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扬

　　 2014年四月份时，国家出台了新政策：允许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考C5证。这个政策一出台，我们驾校就迎来了不少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士考证。
　　王孔新是我的第一个残疾学员。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踩着点准时到驾校上班，刚踏进办公室，领导就安排我接待王孔新。
　　看王孔新的第一眼，我像所有人一样首先注意到他的腿。他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腿齐大腿根截去，青蓝色的裤管挽在那截残腿上。他拄了一双木头做成的双拐，走起路来与那条好腿协调地前后挪移摆动着。
　　那是一个普通男人特有的脸型：额头稍窄，皮肤微黑，整张脸给人的感觉很普通，但你只要看看他的嘴唇和眼睛，就会有一种触动心灵的感觉。
　　他的眼睛并不出色，是很普通的单眼皮，但当你的目光与他的眼神相撞时，你会被一种叫做执着、勇气的东西所震慑。是的，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那种特别的刚毅、坚韧，他的嘴唇微厚，紧抿着的时候与那双眼睛非常协调，向人传输的是一种积极坚强的人生态度。
　　当我告诉他要填的表和要做的体检时，他询问我一些有关事项，我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些许的怯，很快，他因我的热情而打消了那些怯，恢复了自信。
　　在后来的一系列考试指导和陪练中，我都负责指导王孔新。没想到王孔新挺健谈，在休息的间隙，他断断续续跟我讲述了他45年的人生。
　　
　　 一、家世
　　我六十年代末出生在湖北襄阳一个小村子。
　　我的祖上原本是颇有点家产的“地主”阶层，父亲曾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年少时曾被丫鬟仆役左右簇拥着到处寻乐子。后来，每当我看电视上那些古代剧，看着那些小姐少爷，我就要把我父亲当年的神气想象一番。作为爷爷的独子，可以想见我父亲这个少爷当得该是多么尊贵、娇气。听说父亲甚至跟邻村的一户同样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小姐”订过亲。如果不是时代的风云突变，父亲应该在适合结婚的年龄跟那位小姐在众人的祝福下喜结连理，并生下一堆小少爷小小姐，继续养尊处优地生活着。
　　社会的变革，就像自然界的风雨雷霜，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势不可挡，又出人意外。
　　土改运动来了，父亲和那位小姐的家一下都成了批斗对象，那位小姐的父亲为了寻求庇护，让她嫁给了一位什么“革委会主任”。而父亲因为成分问题，一直讨不上媳妇，尽管父亲长得一表人才。
　　眼见父亲已年过三十尚没人提亲，有一好心的亲戚便把她村上的盲人姑娘介绍给了父亲，这就是我母亲。父母一共生养了包括我在内的三男一女四个孩子。
　　一间摇摇欲坠的茅草房子，一半用来放锅碗瓢盆，烧火做饭，一半铺了两张用芦苇编织成的席子用来当床，这就是我记事起看到的家。
　　由于母亲看不见，全家人的吃饭穿衣全靠父亲一个人挣工分。父亲起早贪黑，累得年纪轻轻就背驼了，还是无法挣够一家人的吃喝，更别提衣着了。
　　打我记事起，我家的饭常常是一锅子菜叶子和一些少得可怜的米粒，正长个子的我们兄妹，每顿能呼噜呼噜喝上几大碗，还是整天饿得肚子咕咕地叫。关于小时候的记忆，我最深切的就是饿。开春时，树上的榆钱、槐花，地上的各种小虫，能逮得到的各种小动物，甚至包括老鼠都曾成为我们的美食。逢年过节时，我曾跟着哥哥到坟头捡别人家的祭品吃。
　　母亲看不见给我们缝补衣服，我们四兄妹的衣帽鞋袜全仗着亲戚邻居的帮扶。我的一个姑姑在镇上上班，她不但把她的孩子穿小的衣服全送给了我们，还时不时地拿钱买回布料跟她的女儿——我的大表姐一起动手为我们做。
　　我们的棉衣和鞋子大都是姥姥做的，姥姥还时不时从家里做了吃食给我们送来，为此，姥姥没少挨舅母的呵斥，甚至责打。曾记得，有一年冬天，姥姥为我们姐弟几个一人做了一双鞋子，来给我们送的时候捎带着在篮子底下放了几个玉米面饼子，姥姥临出门时，舅母走过去一下抖开姥姥篮子上面遮盖着的毛巾，翻出下面的玉米面饼子，恶狠狠地骂道：“死老婆子！你要死呀！你整天顾念着你那瞎眼闺女一家，为他们做鞋、干活，对自己的孙男娣女却毫不关心也就罢了，还这么吃里扒外！这些都是我们的，不是你的，听见没？！狗东西，臭不要脸！”
