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我们永远也成不了杨绛的理由

文化大觀

 
 10个我们永远也成不了杨绛的理由
小史有礼了 反观




1.我们没有像杨绛那样生在知识分子世家，父亲又在美国、日本留学，又有文武双全担任京师高等建厂厅长和《申报》主笔的经历。

2. 我们没上过传说中数一数二的振华女中、清华，就算花很多钱去上私立学校，但应试教育还是离过去那种中西融汇又不丢传统的教育水平差太远了。

3. 我们都习惯了依靠美妆和 PS 来包装自己，却不能一键得来杨绛学贯中西、浑身散发的诗书锻造的气质。

4. 我们不敢理直气壮地做一个文学青年，担心钱途不好，但又没有像杨绛那样干一行爱一行，戏剧、散文、小说、译作无不涉及。

5. 杨绛没有娇小姐习性，为了给家里省钱自己动手做煤球。这对于习惯了享受物质便利的我们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不然你试试今天别开空调了？




6.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自己是不是有勇气，为了帮爱人洗白，要在千人大会上挨批斗。坚守真相还是屈服于强权，对于离开了文革时期的我们仍然是需要做出选择的问题。

7.我们没有超人的学习天赋，没法做到为了翻译《堂吉诃德》，专门学习西班牙语，还是国内第一个介绍这本书的译者，更别提她 103 岁还在创作。而我们连博客都不写了，呵呵。

8. 杨绛始终以赤子之心看人生，说过像“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样牛逼闪闪的话。这在物质消费的今天已经难以再现，首先那帮锤子手机粉是不会同意的。

9. 杨绛始终跟人群是非保持距离，而我们这些高度依赖信息交换和社交媒体的人，一天不在朋友圈点 100 个赞都不算完成任务。

10. 杨绛这么牛，还是甘愿成为钱钟书背后的女人，晚年悉心服侍他，炖汤挑刺……而我们现代女性则越来越偏向于追求个人发展、喜欢叫外卖，而且就算我们想站在谁的背后也不行，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钱钟书了。

（来源：单向街书店）




杨绛：我们俩老了
文/杨绛

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我和锺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暮，苍苍茫茫中，忽然锺书不见了。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影踪。我喊他，没人应。只我一人，站在荒郊野地里，锺书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大声呼喊，连名带姓地喊。喊声落在旷野里，好像给吞吃了似的，没留下一点依稀仿佛的音响。彻底的寂静，给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也加深了我的孤凄。往前看去，是一层深似一层的昏暗。我脚下是一条沙土路，旁边有林木，有潺潺流水，看不清楚溪流有多么宽广。向后看去，好像是连片的屋宇房舍，是有人烟的去处，但不见灯火，想必相离很远了。锺书自顾自先回家了吗?我也得回家呀。我正待寻觅归路，忽见一个老人拉着一辆空的黄包车，忙拦住他。他倒也停了车。可是我怎么也说不出要到哪里去，惶急中忽然醒了。锺书在我旁边的床上睡得正酣呢。

我转侧了半夜等锺书醒来，就告诉他我做了一个梦，如此这般;于是埋怨他怎么一声不响地撇下我自顾自走了。锺书并不为我梦中的他辩护，只安慰我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

是的，这类的梦我又做过多次，梦境不同而情味总相似。往往是我们两人从一个地方出来，他一晃不见了。我到处问询。无人理我。我或是来回寻找，走入一连串的死胡同，或独在昏暗的车站等车，等那末一班车，车也总不来。梦中凄凄惶惶，好像只要能找到他，就能一同回家。

锺书大概是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

一九三五年七月，锺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

锺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我们仨”

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Mr．King)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锺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锺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牛津大学的秋季始业(MichaelmasTerm)在十月前后。当时还未开学。我们下船后曾在伦敦观光小住，不等学期开始就到牛津了。锺书已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人埃克塞特(Exeter)学院，攻读文学学士(B．Litt)学位。我正在接洽入学事。我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HomeStudents)，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学额已满，要入学，只能修历史。我不愿意。

我曾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美国韦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vCollege)的奖学金，因为奖学金只供学费。我的母校校长以为我傻，不敢向父亲争求。其实我爸爸早已答应我了。我只是心疼

