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情

      中国和越南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在越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革命斗争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几乎是倾其所有，给予了全面无私的支援和帮助。因此，越南人民把中国视为可靠的后方，胡志明主席曾把两国人民的友谊比作“同志加兄弟”。然而，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两国之间却发生了一场不该发生又难以避免的、持续了10年之久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爆发，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

    背景之一：中苏交恶。当时，苏联一方面在中国北方边境陈兵近百万达44个师，给我国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实施南下战略，从战略上包围我国。为了控制我国，需要越南作为帮凶和打手，需要越南的机场和港口作为它的海空军事基地。1978年6月29日，越南加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1978年11月3日越南与苏联签订了带有军事援助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苏联支持越南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扩张。据外电报道，1979年以来的5年多时间，苏联除了在政治上、外交上为越南撑腰打气外，向越南提供的军费开支达48亿美元，平均每天约300万美元。苏联还把大批军火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港口，用来屠杀柬埔寨人民和我国边民。1984年上半年，苏联在越南的军事顾问达3000多人，其中约1000人在柬埔寨、老挝进行各种军事活动，企图控制印度支那地区；其余约2000人在中越边境地区帮助越军对付我国。

    背景之二：中美建交。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中美建交公报》发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中美正式建交，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这是在美国政府接受中方提出的“断交、废约和撤军”建交三原则情况下取得的成果，是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也是我国与西方关系突破的标志性大事。中美建交使中国处于美苏之间的关键性制衡地位，使中国战略地位空前提高。这是苏联和越南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背景之三：越南入侵柬埔寨。越南当局妄图吞并柬埔寨和老挝，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实现其地区霸权的野心。其扩张政策在老挝已经见效，在柬埔寨则遇到了抵制（波尔布特柬共的拒绝）。于是从1977年起，越南当局在越柬边境地区不断进行军事挑衅和入侵行动。1977年9月，越军发动了第一次入侵攻势。1977年12月，发动了第二次攻势。1978年11月，越南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越南得到苏联的支持后于1978年12月25日全面发动了侵略柬埔寨战争，军事占领了柬埔寨全境，扶植了韩桑林伪政权。为长期吞并柬埔寨，越南当局从国内抽调大批干部和骨干，协助柬伪政府建立各级伪政权和组建武装力量。并加紧向柬埔寨和老挝移民，其中移入柬埔寨定居的越南人约有70万。民主柬埔寨是中国的盟友，越南入侵柬埔寨显然侵犯了中国的利益。中国透过向联合国的投票，仍承认红高棉政权为柬埔寨的合法政府。自从越南悍然出兵侵占柬埔寨以后，连续五届“联合国大会”都通过决议，谴责越南的侵略行径，要求它从柬埔寨撤军。然而越南当局无视国际社会的劝告，继续穷兵黩武。为了长期霸占柬埔寨，它频频发动旱季攻势，妄图一举消灭柬埔寨三方爱国武装力量，并且不断入侵泰国领土，威胁泰国的安全。

    背景之四：越南挑衅我领土领海主权。越南方面对中越边境的陆地、海洋提出主权要求，宣布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屿纳入其版图范围，出兵继承了越南共和国（南越）对南沙群岛部份岛屿的占领，而此前越南（北越时期）则明确表示南海诸岛为中国领土。在陆地边境上不断挑起事端，单方面改变中越边界的标志，破坏国际列车停车点，蓄意制造边境流血事件，破坏两国边界问题谈判。1978年在越南人民军建军34周年之际，时任越军总参谋长的文进勇在贺词中把中国视为敌人，越军总政治部向团级单位下发的《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再次把中国作为假想敌。　

    背景之五：越南在国内大规模排华。1975年越南统一全国后,有计划有组织地排斥华侨、华人。他们没收华侨财产，把华侨赶入所谓“新经济区”。1977年开始在全国掀起排华高潮，把大批华侨驱赶出国，出境的华侨每人需交纳12两黄金。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简称联合国难民署）透露，仅在1979年4月分，越南当局在难民身上劫掠了2.4亿美元，1979年全年，越南当局发难民财可达30亿美元。从1977—1987年，据世界舆论估计，约有200多万难民离境，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在海上丧生或失踪。其中1978年至1979年是难民出逃的最高峰。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截至1985年2月），全世界约有印支难民153万。

