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出来的胜利(下)
关于抗日
熬出来的胜利(下)
——感悟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历程
刘统
三、“百团大战”与“五一大扫荡”
“百团大战” 沉重打击华北日军
八路军走出太行山，在华北平原、山东建立根据地，扩充队伍，力量日趋壮大，成为敌后抗日战场的主力军。这是日本侵略者不能容忍的。一九三九年秋，多田骏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他意识到日军“如不及早采取措施，华北将成为中共的天下”。他制订了“囚笼政策”,企图彻底摧毁华北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
所谓“囚笼政策”,就是对根据地实施军事讨伐，大修铁路、公路和据点、碉堡,在平原地区修筑封锁沟,在山区采取并村和制造无人区，对根据地构成网状分割包围，然后发挥其交通工具的优势，分区扫荡。刘伯承指出:“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日本人进行的一项大工程，就是把阎锡山原来修的窄轨正太、同蒲铁路改成宽轨，与华北平原的平汉路并轨，实现了华北和山西铁路运行的一体化。在华北平原上修了纵横的高速公路网，把我军的根据地封闭在一个个“格子”里，确实给我军的机动和联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这时，正面战场的形势也很艰难。日军占领了华南，控制了全部海岸线，国军的外援基本断绝。一九四○年五月日军占领宜昌，封闭了三峡出口，开始对重庆狂轰滥炸。蒋介石处境极为艰难，希望八路军在后方作战，吸引部分日军，缓解正面战场的压力。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认为，八路军已发展到四十万人，具备了和日军决战的力量。他决定发动“百团大战”，给华北日军来个沉重打击。
“百团大战”不是集中兵力与日军进行会战，而是各部队就地展开破袭战。破坏同蒲、正太铁路和山西、河北的公路，以及矿山、车站等基础设施，拔掉日军的一些据点。大家早就憋着劲和日本鬼子干一场，部队的士气高昂。从八月二十日开始，八路军一百零五个团，二十余万人对华北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沿线敌军据点展开猛烈攻击，并动员百姓配合破路。一时间，山西、河北烽烟四起，杀声震天，日军措手不及，疲于应付。
但是，在攻击日军据点的战斗中，八路军付出了重大伤亡。十月二十九日，一二九师主力将日军一个大队五百余人包围在蟠龙镇以东关家垴。彭德怀亲临前线，志在必得。八路军对日军据点形成合围，展开攻击。日军依托防御工事顽强防御。天明后日军飞机向我军轮番轰炸扫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军没有火炮，仅凭轻武器攻坚，每占一个山包，都要同日军反复争夺。刘伯承师长见战斗打成胶着，部队伤亡很大，打电话问彭德怀是否放弃攻击。彭德怀向刘伯承下死命令：“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一二九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刘伯承只得硬着头皮打下去，激战至三十一日拂晓，歼敌四百余人。由于日军援兵到达，一二九师主动撤出战斗，残余的日军在援军接应下突围。
“百团大战”持续了三个半月，大小作战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消灭日伪据点两千九百九十三个。山西境内的铁路、隧道、车站被严重破坏，使日军相当一段时间不能恢复交通。但是八路军自己伤亡一万七千人，中毒两万余人。这是八路军在抗战期间打的规模最大的战役。成绩是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有力策应了正面战场。失误是全面暴露了我军实力，引起日军的高度重视，导致了后来残酷的大扫荡。
“五一大扫荡” 抗战期间八路军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一九四一年七月，日本军部免去多田骏的华北方面军总司令职务，由冈村宁次大将继任。冈村于一九一三年陆军大学毕业后来中国，从事情报和参谋工作。一九三二年八月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指挥进攻热河。一九三八年任日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武汉作战。一九四○年四月晋升陆军大将。冈村是中国通，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彭德怀对其评价很高。冈村上任后，对华北情况做了详细调查，巡视了一些重要战区。他认定要巩固日本在华北的统治，必先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长期的对峙不能结束战争，必须连续进攻，使八路军失去反抗能力，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他制订了《肃正作战实施纲要》，确定日军的重点是首先对冀东、冀中和山东进行“扫荡”,然后对太行山区及冀鲁豫地区进行“扫荡”，集中兵力消灭八路军的指挥机构。
