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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什么是“对联”

　　什么是“对联”，举例以明之，下举两例就是：

　　列为无产者；

　　宁不革命乎！

　　　　——邓小平撰写的对联

　　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

　　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朱德《题泸定桥》

　　这两副联，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好，是典型的优秀对联。

　　那么，像这样的对联是如何写成的，或者说，写成什样子，才算是对联，一两句话可说不清楚，就得费点事，详细谈谈啦。

　　怎么样谈法？开宗明义，首先得给“对联”下个定义，也就是讲讲对联是什么，它有什么特点；由此自然会引出第二个应该解释的问题来：它属于哪种学术范畴之内；接着会引出第三个问题：它是怎样发展和形成的。这三个问题有其连带性，我们在下面大致按以上三个问题的顺序，有连带地进行说明。

　　本节首先谈谈前两个问题。

　　对“对联”特点的认识

　　对联，是用汉字书写的（后来发展到也可用其他少数民族文字书写），悬挂或张贴在壁间柱上的两条长幅；要求两两相对。它的特点，大致有：

　　一、上下两个长条幅，字数必须相等，合成一副联，称为上联、下联。至于各联本身的字数则没有一定之规，从一个汉字到几百个汉字都可以。这就是说，上下联至少得各有一个汉字，多了呢？毫无限制。当然，常用的对联，上下联一般各在四个汉字到二十几个汉字左右。这是因为，上下联字数太少，就很不容易表达出完整的意思来；多了呢？能有那么多的话吗？对联对字数固然不限制，可是，笔者至今还没有见过上下联各两三千字的对联呢。这是从上下两联对文字的要求——字数无限制但上下联字数必须相等——来看。

　　二、承上而言，对一副对联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必须在上下联中把一个完整的意思表达出来。只要能做到能做到这一点，字数多少就可随意了。拿中国汉民族文化创造的若干诗歌体裁，如律诗、绝句来和对联对比，这一点就会很明显地表露出来：律诗和绝句，各用八句或四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若是把它们中对仗的两句，特别是律诗中的颔联和颈联抽出来，把它们写成对联，有时候还勉强凑合，有时候就不行。因为它们不是为作对联准备的，不见得能表现出作者希望表现的一种完整的意思，原来的完整的意思是要靠整首诗来整体表现的表现的呀！例如，拿一首挽诗和一副挽联对比，挽诗中的两句对偶句就未必能单独构成一副挽联——当然，在某种情况下也许能行——这就是它们之间存在的需要细心体察的精微区别之处。这是从要表现的内容的角度来看。

　　如上所述，上下联要共同表达出一个完整的意思，因而，从句式结构看，一般来说，上下联至少各有一个分句或词组，多则不限。当然，从句型结构方面看，上下联应该是对应的。

　　三、从修辞学角度看，构成对联基础的是对偶辞格。对偶辞格是汉语和汉字特有的一种辞格，它是把通常为两个（多则可为几个，如元代杂剧和散曲中常用的三或四个）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或基本相似的字、词、词组、句子并列，用来表现相关的意思的一种辞格。从内涵上说，它要求意义上的关联，也就是不能各说各的（特殊的如无情对另议）；从形式上说，它的基本要求是要对称；此外，它还要求音节上的和谐相对。对联，可以说是汉语修辞学对偶辞格发展到极端的产物。这就是说，一般来说，上下联不能构成上述内涵、形式、音节三方面的比较严格的对偶的，就不能算是对联，至少不能算是好对联。

　　四、对联的实用性很强。从某个角度看，对联是从古代私塾教学童“对对子”直接发展而来的。创作对联的基本功，还得从对对子练习起。可是，口头甚至书面练习对对子还不是对联。《分类字锦》、《巧对录》等类书与联话书籍所录的，大抵都是对子而非严格意义的对联。对联是一项综合性质的成品。一副对联，得为一个主题而创作出来，最好能书写下来，为张挂之用。它是为某种实用目的而创作的。而且，连张挂的形式也固定下来了：上联在左，下联在右。人们从对面看，则上联在右首，下联在左首。它们必须成对称形式，悬挂在相对的位置上。连载体形式也固定下来了：必须是两个完全相等的长条形字幅状。一般来说，别的形状如某种“蕉叶形对”，极为少见。特别是横幅不行。如我们有时见到的四合院中左右穿廊游廊之上，常嵌有相对的“东壁图书”、“西园翰墨”横幅，虽为工对，却只可算是两廊的横幅罢了。对联有经常悬挂在楹柱上的，特称“楹联”。后来，楹联发展成对联的一种文雅的称呼了。相对来说，对联便成为楹联的俗称。可是，抄录下来的对联词句只可称为“联语”。我们和大家一起讨论的，差不多都是联语，旁及一些对联的载体等。虽然有时也涉及对对子，但应说明：对对子，作为古代学习作文的一种基本功，是为作诗（特别是近体诗中的律诗及由之演化出的试帖诗）、写作骈文（包括八股文）等共同打基础，从对对子到写对联，只不过是近水楼台罢了。