　　舅母骂着还觉得不解气，干脆从柴门旁抄起一把撵牛棍朝姥姥劈头打来。姥姥一手挎着篮子，一手用手护着头。舅母停下棍子劈手从姥姥手里抢过篮子，一下撂出很远，嘴里骂着：“我叫你这个老不死的偷！”边骂边不住地打向姥姥的头、背、臀部、腿……
　　舅母打累了，才扔下棍子骂骂咧咧地走开了。姥姥浑身疼得摊在了地上。从此，姥姥再也不敢明里暗里照顾我们了。我不知道姥姥为此流了多少泪，我只知道姥姥的眼睛后来几乎哭瞎了。
　　那是一个大雪天，我穿着一双张嘴的鞋子走在雪地上。那是亲戚家的孩子穿小后送给我的，我从春天穿到夏天，再从秋天穿到冬天。一年中，春夏秋这三个时节，天气不太冷，我几乎都是赤脚，基本上不穿鞋子。为此，村里人戏称我们兄妹是“铁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练成“铁脚”都难呢！只有现在这样的冰天雪地，我才舍得穿那双鞋子，尽管我十分爱护它，穿着鞋子时，我从不玩那些男孩子喜欢的爬高摸低、费鞋子的游戏，但穿过一段时间，原本就是旧鞋子的它们，还是张嘴了。上学的路上，我路过村头柳婶的家门口时，她看到了我露在外面的冻得流着脓的脚后跟以及前面冻得红肿的脚趾头，我看见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明晃晃的东西，她叫住了我：“小三子，你过来。”
　　我走到她面前，她拉起我的手把我领到她家厨房，从锅里舀了一碗焖饭塞到我手里，说：“快吃吧，三子。”她用一种颤颤的声音说。接着，她弯腰用手柞了我的脚，然后，扭身进屋取出一双崭新的鞋子。等我吃完饭，她让我坐在用来烧饭坐的木头墩子上，用手轻轻地脱掉我那四处张嘴的鞋子，小心地给穿上那双新鞋子，一直穿一直问我是否弄疼了我的脚伤。柳婶为了不至于弄疼我的伤脚，费了好长时间才帮我穿好新鞋子。边说让我试试还合脚不，边进屋取了针线，把我那双开了多个口子的鞋子慢慢缝上。
　　柳婶塞给我的那碗焖饭的香呀，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柳婶送我新鞋子，为我缝旧鞋子的口子时，那种认真、心疼的神情我也永远忘不了。
　　虽然我们兄妹的衣服都是镇上的姑姑管，但衣服破个洞啊，开个缝啊什么的，还是只能那么穿着。
　　七岁的时候，我上村小学了。
　　我和哥哥姐姐们的学费都是镇上的姑姑姑父接济的。学习用具一样也没有买。下课时，我就捡拾同学们扔掉的废纸，上课时，用来当本子写字、算题。我的文具盒是我到卫生所讨来的写着“硫酸庆大霉素”的针剂纸盒。铅笔是从教室的土地上捡拾同学们扔弃的几乎握不住了的短笔头。
　　我最喜欢捡拾到那些带橡皮擦的铅笔了，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把那些用来包裹橡皮的薄铁皮用牙齿咬掉，而利用下面的那截铅笔了。这样的铅笔可用的往往比没有带橡皮的多。
　　尽管我破破烂烂的衣服和寒酸得常常捡废纸和铅笔头的举动常常引得老师和同学们看不起的目光，但只要能让我上学读书，我就很满足了。我渴望着我能像邻居大哥哥一样将来考上大学，走出这个另类的家庭，远离这个贫穷、落后、让我自卑得总觉得抬不起来的小山村。然而，我的美好的上学梦仅仅持续了三年。
　　上学后最让我尴尬的事就是我的裤子总是开档。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因为裤子开着档而不敢出去玩，去上厕所时也是等同学们都上完，快该上课时我才快速地跑去厕所，匆匆地撒一泡尿，逃也似的回到座位上。
　　那是我刚升上四年级时。我的裤子上照例有好几道缝和破洞。至于膝盖和髋那儿的洞和缝，尚可不以为意，要命的是我的裤裆扯开了一道大缝！
　　下课后，看着同学们生龙活虎地玩各种游戏，我只有按捺着自己那呼呼窜的兴奋，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装作看书，心却一刻不停地追着同学们玩的那些什么中国打老日啊，抓汉奸汪精卫啊等等我喜欢的男孩子们玩的刺激性的游戏。
　　如果说这些还能忍耐的话，那么当尿意来了，我真是急得头冒汗，也不敢轻易走出去上厕所。我在等，等着上课铃声响过，我趁同学们往教室进的时候，我好趁机窜进厕所，去把我肚子里憋着的，以及心里憋着的，统统释放出去，你不知道，释放完的那一刻，我有多么轻松！
　　那天，照例是我在憋着一泡尿，同时还有那一肚子的委屈。上课铃声就像冲锋的号角，让我一下子冲向厕所。情急之中，我迎面撞上了一个正往教室走的女同学身上，惯性使她一下仰八叉跌倒了。她的一声尖叫一下就让正往教室走的同学们止住了脚步，同学们都围住了我。我感觉我的脸烧得厉害，一定红极了。我下意识地用手捂我的裆部。这一捂不打紧，反而一下把同学们的注意力引向了那里。被撞的女同学被同学们扶了起来，一边哭一边骂我：“小地主！想死呀！你这个穷鬼！小地主！”