在精心策划和调兵遣将后，冈村推出了他的“强化治安运动”计划。与前任不同之处是:由过去的军事进攻为主，变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总力战”。他将华北分为“治安区”（敌占区的城市、交通线及附近地区）、“准治安区”（八路军游击区和敌我争夺地带）及“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采取不同对策。在“治安区”建立伪政权和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控制。在“准治安区”大修封锁沟和碉堡，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深入活动，切断其与根据地的联系。对“未治安区”进行扫荡，实行野蛮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摧毁抗日根据地，袭击八路军的党政军领导机关。
从一九四一年八月中旬开始,冈村调集华北日军五个师团和伪军共七万多人,对我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平西两个军分区进行扫荡。为了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冈村称此次扫荡为“百万大战”。运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战术，企图对晋察冀军区、各军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进行包围,聚而歼之。
日军大扫荡的第一波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聂荣臻率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向阜平地区转移。日军五万人向阜平合围，九月一日晋察冀机关、学校七八千人被合围于阜平以北的狭窄地区内，处境十分危急。聂荣臻派侦察分队携带一部电台向东走，以军区呼号故意暴露目标，误导日军分兵向台峪合击。聂荣臻率部当晚西进四十公里到常家渠，隐蔽了五天。然后转移到平山县文玉地区，脱离险境。
一九四二年冈村宁次加大了扫荡力度，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同时突袭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造成八路军中心根据地的严重损失。
五月十九日，日军第四旅由平定、昔阳、井陉出动，第一一○师及八十一旅各一部由河北元氏、赞皇出动，二十四日控制了太行山峻极关（摩天岭）。第四旅进至辽县（今左权），与峻极关之敌会合。第三十六师和第三旅由西线的长治、武乡、辽县和东线的武安同时出动，集中力量，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完成了合围。五月二十四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在飞机支援下，以麻田为总目标，对合围圈内的八路军展开“向心大合击”。
八路军总部于五月二十三日开始转移。次日凌晨，虎头山、前阳坡、军寨等阵地都发生激烈的战斗。化装深入的日军挺进队在麻田发现了八路军首脑机关，引导多路日军向麻田方向合围。左权参谋长指挥警卫连两百多人顽强地抵御着两千多日伪军的轮番进攻。
五月二十四日总部机关趁黑夜转移，第二天队伍在辽县十字岭吃饭，突然受到日军的包抄袭击。被围的都是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的机关、学校和后勤单位，有几千人，多数人没有作战能力，四散溃逃。著名史学家李新当时就在队伍中，他回忆：
正在造饭的时候，我正拿着手提小洋铁桶打饭。这时，我看见彭总带着大约一个排的警卫员，从半山坡横着走过去了，他们不循路径，一直往前急走。我心中一紧，糟了，今天要出问题。忽然天上的飞机来了，而且开始轰炸，同时四面枪炮声大作。山腰路上的驮马被炸得滚滚而下，山洼里部队秩序大乱，各人径自奔逃。只要一颗炸弹下来，便有不少死伤，有的血肉横飞。我提着饭桶往山上跑，边走边吃，想努力爬上山顶，看个究竟，以便决定行动。
一抬头，看见左权将军在一排灌木旁边，像钢铁一样地立在那里。一面指挥战士们对敌射击，一面呼喊机关干部们向他手指的方向突围。我走近时，他大声喊道：“李新，快把背包扔了，往上走！向东！”我顺着山脊往上爬。山脊有路，可以跑得快些，但敌机不断轰炸，有些同志不敢往上跑，结果就没有突围出去。
在最危急的时刻，左权一边指挥警卫连阻击日军，一边督促彭德怀赶快转移，彭德怀脱险后，左权继续指挥机关人员的突围，坚守在十字岭上。一发炮弹落在左权身边，左权的头部、胸部、腹部都中了弹片。就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智勇双全的八路军高级将领不幸牺牲了。
这是抗战期间八路军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损失很大。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大扫荡，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都是最沉重的打击。党的基层组织也遭受严重破坏，多数无法公开活动。人民群众被杀被捕多达五万人。日军在冀中平原上修造据点、碉堡，挖封锁沟，昔日一马平川的冀中平原被分割成两千六百多个小块。变成了“抬头见岗楼,出门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
保存力量 集中各根据地优秀干部到延安
彭德怀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延安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曾深有感触地说：“冈村宁次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黎城、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共剩六个县城），根据地人口，一九四一年十月统计，只剩一千三百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国特大肆活动。”（《彭德怀传》，236页）