    由此可见，中越边境地区的军事斗争不仅仅是我国与越南的边境斗争问题，而是一个坚持反对苏越大小霸权主义的原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的生存发展空间的大问题。面对南北夹击的险恶严峻形势，任何一个有骨气的主权国家都不会忍气吞声。我国发出的“声音”，就是选择了教训越南、“打狗震主”的自卫还击作战。

                                 二

    中越这场战争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全线反击时期，即1979年2月17日--3月16日的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对国际战略格局的调整，对中越两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沉重打击了苏越霸权主义

    苏联支持越南反华，反而被越南拖住了后腿，实力遭到削弱，难以承受巨额的战争费用，最终柬埔寨、阿富汗战事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不能不说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而苏联解体的一个结果是缓解了我国来自“北极熊”的威胁，这对我国的安全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由于我国施以巨大压力，越南吞并柬埔寨、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野心没能实现，最终被迫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越南穷兵黩武，两头作战，弄得焦头烂额，穷困潦倒，无法休养生息，国力日见空虚，浪费了10年大好时机，错过了起飞的大好机遇。越南有个资料说，战争使得越南北部工农业、教科文卫等方面的损失达90%以上。这虽然是攻击中国的夸大之词，但也从中说明战争确实重创了越南经济。

    在整个对越作战中，中国参战部队共毙伤俘越南人民军和其他武装人员64152人以上。

    （二）为我国赢得了改革发展的战略主动

    我国尽管在战争中消耗了很大的物力财力，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我们捍卫了国家的尊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由于这场战争，刺激了对外交流与合作。中美关系进入了近10年的黄金时期（直到1989年6月）。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向有利于我国的方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要改革开放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

    通过对越作战，邓小平同志摸清了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底牌，对于国际政治形势及发展趋势有了准确的把握，坚定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在我军对越作战尚在进行之中的1984年下半年，便果断地作出了裁军100万的决定，把过去准备打世界大战的路线彻底扭到了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为我国的发展和复兴赢得了战略主动。10年战争期间，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果的10年。这场战争为我国赢得了几十年的战略机遇期。

    （三）促进了我军建设的革命性转型

    战争是对我军的考察与检验，直接为我军下一步转型做了铺垫。我军建设在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以后，实行了战略性转变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教育训练摆到了战略位置，推进了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部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仗打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精。1979年作战，我军刚刚经历10年“文化大革命”，训练有素的部队和官兵少之又少，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去冲锋陷阵，凭着“人海战术”去攻城略地，虽然实现了我们国家“教训”霸权主义的政治目标，但是吃亏较多，代价太大；老山作战就今非昔比了，不论是炮战还是拔点，防守还是出击，多数战斗都很出色，失利较少。从人员伤亡情况来看，6年间我方共计阵亡1100多人、负伤3900多人，而越军伤亡则是我军的数倍（阵亡数可以统计双方的阵亡军人墓）。战火中锻炼成长了一批批军事人才，现在我军有作战经历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不少是从对越边境战场上打出来的。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就没有这批治军带兵的中坚；而一支由没有闻过战争硝烟味的和平兵组成的军队，很难想象它会出色地承担起保卫国家安全的重任。

   （四）解决了中越陆地边界问题

    2009年11月18日，中越陆地边界勘界文件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经过大致十年谈判、十年勘界，中越陆地边界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由于我们的自卫还击战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在解决边界问题上就比较主动，很好地维护了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过去你死我活的战场和杀机四伏的雷场，今天成了贸易活跃的商场和旅游观光的胜地。“以战止战”，可以这么说，这条和平安定的中越陆地边界是打出来的。

      通过对这场战争的回忆和总结，我们必须明确和坚定这样几个信念： 

   （一）我们反对战争，但我们不怕战争

    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有两句名言：“一反对，二不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成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待战争的基本立场。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主动发动战争，也不希望世界上发生战争。我们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上的争端。但是，如果我国的主权受到了侵犯，领土领海领空遭到了侵略，我们也决不会因为不希望打仗而害怕打仗，中国人民会在迫不得已、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还击，用战争争取和平、捍卫主权。