　　对联是汉民族文化艺术的独特产物

　　对联。可以说是从汉族的民族传统文化派生出来的独特产物。惟有从中国的汉族文化中，才产生出完美的对联产品。这可以从民族传统——特别是深远的民俗传统方面，从语言文字方面，从文学和文章写作方面来观察。下面就从这三方面来说明。

　　一、先从汉族民族文化传统来看：观察自然与社会，可以看到，对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物现象。再观察汉族的民族性及其深厚文化积淀与传统，更可以看到，汉族是非常喜爱对偶的。

　　汉族认为，除了领导者是高高在上独立自主统率一切以外，其他都是以形成对立面即对偶形式为宜。汉族本民族古老的哲学思想，就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推演到六十四卦。但是，汉族的民族心理中，可又并不认为这个推演出来的模式是完美的：“未济终焉心缥缈，万事翻从阙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不过，在这个推演出的模式本身包容之中，却能看出是以对应形式为主的，这就说明汉族是看重和喜爱偶数的。同时，汉族更认为“数奇”是不吉利的。就连孤单在上的领导者也很危险，有成为“独夫”的可能。

　　汉族传统的建筑结构是四合院。各种大门，如殿门、辕门、院门等，全是两扇。陪衬正房的是东西厢房和两耳房。室内家具，也是一张桌子配两把太师椅。朝臣上朝，衙役站班，都分成两厢。这些都是民族心理在各方面的反映。可以说，汉族对对偶的喜爱，融汇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无所不在。

　　二、再从汉语与汉字的角度看，那可是从一开始就给对偶准备了最好的独一无二的载体条件。

　　汉语由单音节语素组成。由这样的语言载体构成的词汇，其中配合成对偶的能力是无限的。世界上诸多广泛使用的语言中，只有汉语具有这种天生的属对能力。绝妙处还在于，为了适用于记录汉语，汉字从其创制之始，就成为一种兼表形、音、义的单音节方块型文字：一个字代表语言里的一个音节，一般每个字又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定的意义（有的字还不止一种意义），由一定的笔画构成方块字形。这就像同类形状的积木或方砖，能搭成一堵堵整齐划一的墙那样，为它们两两相对搭配造成了基本条件。再看汉语的词、词组、句子的结构，也是相当整齐划一的。汉语词汇中的词，大部分是单音词和双音词，就是多音词，也是由一个个单音节构成的，同样很便于两两搭配。由这些词构成的词组和句子，其结构搭配方式不多，不外有：联合（并列）和偏正、动宾（包括使动和意动等变通用法）、动补，以及仅为记音的不可分割的连写（联绵词、音译词语等）等等。因其有上述的单音节方块字为组成基础，所以同结构形式的两两搭配也很容易。总的来说，汉语和汉字，从它的产生开始，就自然而然地给对偶创造了条件。在世界诸多语言文字中，这种特殊性质是其他语言文字所不具有的。日本从古代到近代，大力推行汉化文化，什么都向中国学，他们的优秀汉学家甚至具备写律诗和骈体文的能力，可是中国明代以下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对联，在他们那里没有流行起来。笔者以为，这是因为对联是汉语对偶修辞格发展到极端的产物，非汉语系统的人学习起来究竟太吃力了，不容易被普遍接受。而对联是一种社会性实用性极强的文体，需要得到社会上公众的认可与爱好。要想让日本人像中国人那样把对联当成一种人际关系交际工具，对于他们来说，恐怕是太吃力了。当然，在中国对联大流行的时代即明清两代，日本已经逐渐开始向西方学习了，这恐怕也是另一个社会原因吧。相对来说，那时候的朝鲜半岛地区还没有向西方学习的打算，仍然一心一意地面向中国，因而他们接受对联这项比较新鲜的人际交往工具，使用得相当普遍。

　　三、还可以从中国汉族汉字文化的文学和文章体裁与作法等方面来看。从古代留下的文学作品看，语言文字中的对偶现象早就自发地在使用了。例如：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