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只能暂时退却，保存力量。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抽调敌后大批干部来延安保留培养的决定》：
一、华北及华中各战略区域，在保持工作需要的最低条件下，应抽调大批干部送来延安保留培养。
二、保留培养干部的目的，不仅为了适应目前敌后的环境，同时也为着将来发展的需要。因此，应该坚决地选送质量好的干部。
把各根据地的优秀干部集中到延安，是什么意图呢？毛泽东告诉新四军的陈毅和饶漱石：“整个抗战尚需两年，要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就是胜利。”“根据中日战争形势，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根据地中一切工作应避免张扬，应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来尽量保存我之力量，以度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
根据中央命令，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兼苏北军区参谋长彭雄和八旅旅长田守尧一九四三年三月率十一名团以上干部赴延安。途中与日军巡逻艇遭遇，在激战中彭雄与船上全体干部壮烈牺牲。这场惨案震动延安。各根据地开始着力开辟秘密交通线，对干部实行一站站的接力护送。确有把握后，高级干部才能启程。到十一月，陈毅才离开江苏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经淮北、鲁南、冀鲁豫、太行根据地，一九四四年三月才到达延安。
四、熬过黑暗是黎明
“大扫荡”后 地道战全面发展
“五一大扫荡”之后，华北平原的抗日形势进入了低潮。日本鬼子、伪军、汉奸到处搜捕八路军留下的干部、战士和武器、粮食等物资，不断对原抗日根据地的村庄进行扫荡和清剿。在清晨或夜晚，几十或上百一伙的日伪军经常突然包围一个村庄，大搜大抢。他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发明了一种“剔抉清剿”的方法。每次清剿都是先抓青壮年男人，认为可能是八路的，就按以下方式严加盘查：
（一）问年月，凡答不上民国年号的就是八路。
（二）问党外问题都回答，问党内问题闭口不答的就是共产党。
（三）突然喊军队口令，凡立正或表情有变化者就是八路。
（四）扒开衣服看肩膀，扛枪的人有一层厚皮。一般老乡身上泥垢多，八路军身上清洁干净，腿上有打绑腿的痕迹。
（五）老百姓衣服破烂，八路干部衣服整洁。另外穿好鞋、带钢笔、牙刷和仁丹的都是八路干部。
（六）盘问时胆小害怕的是老百姓，从容镇定的是八路。
运用这些方法，敌人确实屡次得手。八路军的伤病员和隐蔽在村里的干部被抓去不少，我军转移时埋藏的武器、物资和粮食，也被敌人挖了出来。
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还能不能坚持抗日斗争？首先要学会保存自己。在冀中平原上,鬼子靠炮楼能把村庄、田野一览无余。四通八达的公路，鬼子的卡车往来奔驰。一个地方发生战斗，邻近的敌人很快就来增援。深深的封锁沟阻碍游击队的行动，夏天地里有青纱帐,还可以隐蔽，等秋后庄稼收完了，野外就不好躲藏。残酷的战争教育了人民，也充分调动了人民的聪明智慧。著名的地道战就是在那个时代产生出来的。
地道最早是在河北蠡县发展起来的。这里是鬼子“蚕食”扫荡的重点地区。村干部为了躲避敌人的突然袭击和追捕，就在荒郊野外过夜。冬天无处藏身，有人就在树林或坟地里挖个一丈多深的地洞，里面铺些柴草，干部夜里披件大衣在洞里睡觉。这种地洞只能藏一个人，大家管它叫“蛤蟆蹲”。
但是冬天洞里暖和外边冷，天亮时就从洞口往外冒白气，像一缕轻烟。在野外转悠的汉奸发现了,一些洞被敌人起开了。在野外蹲不住，只好又回村里来。在闲场、空院、牲口圈等地方挖洞,或在家里修夹壁墙、垒间密室,躲避敌人搜索。家里挖洞不好保密，敌人扫荡时，进村就拿铁条到处乱扎。发现洞里有人，抓出来轻则一顿痛打，重则抓走。还逼着找旁人家的洞，追问八路和粮食藏在哪里。这种单出口的洞很快就失去了效用。
后来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和清剿，群众发明了多口洞，家家相通，这就是初级的地道。有了多口洞，鬼子想抓人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一次,一个村干部被敌人抓住,敌人问他枪在哪里，他说：“没在手上,放在洞里了。”敌人用一条长绳绑着他的手,让他进洞去拿。他在洞里喊够不着,要敌人把绳子松一松。乘机挣脱绳索从别的洞口跑了。敌人等了半天，只拉上来一条空绳子。气得朝洞里打了几枪，丧气地走了。
“五一大扫荡”期间，定县北疃村的民兵和百姓钻进地道抗击敌人，结果被敌人施放毒气，牺牲了几百人。这给冀中军民一个血的教训：必须把地道改造成能运动、能打仗、能储存物资的多功能地道。大扫荡后的残酷环境，促进了地道战的全面发展。
于是，地道战在华北平原的村庄中普遍开展起来。各村百姓用自己的双手,在地下修起了四通八达、构造巧妙的地道网络。挖地道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个两百户的村庄,挖一条五百米长的地道,就要用全村三分之二以上的劳动力干整整一个月。到一九四四年冬，冀中区的地道总长度就达到了一万两千多公里。保定的冉庄地道、北京顺义的焦庄户地道至今保存完好，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我们的前辈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付出了何等辛劳的代价！