爸爸负担重，他已年老，我不愿增加他的背累。我指望考入清华研究院，可以公费出国。我居然考上了。可是我们当时的系主任偏重戏剧。外文系研究生没一个专攻戏剧。他说清华外文系研究生都没出息，外文系不设出国深造的公费学额。



“我们俩”在赴英国留学的船上

其实，比我高一级的赵萝蕤和我都是获得奖学金的优秀生，而清华派送出国的公费生中，有两人曾和我在东吴同学，我的学业成绩至少不输他们，我是获得东吴金钥匙奖的。偏我没出息?我暗想：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做培养对象呢。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觉得很不服气。既然我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锺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可是牛津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我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锺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让我借光的了。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Bodleian)自习。

老金家供一日四餐——早餐、午餐、午后茶和晚餐。我们住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窗临花园，每日由老金的妻女收拾。我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我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我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我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年轻时的钱钟书和杨绛

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我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我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清静。我为自己定下课程表，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学期开始后，锤书领得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两条黑布飘带。他是我国的庚款公费生，在牛津却是自费生(Commoner)。自费的男女学生，都穿这种黑布背心。男学生有一只硬的方顶帽子，但谁都不戴。领奖学金的学生穿长袍。女学生都戴软的方顶帽子。我看到满街都是穿学生装的人，大有失学儿童的自卑感，直羡慕人家有而我无份的那件黑布背心。

牛津大学的大课，课堂在大学楼;锺书所属学院的课，课堂借用学院的饭厅，都有好些旁听生。我上的课，锺书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课。他最吃重的是导师和他一对一的课。我一个人穿着旗袍去上课，经常和两三位修女一起坐在课堂侧面的旁听座上，心上充满了自卑感。

锺书说我得福不知。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课程。我看了，自幸不在学校管辖之下。他也叫我看看前两届的论文题目。这也使我自幸不必费这番功夫。不过，严格的训练，是我欠缺的。他呢，如果他也有我这么多自由阅读的时间，准会有更大的收获。反正我们两个都不怎么称心，而他的失望更大。




牛津有一位富翁名史博定(H．N．Spalding)。据说他将为牛津大学设立一个汉学教授的职位。他弟弟K.J．Spalding是汉学家，专研中国老庄哲学。K．J．是牛津某学院(BrazenoseCoLlege)的驻院研究员(FellowDon)。富翁请我们夫妇到他家吃茶，劝锺书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改行读哲学，做他弟弟的助手。他口气里，中国的奖学金区区不足道。锺书立即拒绝了他的建议。以后，我们和他仍有来往，他弟弟更是经常请我们到他那学院寓所去吃茶，借此请教许多问题。锺书对于攻读文学学士虽然不甚乐意，但放弃自己国家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是决计不干的。

牛津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刚从贵族中学毕业的阔人家子弟，开学期间住在各个学院里，一到放假便四散旅游去了。牛津学制每年共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然后放假六周。第三个学期之后是长达三个多月的暑假。考试不在学期末而在毕业之前，也就是在入学二至四年之后。年轻学生多半临时抱佛脚，平时对学业不当一回事。他们晚间爱聚在酒店里喝酒，酒醉后淘气胡闹，犯校规是经常的事。所以锤书所属的学院里，每个学生有两位导师：一是学业导师，一是品行导师(moraltutor)。如学生淘气出格被拘，由品行导师保释。锺书的品行导师不过经常请我们夫妇吃茶而已。

牛津还有一项必须遵守的规矩。学生每周得在所属学院的食堂里吃四五次晚饭。吃饭，无非证明这学生住校。吃饭比上课更重要。据锺书说，获得优等文科学士学位(B．A．Honours)之后，再吃两年饭(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硕士；再吃四年饭，就成博士。

当时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获得奖学金或领取政府津贴的。他们假期中也离开牛津，别处走走。唯独锺书直到三个学期之后的暑假才离开。

这在锺书并不稀奇。他不爱活动。我在清华借读半年间，游遍了北京名胜。他在清华待了四年，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去过。清华校庆日，全校游颐和园。锺书也游过颐和园，他也游过一次香山，别处都没去过。直到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上学，他北来看我，才由我带着遍游北京名胜。他作过一组《北游诗》，有“今年破例作春游”句，如今删得只剩一首《玉泉山同绛》了。

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锺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剪发

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当时上海流行的歌：

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

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

前门叫卖菜，

后门叫卖米。

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如：“杜米要伐?”)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粞不能过活。

（选自杨绛文集《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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