　　诲尔谆谆，听我藐藐。（《诗经·大雅·抑》）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楚辞·离骚》）

　　不仅在韵文中如此，就是在先秦的散文中也有大量的对偶句：

　　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漠》）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

　　可以看出，除了若干虚字的重复以外，上引诗文的作者似乎都在有意识地应用某些对偶形式，追求对比或排比效果。不过，这种方法只是在文章或谈话里隔三岔五参差错落地使用罢了。

　　如果说，在先秦诗文中，对偶辞格的句子和词组出现得还比较少，而且似乎带有自发的倾向；那么，发展到汉赋，使用对偶便是大量而自觉的了。例如：

　　臣之东邻，有一女子：云发风艳，蛾眉皓齿。颜盛色茂，景曙光起。……途出郑卫，道由桑中。朝发溱洧，暮宿上宫。……奇葩逸丽，淑质艳光。（司马相如《美人赋》）

　　于是发鲸鱼，铿华钟。登玉辂，乘时龙。凤盖飒洒，和鸾玲珑。……千乘雷起，万骑纷纭。……羽旄扫霓，旌旗拂天。……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班固《东都赋》）

　　南北朝到隋唐的辞赋，是以对偶为主要词句形式的骈四俪六的文体。可以说，这样的辞赋是直接继承汉赋，并使之在对偶方面进一步精密和熟练。一直到两宋的四六文都是按照这种方式发展。我们总的称这类文章为骈体文。我们当代人容易忽略而应被提请注意的是，骈体文从南北朝以下直到清代以至民国初年，应用非常广泛。特别是在政府公文和科举考试中，以对偶为主要文体特点的多种体裁的文章，使用得极为广泛。从广义上说，这些多种体裁都和骈体文关系密切，它们都可以算是骈体文大家族中的成员。

　　对骈体文和对联的关联，可以从下面几点来说一说。

　　一点是，承上而言，骈体文大家族对对联的影响极为巨大。广义地说，可以把对联看成骈体文大家族中的一个远房支属。对联是骈体文领域中在实用范围内的又一次扩展，是一次趋向精练化和精密化的极端的发展。

　　再一点是，也是承上而言，骈体文中，对偶的应用虽然是十分自觉而严格的，十分讲究的，但从汉赋起，也沿袭下来一些习惯性的不成文的格律准则。例如，对虚词，特别是起联系乍用的和表达语气的虚词，在对偶方面没有提出很高的要求；对人名相对和地名相对等要求也较低：

　　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

　　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庾信《哀江南赋序》）

　　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冯唐易者，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王勃《滕王阁序》）

　　这两种不太讲究而可以将就的写作方法，也影响了对联。这些我们还要在以后讲到。在这里只是说一说，用来证明对联受到的这方面的明显影响罢了。请看下面一副著名的为大肚弥勒佛所作的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

　　两个“之”字不对，可以允许。但是。因为对联是对偶文体中晚出的，越晚出就对对偶格式要求越严格，所以从全篇来说固然大部分是对偶的，但出现两个相同的虚字相对，终究被认为对仗不工。至于人名、地名的问题，一般说来，只要平仄调匀就行了，但是也追求工对，如“东方虬”对“西门豹”还不算太工，因为前两个字都是平声；“柳三变”对“张九成”才属工对呢。

　　根据前两小节作出的小结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对联是中国汉族在本民族的历史发展中，由自发到自觉地，根据汉语汉字的特点，采用了民族精神和物质文化的多种成果，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字体裁。

　　对联的一大特点是：人际关系性质极强。绝大部分对联是在公开的交际场合使用的。如，喜联、贺联、寿联，都具有特定的突出的交际和人际关系性质。就是机关行业联、名胜古迹联，甚至书房厅堂联等，也具有广泛的人际交流性质。以上是仅仅从对联的内容看。

　　若是从写成了的对联看，另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品。它集汉民族创造的书法、装裱（包括制纸、绢等）或小木作等多种工艺（如漆工、金属工艺等）于一身，最后悬挂出来的成品又成为室内外装饰艺术中的一种有机组成成分。