太平洋战争爆发 华北战场形势转变
就在敌后抗日进入最艰苦阶段时，形势又发生了变化。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一九四二年六月中途岛海战后，美军转入反攻。日军将战争重点转向南洋，不断从中国战场抽调日军主力。正面战场日军兵力严重不足，国军开始反攻。华北战场兵力锐减，守备日军十八岁以下的学生兵越来越多，完全没有作战经验。部队普遍编制不满，有的一个联队就差一百人。冈村宁次只能守摊，无力再发动新的攻势。共产党和八路军卷土重来，再次回到华北平原和山东，恢复根据地，开展积极主动的游击战。
此时的游击战，在形式和战术上都成熟很多。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主力部队的游击战遵循“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原则。将主力部队划分为灵活机动的小股武工队,深入敌后游击区开展斗争。扶起大量民兵游击小组,成为游击战的主要力量。华北的方针是“敌进我进”，就是进到敌占区去。敌人在我腹心区“扫荡”，我主力转移到外线。武工队去敌占区闹得个天翻地覆，端敌人的老窝，让敌占区没有一处安宁的地方。这样，敌人的“扫荡”、“蚕食”都不会成功，它只好回去“清乡”。“清乡”越清越不清，最后大多会变成两面派政权。
于是，武工队回到平原村庄，先镇压汉奸，震慑那些投靠鬼子的人，使他们不敢再为日本人做事。在敌人出入的必经路口,专门捕捉敌人派出的特务和侦探。这叫“猫捉老鼠”。吓得敌人不敢离开据点，鬼子要扫荡没有情报，要给养没人敢进村，在据点里干着急。与敌占区交界的民兵熟悉地形，在青纱帐期间袭击来回游动的日伪军。山东清河区一个庄的民兵在青纱帐里埋伏,用粪叉子叉住了三十多个敌人，这叫“太公钓鱼”。
八路军武工队与民兵密切配合,力量越来越壮大。一九四三年后，游击战日益活跃,从以往的小打小闹发展到围困据点,主动进攻敌人。例如,山东以联防区为单位,选择一个重点打击的据点，由各村轮流去骚扰敌人。一个村的民兵又分成若干组，从天黑闹到天亮。放枪、扔手榴弹，弄得敌人彻夜不安。渤海区董家据点的伪军在炮楼里哀求:“俺七天七夜都没睡好觉,叫俺歇一歇吧。”
山东根据地军民注重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普遍采用记“红黑点”的方式瓦解伪军。伪军人员谁做了一件好事,就给他记一个红点；谁干了一件坏事,就给他记个黑点。在对据点喊话时,经常公布情况,让伪军心里有数。对不接受警告的，找机会给予打击，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各区还争取伪军家属，经常找伪军家属开会，要她们劝说伪军反正。喊话时经常指名道姓，让某某伪军听听他家人的劝说。伪军最怕点名，家人的话比我们的宣传还管用。政治攻势的效果还是显著的。一九四三年山东共瓦解了伪军七千多人，还在伪军内部建立起一千多眼线。这使日军更加势单力薄，一天天走向衰败。
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前，华北战事不多，战场相对平静。利用这个时期，延安进行了整风和大生产，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组织，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各根据地也在发展生产，组织群众，巩固军队和游击队。这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抗战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四年底指出：“如果各地明年一年，用极大努力，在军民生产方面有一个普遍的高涨，由现在的克服困难，走向不久将来的丰衣足食，我们就能在经济上(粮食及日用品)胜过大后方及沦陷区，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在总结中共抗战的历史经验时，用了一个字：“熬”。这个字蕴含了丰富的内容。面对强敌，首先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不动摇、不退缩。然后还要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以弱胜强的战斗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在持久战中等待时局的变化，最后战胜侵略者。中共的游击战术，抗战期间上升为人民战争理论。在长期的战争中，实力弱的军队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关键是依靠人民。有了人民的支持配合，我们的军队才能生存下来，发展壮大。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战争，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我们。虽然中间会有很多艰难曲折，正义的一方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总结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开创新的事业，应付变化多端的局面，克服种种困难，依然有着借鉴的价值和深远的启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彭德怀传》，编写组，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回望流年》，李新著，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感悟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历程
