩子也纷纷喊着七爷来了,从四面往七爷平时讲故事站着的方向聚拢来,等着七爷的故事开场。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七爷讲的很多故事情节。曾为七爷讲的《小八义》里面的“五鼠闹东京”惊险又刺激的过瘾场面叫好,同时为死去的鼠惋惜;心疼《封神榜》里苏妲己的变幻,憎恶商纣王的暴戾,为周文王忍辱负重吃包着儿子手指甲的肉包子心惊;被《聊斋志异》里善良多情的狐狸精小翠感动,从《古今奇观》里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体味出了古代女子的悲哀和无奈。
  还有许多善恶有报,恩爱情仇的故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其中一个我已经记不起名字的故事,大意说一个千金小姐爱上一个潦倒书生的故事,她资助他,支持他读书,考取功名后他却攀高枝去了,小姐就把自己的遭遇夹到做官的父亲的公文里,自己悬梁自尽了。后来,那个书生终于被找到,并得以惩处。这个故事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我一直在心里为那个小姐愤愤不平,谴责那个忘恩负义的书生。并为故事的结局中书生终于受到应有的责罚而欣慰。那种情易变,善恶终有报的定律播在了我思想的土壤里。
  七爷讲故事时声情并茂,关键时刻还辅以动作,甚至腔调也模仿主人公,这就使得他的故事活了起来。
  讲《三国演义》里“煮酒论英雄”片段时,当曹操说到刘备是英雄时,刘备借响雷掩饰自己的惊慌。那响雷甚至从七爷的嘴里“轰隆隆”响起来了,刘备掉筷子、捡筷子的情景仿佛也出现在了眼前。
  赵云大战长坂坡,刘备托孤,扶不起来的阿斗等情节至今还活灵活现。虽然后来我也曾看过书或者电视,但觉得都没有七爷讲得好。七爷是在用情讲的,全身心地投入,所以动情、动人。
  人们喜爱七爷,喜爱为大家带来惊险、欢乐、给人以爱的启示与教育的七爷。我们小孩子就更喜欢七爷了,因为在七爷跟前,无论我们怎么淘气都不用担心会受到责罚。
  村里人家的吃水都是到村边的水池里挑,七爷常常挑了一副比别人家的都要大一截的褐色铁皮水桶去挑水。如果恰逢我们去上学碰到,就有淘气的小伙伴拿了小石子、树叶往七爷的桶里扔。七爷听见了,扭回头一看是我们这群小顽皮,就笑骂一句“小屁孩,你们想干啥,当心我打你们屁股!”说着作要放下担子打我们的状,大家就嘻嘻哈哈笑着一哄而散。回望七爷,并没有放下他的担子,只是更加努力地想加快他的步子。
  七爷家院子里有一棵梨树和一棵枣树。
  长在旷野中的梨呀,枣呀因为怕人偷,一般都早早被主人摘回了家里。七爷家的却迟迟不摘,直到梨变成了成熟的金黄色,枣熟得红彤彤的,让人看了垂涎欲滴。我们这些小孩就又惦记上了。时不时想窜进他家院子去摘点梨或者枣吃。
  一次,我们几个小伙伴从他家豁开的院墙口进去,去摘枣子吃。吃到开心处就顾不上悄悄的了,干脆放肆地嬉笑起来。结果被七爷听见,又用他那粗粗的嗓音骂我们:“小屁孩,又来偷我的枣!看我不打断你们的腿!”我们几个拔腿就跑,纷纷从豁口处跳出,逃的过程中把一些抱在衣服里的枣掉在了路上。七爷在背后喊:“小屁孩,回来捡走你们散落的枣!”我们几个不知是真让回去取呢,还是要挨训,都踟蹰不前。终于,七爷弯腰把我们散落在地上的枣一一捡起,走到我们跟前分给了我们,并说:“想吃就跟七爷说,别这样又是跳墙又是跑的,当心摔坏了。”从此以后,我们就越发放肆起来,他家的梨和枣几乎都进了我们的肚子。
  放暑假了,我们一群小伙伴相约到山上看果子。我们猴子一样从这棵树上跳到那棵树上。正玩得起劲儿,远远听见一阵歌唱声,大家就笑着欢呼:七爷来了!果然,不消一会儿,就看见七爷的身影了。还是脖子上搭着条白毛巾,肩膀上挑了一副硕大的粪桶,一摇三晃,步履不稳地往上挪动,嘴里却是像以往一样没有闲着,一路哼唱着济公里的唱词:帽儿破,鞋儿破……
  待走到我们跟前,又少不得放下担子跟我们打趣一番。大家知道七爷脾气好,绝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惩罚我们,就可着性子地跟他玩闹。看他站在树下,就故意摇动树枝让哗啦啦的叶子飘到他的头上,甚至树屑迷住了他的眼睛,他也不恼。叮嘱我们早早回家,别让家里人惦记。
  在七爷的棉花地里常常种了甜瓜、面瓜之类的瓜果。本来我们是不知道的,一次,他摘了几个给我们送到树下,从此,我们就知道了七爷的地里种着瓜果,他的地里从此也不得安宁了。他种的那些瓜大部分都进了我们的肚子。如果恰被七爷抓住,他一准还是用他一贯的语气笑骂我们,但我们一点也不怕他,甚至从那骂声里嗅到了那丝丝缕缕的爱意——真是惊奇,他为啥那么喜欢我们这群小淘气?
  我怀疑那些年,七爷的瓜果是专门为我们这群馋鬼种的。
  我们越来越大了,七爷越来越老了。他的孩子们也一个一个像他一样读书明理,为人善良。
  其中,当七爷的儿子像七爷当年一样被乡里从某中学抽调到乡里任秘书,接着又升为副乡长时,七爷不止一次说还是教书好啊,跟孩子打交道,轻松!从政有什么好的?费脑子!七爷的儿子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而是一路平步青云升到县里某局的局长位置。七爷再三忠告一定要凭良心做事,不该要的绝不能要,该做的踏踏实实做好。
  越来越老的七爷不服老,不但一个人种着一亩多责任田,还不停地到山上开荒。叮叮咣咣,伴着时断时续的豫剧唱腔回响在山上,简直就是这个贫瘠的小山村的一道独特风景。
  其实,在这个小山村里,七爷本身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三年前,年近九十的七爷去世了。他的颇有身份的儿女不但为他请了响器班,还请了歌舞团,丧事办得隆重而热闹。其中的“哭爹”戏尤为夺人眼球。人们都不住地赞叹:看人家七爷多么荣光!看那个哭爹的演员哭得多伤心!
  我想如果七爷在天有灵,他一定是坚决反对这样大讲排场,故弄声势的做派的。然而,躺在那里的他已经做不了主了。
  七爷走了,可是,他的与众不同,他的善良,他的超然,他的磊落,甚至他脖子上搭的白毛巾,他手指上挂着的叮铃咣铛响着的白瓷缸都那么清晰地布满我记忆的皱褶里,它们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却在我人生的征途上不时像一束暖阳一样照耀着我。给我以温暖、感动,甚或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
  愿七爷在天国里依然有着别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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