　　综合以上两点，从某种角度来看，对联堪称中国文化的一种综合性代表产品。从明清以来直到民国年间，对联在中国各阶层中，在各个场合，都大量使用，盛行不衰。解放后，多种对联如机关行业联、门联、室内装饰联（特别是解放前堂屋与客厅必挂的）等，随着时移俗易，慢慢地不再时兴。现在，在内地社会中，相对于佛寺、道观等宗教建筑和风景名胜内外等特殊地点的一般场合，作为交际、交流等人际关系和年节的点缀，只有春联、寿联、挽联等几种对联的使用频率还比较高。但是，上举三种对联，从悬挂的时间看，都比较短暂，春联较长，也就一年；从综合艺术的角度看，大体上都属于粗放型，挽联更是如此，两条白纸，挂完就烧。中国对联的综合代表性成品，恐怕还得多从长久悬挂的多种品类中去找。当然，从当前最具实用性的角度看，上举三种联是最常用的，因而也属于最重要的联种。

　　对联是文学作品吗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对联是“积极修辞”中“对偶”辞格发展到极端的产物，是汉语特别是汉字独具的表现形式之一种。它是汉语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等语言学科的综合实用性产品。所以，汉语语言学是无法不接纳对联进入自己的学术领域的。

　　从中国文学的角度看，固然对联的远亲，或者说是它的远祖，如我们前面讲到的骈文、近体诗，都是堂而皇之的出入于文学殿堂的。可是，对联呢，我们检阅《中国大百科全书》，会惊讶地发现，在语言学和中国文学两部分中，都没有对联这个条目。大约是这两家都以为对方会收容对联，最后是把它当成蝙蝠啦！

　　我们会发现，建议语言学接纳对联，可能不难。它缺少拒绝的理由。让文学界接待——姑且不说加入——对联这个品种，恐怕有人就有异议。理由是：有相当多的对联作品文学性质不强。很多人愿意把对联汇入“文娱活动”的类型中去，和“诗钟”、“灯谜”等归入一类。

　　当然，对联界的人，如中国楹联学会群公，就坚决主张对联和诗钟等都算是文学作品。中国楹联学会还挂靠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之下，这可是名正言顺的了。可是，我们更应该创作出大量的文学性质很强的对联作品来，让人们心服口服。最后实至名归，让《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新版中语言学和中国文学两部分都不能不收对联词条——像律诗、骈文那样。其实，就拿律诗和骈文这两种文体来说，形式上写得满合规矩的，有的文学气息可不一定浓厚。不过，人家可占了早就加入的便宜啦。那可是无数优秀文学作家给打下的江山啊！

第二节　对联与其他文学体裁的关联

　　我们在前一篇讲对联的文章中已经说过，中国汉文文学作品和古代流行的大量的各种体裁的文章中，使用对偶辞格作为一种重要修辞手段之处极多。在诸多的诗文体裁中，以精巧的对偶技巧作为主要的表现手段的，除了骈体文以外，就得属近体诗中的律诗了。一般都认为，骈体文和律诗，特别是律诗，就是对联的直系祖先。

　　骈体文中使用对偶的情况，上一篇中我们已经讲了不少。本篇主要说说近体诗特别是律诗中使用对偶的情况。

　　近体诗，特别是律诗，包括长律和试帖诗，在调平仄、押韵等方面要求很严格。特别强调应用对偶辞格于诗中，称为“对仗”。这些都是有一定之规的，总的称为“格律”。后来产生的词曲，也有自己独特的格律。关于格律，有许多专门的书籍讲述，例如王了一（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就是现代这方面的权威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们在下面讲对联作法时也要涉及一些，这里不再赘言。现在举几个对偶严整的例子，看一看唐诗中的对仗：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于灵。

　　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渺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这是一首唐代人应科举考试的试帖诗。按官方规定，在对仗方面要求极为严格。此诗中除了收尾两句可以不对因而未作对仗外，其他各句都是两两对仗。头两句对仗略有不工处，这是因为开头也容许不对之故。特别应该指明的是：骈体文中容许虚词可以不在对仗之列，这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了的，近体诗中却绝对不行。本来，在古体诗中采用对偶时，早就注意并相当严格地执行对仗中对任何词语都不加宽贷，而在近体诗中，则是自觉地作为重要格律之一条来执行。在各类诗文体裁中，近体诗在这一点上是最早自觉严格执行的，包括绝句中的对仗，一律遵照不误。个别的早期的作者如李白似天马行空脱羁绊，有时不太讲究对仗，以意境和气象取胜，那是不拘一格和别具一格。杜甫则在晚年“属对律切”，律诗的诗律在他手中最终定格成型。现在看几首杜甫的五律、七律和长律中的对仗部分，先看一首著名的五律中的前六句：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　○○●●○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　●●●○○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　○○●●○　（《春望》）