刘统
三、“百团大战”与“五一大扫荡”
“百团大战” 沉重打击华北日军
八路军走出太行山，在华北平原、山东建立根据地，扩充队伍，力量日趋壮大，成为敌后抗日战场的主力军。这是日本侵略者不能容忍的。一九三九年秋，多田骏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他意识到日军“如不及早采取措施，华北将成为中共的天下”。他制订了“囚笼政策”,企图彻底摧毁华北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
所谓“囚笼政策”,就是对根据地实施军事讨伐，大修铁路、公路和据点、碉堡,在平原地区修筑封锁沟,在山区采取并村和制造无人区，对根据地构成网状分割包围，然后发挥其交通工具的优势，分区扫荡。刘伯承指出:“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日本人进行的一项大工程，就是把阎锡山原来修的窄轨正太、同蒲铁路改成宽轨，与华北平原的平汉路并轨，实现了华北和山西铁路运行的一体化。在华北平原上修了纵横的高速公路网，把我军的根据地封闭在一个个“格子”里，确实给我军的机动和联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这时，正面战场的形势也很艰难。日军占领了华南，控制了全部海岸线，国军的外援基本断绝。一九四○年五月日军占领宜昌，封闭了三峡出口，开始对重庆狂轰滥炸。蒋介石处境极为艰难，希望八路军在后方作战，吸引部分日军，缓解正面战场的压力。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认为，八路军已发展到四十万人，具备了和日军决战的力量。他决定发动“百团大战”，给华北日军来个沉重打击。
“百团大战”不是集中兵力与日军进行会战，而是各部队就地展开破袭战。破坏同蒲、正太铁路和山西、河北的公路，以及矿山、车站等基础设施，拔掉日军的一些据点。大家早就憋着劲和日本鬼子干一场，部队的士气高昂。从八月二十日开始，八路军一百零五个团，二十余万人对华北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沿线敌军据点展开猛烈攻击，并动员百姓配合破路。一时间，山西、河北烽烟四起，杀声震天，日军措手不及，疲于应付。
但是，在攻击日军据点的战斗中，八路军付出了重大伤亡。十月二十九日，一二九师主力将日军一个大队五百余人包围在蟠龙镇以东关家垴。彭德怀亲临前线，志在必得。八路军对日军据点形成合围，展开攻击。日军依托防御工事顽强防御。天明后日军飞机向我军轮番轰炸扫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军没有火炮，仅凭轻武器攻坚，每占一个山包，都要同日军反复争夺。刘伯承师长见战斗打成胶着，部队伤亡很大，打电话问彭德怀是否放弃攻击。彭德怀向刘伯承下死命令：“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一二九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刘伯承只得硬着头皮打下去，激战至三十一日拂晓，歼敌四百余人。由于日军援兵到达，一二九师主动撤出战斗，残余的日军在援军接应下突围。
“百团大战”持续了三个半月，大小作战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消灭日伪据点两千九百九十三个。山西境内的铁路、隧道、车站被严重破坏，使日军相当一段时间不能恢复交通。但是八路军自己伤亡一万七千人，中毒两万余人。这是八路军在抗战期间打的规模最大的战役。成绩是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有力策应了正面战场。失误是全面暴露了我军实力，引起日军的高度重视，导致了后来残酷的大扫荡。
“五一大扫荡” 抗战期间八路军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一九四一年七月，日本军部免去多田骏的华北方面军总司令职务，由冈村宁次大将继任。冈村于一九一三年陆军大学毕业后来中国，从事情报和参谋工作。一九三二年八月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指挥进攻热河。一九三八年任日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武汉作战。一九四○年四月晋升陆军大将。冈村是中国通，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彭德怀对其评价很高。冈村上任后，对华北情况做了详细调查，巡视了一些重要战区。他认定要巩固日本在华北的统治，必先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长期的对峙不能结束战争，必须连续进攻，使八路军失去反抗能力，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他制订了《肃正作战实施纲要》，确定日军的重点是首先对冀东、冀中和山东进行“扫荡”,然后对太行山区及冀鲁豫地区进行“扫荡”，集中兵力消灭八路军的指挥机构。
在精心策划和调兵遣将后，冈村推出了他的“强化治安运动”计划。与前任不同之处是:由过去的军事进攻为主，变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总力战”。他将华北分为“治安区”（敌占区的城市、交通线及附近地区）、“准治安区”（八路军游击区和敌我争夺地带）及“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采取不同对策。在“治安区”建立伪政权和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控制。在“准治安区”大修封锁沟和碉堡，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深入活动，切断其与根据地的联系。对“未治安区”进行扫荡，实行野蛮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摧毁抗日根据地，袭击八路军的党政军领导机关。