    面对可能发生的战争，领导要有霸气，国家要有骨气，军队要有士气。只有这样，“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战争的最高境界才可能实现。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赞奋斗不息》一书中，曾经用二战前夕的中国为“反面教材”来教育美国国民：

    “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沈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它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伟大的民族，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国际事务中起巨大的作用。”

罗斯福的话，对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一个警示。

   （二）尊重参战人员是国家民族的集体责任

    对外战争是国家行为，是维护国家意志和利益的最高手段，军人为国家利益奔赴战场，是军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个军人能为祖国参战，是体现军人价值十分难得的机遇。参战军人只是国民中的很少一部份，他们贡献的又是最宝贵的鲜血和生命。这是任何其他群体无法攀比的。所以周恩来总理说:“流血的比流汗的值钱”。我们的社会应该承认和尊重他们的特殊贡献，应当在战后给予他们一定的战争补偿，并且用法律条款固定下来，确保他们享受优惠待遇的合法权益。以此彰显参战军人的尊严、人民军队的尊严、国家的尊严，提高部队战斗士气，营造为国当兵光荣、为国参战更光荣、出国参战更加光荣的社会氛围，激励中华儿女为国献身的精神。

    决策者对战争对错负责，军人对战争胜负负责。从这个意义说，军人忠于使命、流血牺牲的行为都应该得到国家的肯定和褒扬。在这一方面，我们国家做得还不够到位，有的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甚至让人寒心。

    牺牲精神是一支军队的根本，不能牺牲和不敢牺牲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可言的，而要让军人义无返顾扑向死亡，就需要社会特别是执政党为其提供足够的精神支持。以美军为例，其为什么在金钱至上和个人主义的情况下仍然成为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很重要的是国家和社会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和价值的支持。

    比如，美军专门成立了一个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司令部，其天职就是兑现承诺：响应国家号召走上战场上的美国军人，不管活着还是死了，都要把他带回家。这就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们仍然到二战、越战、朝鲜战争的战场上寻找美军遗骸，为此不惜每年上亿美元的花费的动因所在。特别是每当发现一具遗骸，都置于棺椁覆盖国旗运回国内隆重下葬。

    他们这样做，其实是用死者教育活者：为祖国牺牲者，不管到何时都将受到应有的尊重。我所以几次上书或发表文章，提出建立国家军人公墓，同时建议修缮中国军人海外公墓，目的就是以此为人们提供一个向英雄下跪之地，一个净化心灵之所，进而激发出英雄气和牺牲精神。因为只有建设这样的载体，才能让牺牲变得耀眼，才能把精神变得富于质感。

   （三）以史为鉴才能真正珍惜和维系和平

    离我们最近的这场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由于二十多年的有意封存，已经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中国与越南已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两国执政党、政府和军队开展了全面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在公开场合重提这一段极不平凡的往事，会影响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好转；在公开场合宣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会伤害正在修复的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我觉得，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不可改变，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和正视它，才能总结和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一场付出了许多人宝贵生命的战争，更不能让它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正如我国没忘记西方列强过去对我国的侵略和掠夺，并不影响我国现在与这些国家的友好交往；没忘记我们过去与国民党的恩恩怨怨，并不影响我们现在和国民党之间的对话合作。中越之间也是这样，不回避曾经交恶交战的一页，正是为了让两国人民记住：战争是血腥的残酷的，我们要学会用和平的手段解决纠纷和冲突，努力争取两国永不再战。列宁有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只要不是捏造历史，歪曲历史，而是认真回顾历史，反思历史，中越之间才能真正接受教训，才能维系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才能让和平鸽的哨音永远响彻在两国乃至全人类的上空。

    我在一部反映老山作战的长篇纪实《1984高地》的“自序”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人们可以怀疑这场无奈的战争，但是决不能忘记忠于使命、流血牺牲的战士，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

   人们可以诅咒这场残酷的战争，但是决不能抛弃我们的爱国心、卫国志，她们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强国之魂。

    我仍然愿意把它作为这本书的开场白。

（说明：文中没有标明资料来源的我军伤亡数据和歼敌数据为作者个人统计，不代表官方资料，仅供参考。）

                                                      罗际明

                                                           2013年12月1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