　　这六句形成三组对偶句，也就是对对仗。

　　我们在这里，在每个字的下一行对应处加上了平仄符号。“○”表示平声。“●”表示仄声。以后再遇到该标明平仄之处，特别是对联，我们一律用这两个符号，标在字词句的下一行。目的是提请读者注意：对仗要求平仄调谐，一般得在上联的用平声字处，下联要配仄声字。当然，容许在内容或其他方面认为必须采用不调谐的字词相对时，也可以平平或仄仄相对，但有条件以为限制，如“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就是。这一条是讲：上下联相对时，单数相对的字在平仄方面不调谐还能凑合，双数则不行。如果“犯”了，就是在某些按说非调谐不可之处也犯了毛病，应采用若干方法补救。这些方法也包含在格律之内。这些都留待以后再说。

　　必须说明：对对子和撰写对联时，每个字发音是平声还是仄声，乃是基本上根据唐代的诗韵，也就是唐朝人的发音。自唐代以下，创作诗文用韵，特别是近体诗调平仄，一直到当代，全都这样办。这种作法和科举考试作应制诗文又紧密联系起来，因而为了统一读法，每朝都公布钦定的韵书，以为准绳。最后一次全面地制定读法和押韵的韵部，是清代公布的《佩文诗韵》。从此以后，直到当代，调平仄和押韵读音大体上是按着《佩文诗韵》来的。这种作法直接影响了对联的作法。所以，为了使不太熟悉平仄的初学者慢慢地适应这种情况，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在所引的某些诗、词、曲和绝大多数对联的字词句下面加上平仄符号。再强调一下：平仄的标音是按诗韵，大致上是以《佩文诗韵》的平仄标音为准。

　　再看一首著名的七律中的前六句：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　●○○●●○○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　○●○○●●○

　　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　●○○●●○○　（《登高》）

　　这也是六句成三组对仗。头两句结尾是押韵的字，这对仗的两句同时也押韵了。注意：对联的上下联因为只有各一联，所以结尾的字必须一仄一平，而且以上联仄收下联平结为常规，就不能像律诗中前两句既押韵又对仗了。

　　再看一首《遏先主庙》，这是五言长律，除了开头和结尾名两句不对外，通首对仗工整。为了让一部分不熟悉诗韵平仄的读者有练习的机会，我们在这首诗各句之下没有添注平仄，请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加上吧。

　　惨淡风云会，乘时各有人。（注意：这两句不对仗）

　　力侔分社稷，志屈堰经纶。

　　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

　　杂耕心未已，欧血事酸辛。

　　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

　　锦江元过楚，剑阁复通秦。

　　旧俗存祠庙，空山立鬼神。

　　虚檐交鸟道，枯木半龙鳞。

　　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

　　闾阎儿女换，歌舞岁时新。

　　绝城归舟远，荒城系马频。

　　如何对摇落，况乃久风尘。

　　势与关张并，功临耿邓亲。

　　应天才不小，得士契无邻。

　　迟暮堪帷幄，飘零且钓缗。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结尾两句不对仗）

　　除了因只有上下两联而不必考虑押韵问题以外，调平仄、讲对仗等格律方面的问题，对联几乎全部继承律诗的格律及其作法，只是在字数和分句数目等方面更加灵活和多样化。准上所述，我们可以把律诗算作对联的直系源头，把骈体文当作对联的旁系远祖和经常来往的近亲。这样考虑，还在于能时刻提醒我们：要想学习和创作好对联，应该具备深厚的古典诗词根底和有关骈体文的基础知识。再说得具体一些，则是：

　　一要有较好的欣赏古典诗词的素养。还应阅读若干篇优秀的骈体文名篇，了解骈体文的大致作法，特别是它运用对偶等辞格的情况。

　　二要学会最起码的诗律，具备能初步运用的能力。所谓初步，指的是能调平仄和对对仗就行。

　　我们在这里点到了诗词中的词，其实还可包括一些散曲和古典剧曲及剧中的某些道白。它们也都是很注重运用对仗的。它们在宋代以下，特别是明清时期以至近现代，是和对联同步地在社会中发展的。彼此之间，在对仗的运用等方面互相影响。

　　词在这方面和对联的交流最为密切。词在创作中的一大特点是：词律对对仗的要求，在具体到某个词牌中时，有时并不太严格，往往没有非对仗不可的限定。可是许多词家却常常在不是非要对仗之处也对上了，可举下面的例子：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以上一和三两段分句，是李清照的《永遇乐》词中的句子；二和四两段则是辛弃疾所作同样词牌的词中的句子。它们中的前两个小句子，李用了对仗，辛则不用。随时随处注重使用对仗的作品，在词中触处即是，在潜移默化中会给创作对联的人以影响。更有一种在一个“领字”下字数相同的一组句子，按作词惯例，差不多都得用上对仗。例如周邦彦的词：