从一九四一年八月中旬开始,冈村调集华北日军五个师团和伪军共七万多人,对我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平西两个军分区进行扫荡。为了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冈村称此次扫荡为“百万大战”。运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战术，企图对晋察冀军区、各军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进行包围,聚而歼之。
日军大扫荡的第一波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聂荣臻率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向阜平地区转移。日军五万人向阜平合围，九月一日晋察冀机关、学校七八千人被合围于阜平以北的狭窄地区内，处境十分危急。聂荣臻派侦察分队携带一部电台向东走，以军区呼号故意暴露目标，误导日军分兵向台峪合击。聂荣臻率部当晚西进四十公里到常家渠，隐蔽了五天。然后转移到平山县文玉地区，脱离险境。
一九四二年冈村宁次加大了扫荡力度，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同时突袭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造成八路军中心根据地的严重损失。
五月十九日，日军第四旅由平定、昔阳、井陉出动，第一一○师及八十一旅各一部由河北元氏、赞皇出动，二十四日控制了太行山峻极关（摩天岭）。第四旅进至辽县（今左权），与峻极关之敌会合。第三十六师和第三旅由西线的长治、武乡、辽县和东线的武安同时出动，集中力量，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完成了合围。五月二十四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在飞机支援下，以麻田为总目标，对合围圈内的八路军展开“向心大合击”。
八路军总部于五月二十三日开始转移。次日凌晨，虎头山、前阳坡、军寨等阵地都发生激烈的战斗。化装深入的日军挺进队在麻田发现了八路军首脑机关，引导多路日军向麻田方向合围。左权参谋长指挥警卫连两百多人顽强地抵御着两千多日伪军的轮番进攻。
五月二十四日总部机关趁黑夜转移，第二天队伍在辽县十字岭吃饭，突然受到日军的包抄袭击。被围的都是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的机关、学校和后勤单位，有几千人，多数人没有作战能力，四散溃逃。著名史学家李新当时就在队伍中，他回忆：
正在造饭的时候，我正拿着手提小洋铁桶打饭。这时，我看见彭总带着大约一个排的警卫员，从半山坡横着走过去了，他们不循路径，一直往前急走。我心中一紧，糟了，今天要出问题。忽然天上的飞机来了，而且开始轰炸，同时四面枪炮声大作。山腰路上的驮马被炸得滚滚而下，山洼里部队秩序大乱，各人径自奔逃。只要一颗炸弹下来，便有不少死伤，有的血肉横飞。我提着饭桶往山上跑，边走边吃，想努力爬上山顶，看个究竟，以便决定行动。
一抬头，看见左权将军在一排灌木旁边，像钢铁一样地立在那里。一面指挥战士们对敌射击，一面呼喊机关干部们向他手指的方向突围。我走近时，他大声喊道：“李新，快把背包扔了，往上走！向东！”我顺着山脊往上爬。山脊有路，可以跑得快些，但敌机不断轰炸，有些同志不敢往上跑，结果就没有突围出去。
在最危急的时刻，左权一边指挥警卫连阻击日军，一边督促彭德怀赶快转移，彭德怀脱险后，左权继续指挥机关人员的突围，坚守在十字岭上。一发炮弹落在左权身边，左权的头部、胸部、腹部都中了弹片。就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智勇双全的八路军高级将领不幸牺牲了。
这是抗战期间八路军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损失很大。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大扫荡，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都是最沉重的打击。党的基层组织也遭受严重破坏，多数无法公开活动。人民群众被杀被捕多达五万人。日军在冀中平原上修造据点、碉堡，挖封锁沟，昔日一马平川的冀中平原被分割成两千六百多个小块。变成了“抬头见岗楼,出门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
保存力量 集中各根据地优秀干部到延安
彭德怀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延安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曾深有感触地说：“冈村宁次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黎城、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共剩六个县城），根据地人口，一九四一年十月统计，只剩一千三百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国特大肆活动。”（《彭德怀传》，236页）