　　地主，在那个讲究作风问题的年代，应该是最恶毒的咒骂了。
　　当她的目光移向我的手那儿时，不由又一声更响亮的尖叫，干脆喊着跟她这个年龄还不太相称的“流氓”二字。跟着，边上的女同学也都骂我“流氓”。
　　 “我……我……我……”我涨红着脸“我”了半天也没讲出一个字。
　　我的班主任那像钳子一样的手捏住了我的肩膀，他把我带到了那个简易的公共办公室。
　　他问我怎么了时，眼睛却盯着我的裆部看，眼神里有一种令人心寒的鄙夷。当然这是我长大后总结出来的，那时只觉得怕，只觉得我大概要被开除了，因为我本来就因为平时的穷酸相被老师看不起。
　　办公室里除了三个男老师外，还有两个女老师，女老师们瞅我的样子，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就像面对一个十恶不赦的流氓恶棍，她们递给我的班主任的眼色是：“此恶棍当除，以免后患。”
　　班主任没有问询我委屈的泪水，只是别有意味地对我说：“小小年纪，咋就不学好呢？”
　　这件事发生后，我只在学校里勉强待了两天，就实在待不下去了。从同学到老师，他们的眼光一样的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仿佛我真的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恶棍流氓，仿佛我真是个十恶不赦的败类。
　　清楚地记得，那是个傍晚。
　　同学们都放学回家了。我一个人坐在我的座位上，傻傻地想了很多，我怨自己命苦，如果不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如果不是有个瞎眼母亲，如果不是我慌慌张张撞上那个女同学，如果老师肯听我解释，如果……要是有这么些如果，我怎么会这么早就结束了我的上学梦呢？我一遍一遍地抚摸着我心爱的课桌，甚至一遍又一遍地用嘴去亲吻它，我在心里说：“别了，我心爱的课桌。”
　　终于，我恋恋不舍地走出了教室。
　　暗红色的夕阳给世界披上了一抹轻纱，我穿行在这飘忽的轻纱里，一如踏上了我飘忽的人生。
　　
　　 二、爱·婚姻
　　（1）
　　辍学后，因为我年龄还太小，不会像大人一样到生产队劳动，就被安排到生产队里放牛。我每天对着学校的方向想象着同学们坐在教室里读书识字的情形，心里无比羡慕，我甚至期盼着有人能来叫我再去上学。
　　几年后我做得动生产队派给的活计时，就到生产队里挣工分。
　　时间，从来不会因你的生活不如意或者你还没有准备好就停下一分钟的脚步。
　　转眼，我就十八岁了。父亲就在这年去世了。十八岁的我不得不扛起家的重担，想办法跟哥哥们一起到工厂里挣钱养家，准备自己娶媳妇的钱。
　　没有文化的人讨生活真是不易啊！在工厂里我不得不干些又重又脏却挣钱不多的活儿。
　　转眼，村里跟我同龄的小伙子都娶上了媳妇，很快又抱上了孩子。而我和二哥的媳妇的事还从来没人提起过。
　　我二十三岁那年，一个好心的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孩李梅。
　　那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呀！三角眼，凸额头，黝黑的脸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小豆子，整个人长得五大三粗的，站在那里，黑塔一般。想年轻时的我也算帅小伙一名呢，像这样的我怎能看得上眼。但是，经不住亲戚的左劝右说。亲戚说：“你想想，你家无半间房，你们现在住的还是村里当初帮你们盖的，没有父亲，一个瞎老母，你还想要啥样的？”亲戚的话说得我蔫蔫的，我在心里劝自己认命吧，答应跟她交往。三个月后，我们商定结婚，李梅说她别的条件没有，只有一条，那就是必须用主房的两间做婚房，否则就吹。
　　这时，我二哥也跟他女朋友商量结婚，原本他答应让出主房的两间，搬到简易的厢房，他女朋友却在我结婚的前三天忽然变卦了，非要用两间主房作他们的婚房，否则就退婚。我跟二哥商量，二哥两手一摊，说：“她要这样，我有什么办法？”那一刻，我明白了二哥是不可能让出两间主房的，只有我做出让步了，毕竟二哥比我年龄大，他更需要赶紧成家呀！就这样，我女朋友因此坚决退婚了。
　　这一次婚事真是让我心灰意冷啊！
       后来，我因姑父的介绍在县城的建筑公司当搬运工。由于条件便利，我每天下班后都跟公司里的一帮工友到舞厅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