　　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

　　念月榭携手，露桥吹笛。（《兰陵王》）

　　这种句法及其对对仗的使用，除了如上述所说的给作对联的人以影响外，更直接提供一种句中自对的属对例证，特别为长联的撰写作出某种示范。至于曲，包括散曲和剧曲及其道白，应用对仗则更为灵活多变。明代著名曲家宁王朱权所著的《太和正音谱》中有“对式名目”一则，其中有云：

　　合璧对：两句对者是。连璧对：四句对者是。鼎足对：三句对者是。联珠对：多句对者是。隔句对：长短句对者是。鸾凤和鸣对：首尾相对，如《叨叨令》所对者是。

　　曲子是万人传唱的。经过“齐唱宪王新乐府”和“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那样的传播，这些曲子中的对偶词句，自然在无形中开拓了人们的对偶知识视野，丰富了属对技能技巧。下面也举两处著名的例子：

　　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这是一组合璧对）争名利何年是彻！

　　看（按：领字）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穰穰（按：即“闹嚷嚷”）蝇争血。（这是一组鼎足对）

　　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　（这是一组合璧对）

　　爱秋来时那些：（这是“领句”）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　（这是一组鼎足对）

　　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这是一组合璧对）

　　嘱咐我顽童记者：（这是领句）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这是一组合璧对）

　　这是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中的“离亭宴煞”。除了最后两个合璧对微嫌属对不工，其他的对仗，特别是鼎足对的对仗，都十分工整。

　　再看看元杂剧《西厢记》中的一阙名作《叨叨令》：

　　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

　　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

　　准备着被儿枕儿，只索昏昏沈沈的睡！

　　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招做重重叠叠的泪！

　　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这两句句式在《太和正音谱》中称为“叠句”）

　　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

　　除了那一组叠句，还有前后五个“鸾凤和鸣对”。

　　在同一社会里，各种诗文体裁间相互影响是必然的。对联的流行较晚，大致在明初到民国年间。词和曲虽然不是对联的源头，至少也算得上对联的大表亲。词和曲的文学艺术性都很强，表现得很明显。撰写近体诗，特别是律诗，特别是七言律诗，只要对仗工整，诗味儿差点还对付了；写词，艺术性形象性差，马上就显露出不行来啦。前者像个硬壳皮箱，里头没有什么东西还看不大出来；后者像个口袋，里面有什么没什么能凸现出来的。一位词人或度曲家写的对联，往往能带出这种内在的情韵。如现代词人张伯驹先生撰写的对联，在这方面的表现就相当明显。他撰写的挽陈毅元帅联，能在大厅的角落里被伟大词人毛主席发现与赞赏，非偶然也。下引张先生此联，请读者细心体会：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　○○●●　○○●○●　○●●○○　●●●○○　○●●●○

○　●○●●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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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联的形成

　　现知的最早的联语

　　过去的对联研究者一般都认为，对联始于春联，而春联是由古代的“桃符”变化而来的。中国古代庆祝新春时，有在两扇门上，特别是在大门上贴桃符的风习。桃符，就是贴挂在门上的两块桃木板，上面画有驱邪的“门神”，如“神荼、郁垒”二神的画像。

　　对联“联话”的开山之作，清代梁章钜（1775—1849）的《楹联丛话》卷一，一开头就说：

　　尝闻纪文达（按：纪昀）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馀庆”、“长春”一联最古。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也。按：《蜀祷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除庆；嘉节号长春。”……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一般的对联研究者都认为，可考的对联之祖，也就能上推到孟昶此联为止。可是，此联乃是孤证，显不出在当时普遍流行的态势。梁章钜的态度颇有可取之处。他一方面根据文献，说孟昶创作的那副春联“实后来楹帖之权舆”；另一方面则有保留地说“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不下结论，并显露出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研究者的心情。这种见地是很可取的。有人囫囵读过上引的那一段，便认为梁氏提出孟昶的一联为对联之始，算不上梁氏的知音呐。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1991年第4期，发表了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谭婵雪女史撰写的《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推论出对联产生于晚唐以前。

　　谭女史这一推论，是根据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中斯坦因劫经第0610号所录的内容得出的。谭女史据原卷所作录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