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只能暂时退却，保存力量。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抽调敌后大批干部来延安保留培养的决定》：
一、华北及华中各战略区域，在保持工作需要的最低条件下，应抽调大批干部送来延安保留培养。
二、保留培养干部的目的，不仅为了适应目前敌后的环境，同时也为着将来发展的需要。因此，应该坚决地选送质量好的干部。
把各根据地的优秀干部集中到延安，是什么意图呢？毛泽东告诉新四军的陈毅和饶漱石：“整个抗战尚需两年，要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就是胜利。”“根据中日战争形势，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根据地中一切工作应避免张扬，应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来尽量保存我之力量，以度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
根据中央命令，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兼苏北军区参谋长彭雄和八旅旅长田守尧一九四三年三月率十一名团以上干部赴延安。途中与日军巡逻艇遭遇，在激战中彭雄与船上全体干部壮烈牺牲。这场惨案震动延安。各根据地开始着力开辟秘密交通线，对干部实行一站站的接力护送。确有把握后，高级干部才能启程。到十一月，陈毅才离开江苏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经淮北、鲁南、冀鲁豫、太行根据地，一九四四年三月才到达延安。
四、熬过黑暗是黎明
“大扫荡”后 地道战全面发展
“五一大扫荡”之后，华北平原的抗日形势进入了低潮。日本鬼子、伪军、汉奸到处搜捕八路军留下的干部、战士和武器、粮食等物资，不断对原抗日根据地的村庄进行扫荡和清剿。在清晨或夜晚，几十或上百一伙的日伪军经常突然包围一个村庄，大搜大抢。他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发明了一种“剔抉清剿”的方法。每次清剿都是先抓青壮年男人，认为可能是八路的，就按以下方式严加盘查：
（一）问年月，凡答不上民国年号的就是八路。
（二）问党外问题都回答，问党内问题闭口不答的就是共产党。
（三）突然喊军队口令，凡立正或表情有变化者就是八路。
（四）扒开衣服看肩膀，扛枪的人有一层厚皮。一般老乡身上泥垢多，八路军身上清洁干净，腿上有打绑腿的痕迹。
（五）老百姓衣服破烂，八路干部衣服整洁。另外穿好鞋、带钢笔、牙刷和仁丹的都是八路干部。
（六）盘问时胆小害怕的是老百姓，从容镇定的是八路。
运用这些方法，敌人确实屡次得手。八路军的伤病员和隐蔽在村里的干部被抓去不少，我军转移时埋藏的武器、物资和粮食，也被敌人挖了出来。
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还能不能坚持抗日斗争？首先要学会保存自己。在冀中平原上,鬼子靠炮楼能把村庄、田野一览无余。四通八达的公路，鬼子的卡车往来奔驰。一个地方发生战斗，邻近的敌人很快就来增援。深深的封锁沟阻碍游击队的行动，夏天地里有青纱帐,还可以隐蔽，等秋后庄稼收完了，野外就不好躲藏。残酷的战争教育了人民，也充分调动了人民的聪明智慧。著名的地道战就是在那个时代产生出来的。
地道最早是在河北蠡县发展起来的。这里是鬼子“蚕食”扫荡的重点地区。村干部为了躲避敌人的突然袭击和追捕，就在荒郊野外过夜。冬天无处藏身，有人就在树林或坟地里挖个一丈多深的地洞，里面铺些柴草，干部夜里披件大衣在洞里睡觉。这种地洞只能藏一个人，大家管它叫“蛤蟆蹲”。
但是冬天洞里暖和外边冷，天亮时就从洞口往外冒白气，像一缕轻烟。在野外转悠的汉奸发现了,一些洞被敌人起开了。在野外蹲不住，只好又回村里来。在闲场、空院、牲口圈等地方挖洞,或在家里修夹壁墙、垒间密室,躲避敌人搜索。家里挖洞不好保密，敌人扫荡时，进村就拿铁条到处乱扎。发现洞里有人，抓出来轻则一顿痛打，重则抓走。还逼着找旁人家的洞，追问八路和粮食藏在哪里。这种单出口的洞很快就失去了效用。
后来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和清剿，群众发明了多口洞，家家相通，这就是初级的地道。有了多口洞，鬼子想抓人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一次,一个村干部被敌人抓住,敌人问他枪在哪里，他说：“没在手上,放在洞里了。”敌人用一条长绳绑着他的手,让他进洞去拿。他在洞里喊够不着,要敌人把绳子松一松。乘机挣脱绳索从别的洞口跑了。敌人等了半天，只拉上来一条空绳子。气得朝洞里打了几枪，丧气地走了。
“五一大扫荡”期间，定县北疃村的民兵和百姓钻进地道抗击敌人，结果被敌人施放毒气，牺牲了几百人。这给冀中军民一个血的教训：必须把地道改造成能运动、能打仗、能储存物资的多功能地道。大扫荡后的残酷环境，促进了地道战的全面发展。
于是，地道战在华北平原的村庄中普遍开展起来。各村百姓用自己的双手,在地下修起了四通八达、构造巧妙的地道网络。挖地道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个两百户的村庄,挖一条五百米长的地道,就要用全村三分之二以上的劳动力干整整一个月。到一九四四年冬，冀中区的地道总长度就达到了一万两千多公里。保定的冉庄地道、北京顺义的焦庄户地道至今保存完好，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我们的前辈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付出了何等辛劳的代价！
太平洋战争爆发 华北战场形势转变
就在敌后抗日进入最艰苦阶段时，形势又发生了变化。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一九四二年六月中途岛海战后，美军转入反攻。日军将战争重点转向南洋，不断从中国战场抽调日军主力。正面战场日军兵力严重不足，国军开始反攻。华北战场兵力锐减，守备日军十八岁以下的学生兵越来越多，完全没有作战经验。部队普遍编制不满，有的一个联队就差一百人。冈村宁次只能守摊，无力再发动新的攻势。共产党和八路军卷土重来，再次回到华北平原和山东，恢复根据地，开展积极主动的游击战。
此时的游击战，在形式和战术上都成熟很多。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主力部队的游击战遵循“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原则。将主力部队划分为灵活机动的小股武工队,深入敌后游击区开展斗争。扶起大量民兵游击小组,成为游击战的主要力量。华北的方针是“敌进我进”，就是进到敌占区去。敌人在我腹心区“扫荡”，我主力转移到外线。武工队去敌占区闹得个天翻地覆，端敌人的老窝，让敌占区没有一处安宁的地方。这样，敌人的“扫荡”、“蚕食”都不会成功，它只好回去“清乡”。“清乡”越清越不清，最后大多会变成两面派政权。
于是，武工队回到平原村庄，先镇压汉奸，震慑那些投靠鬼子的人，使他们不敢再为日本人做事。在敌人出入的必经路口,专门捕捉敌人派出的特务和侦探。这叫“猫捉老鼠”。吓得敌人不敢离开据点，鬼子要扫荡没有情报，要给养没人敢进村，在据点里干着急。与敌占区交界的民兵熟悉地形，在青纱帐期间袭击来回游动的日伪军。山东清河区一个庄的民兵在青纱帐里埋伏,用粪叉子叉住了三十多个敌人，这叫“太公钓鱼”。
八路军武工队与民兵密切配合,力量越来越壮大。一九四三年后，游击战日益活跃,从以往的小打小闹发展到围困据点,主动进攻敌人。例如,山东以联防区为单位,选择一个重点打击的据点，由各村轮流去骚扰敌人。一个村的民兵又分成若干组，从天黑闹到天亮。放枪、扔手榴弹，弄得敌人彻夜不安。渤海区董家据点的伪军在炮楼里哀求:“俺七天七夜都没睡好觉,叫俺歇一歇吧。”
山东根据地军民注重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普遍采用记“红黑点”的方式瓦解伪军。伪军人员谁做了一件好事,就给他记一个红点；谁干了一件坏事,就给他记个黑点。在对据点喊话时,经常公布情况,让伪军心里有数。对不接受警告的，找机会给予打击，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各区还争取伪军家属，经常找伪军家属开会，要她们劝说伪军反正。喊话时经常指名道姓，让某某伪军听听他家人的劝说。伪军最怕点名，家人的话比我们的宣传还管用。政治攻势的效果还是显著的。一九四三年山东共瓦解了伪军七千多人，还在伪军内部建立起一千多眼线。这使日军更加势单力薄，一天天走向衰败。
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前，华北战事不多，战场相对平静。利用这个时期，延安进行了整风和大生产，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组织，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各根据地也在发展生产，组织群众，巩固军队和游击队。这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抗战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四年底指出：“如果各地明年一年，用极大努力，在军民生产方面有一个普遍的高涨，由现在的克服困难，走向不久将来的丰衣足食，我们就能在经济上(粮食及日用品)胜过大后方及沦陷区，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在总结中共抗战的历史经验时，用了一个字：“熬”。这个字蕴含了丰富的内容。面对强敌，首先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不动摇、不退缩。然后还要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以弱胜强的战斗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在持久战中等待时局的变化，最后战胜侵略者。中共的游击战术，抗战期间上升为人民战争理论。在长期的战争中，实力弱的军队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关键是依靠人民。有了人民的支持配合，我们的军队才能生存下来，发展壮大。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战争，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我们。虽然中间会有很多艰难曲折，正义的一方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总结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开创新的事业，应付变化多端的局面，克服种种困难，依然有着借鉴的价值和深远的启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彭德怀传》，编写组，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回望流年》，李新著，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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