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苦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红年代中度过的。1963年我出生在四川农村。虽然当时年龄还不大，但是，也参加了一些生产队的劳动，参加过学校的勤工俭学。我母亲是农民，父亲是教师，家庭状况当时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还吃得饱，比起一般的社员家庭要好一些。我记得第一次穿胶鞋是在小学三年级，当时是全生产队第一个穿胶鞋的孩子，伙伴们常常流露出羡慕的目光。由于我的姑妈家住县城，姑父是县电影院的干部，所以，每到学校放寒暑假，我就到姑妈家，往往一耍就是一个假期，假期中，和表姐表妹她们经常到电影院看电影。假期一结束，我就回家上学。常常是放学回家后，我就给小伙伴们讲看过的电影，自己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记得当年农村一派繁忙景象。大家按时统一出工，按时统一收工，浩浩荡荡，按部就班，秩序井然，和睦相处。记得社员们出工收工都是生产队安排专门的人站在山梁上吹牛角，每次大约要吹五分钟左右。绝大多数社员都能严格按照上面的要求和农村季节时令的要求劳动。当然，中途还是要休息的。休息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互相开开玩笑什么的，感到亲切友好。

 

    有时候生产队长在田间地头利用休息时间组织社员学习报纸，一般是读读人民日报刊发的社论，或者国家重大新闻。至于集体劳动中偷工减料，偷懒耍滑的只是极个别的社员，而且，大家都议论纷纷，觉得好吃懒做，瞧不起。当时社员们常常说到一句俗话：“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以此表达对偷懒耍滑头的人的不满。当然，也有的农民出工时，按部就班，生产队长指一步跳一步，完成任务了事，主动性较差，可是，一旦，集体收工后，收拾自己家的自留地那就积极得很，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平心而论，只是少数。

 当年农田和农地主要是用于种植庄稼的，也有栽果树的。为了尽最大努力不浪费土地，当时生产队在水稻田梗上面种植绿豆。一般来讲，水稻田都是种植两季稻。秋收后，就开始翻犁稻田，开始蓄水，然后，开始栽植油菜。一到春天，到处是一片金黄。当然，生产队也在坡地上种植玉米，小麦，也种植一些诸如黄豆，豇豆、花生、胡豆等之类的经济作物。一般情况下，农地是需要施肥的，就是农民从自家猪圈下面的粪池里面挑粪到地里去施肥，然后，生产队就记账，每一担粪记一个工分，年底统一结账。后来，在七十年代才开始逐步有了磷肥化肥之类的。

 

分。当时是集体经济，集体统一出工，统一收工，集体统一分配，集体根据季节和男女劳力的不同灵活地，但是又是统一地安排农活。
 

 

     每一季节结束后，生产队就根据出工得分的情况分配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给社员。分配结果当然有差别，因为每一个家庭的劳动力有多少，有大小，而且，出工天数也不尽相同。像我家就属于半边户口，父亲在学校工作，母亲在农村务农，而且，我家就我母亲一个全劳动力，我们几个孩子由于太小几乎都不能参加农业生产，但是，生产队又必须保证我们全家不至于吃不上饭，饿肚子，所以，粮食、经济作物等根据实际人口还是要分配的，但是，年终下来，必须补缴口粮款，我记得，每年我家都是欠口粮款几十块钱。现在想来，也公平。社会主义要管人们吃穿，但是，你又不能多占别人的劳动，只能这样。

 

 当时除了生产队集体的土地，农民也允许有自留地，可以种经济作物，也可以种点蔬菜之类的，自留地边沿还可以栽种果树什么的。自留地的蔬菜和水果属于农民自己的，可以自家吃，也可以拿到集贸市场上去卖。集市一般是三天，或者四天一轮。同时，当时不仅允许农民喂猪喂羊，喂鸡喂鸭，而且还鼓励大家喂。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猪饲料，猪儿药什么的。农村的孩子们放学回家后就到坡上去割猪吃的野菜，我们称为猪草。猪草割回家后，一般就通过菜刀什么的切碎，然后拌上谷糠，或者少量的包谷，红薯之类的，在锅里煮熟后，就当猪们的主食。一般年初是猪崽，到了年底，就是一百多斤的肥猪，也有喂到两三百斤的大肥猪，当然，这绝对是不含任何激素的绿色猪猪。

    当时的政策是，农民自己不允许杀猪，如果要杀猪，必须到所在公社的食品经营站统一过秤，然后宰杀，宰杀后，给国家交一半（用于抵扣屠宰税），农民自己留一半，猪内脏猪下水什么的属于农民。当然，如果，农民想要钱，不想吃猪肉，也行，由食品经营站过秤后，国家按照当时的市价收购，也不用交屠宰税。当时上面宣传说这是支援国家建设，大家也乐于接受。

 

我记得，我们家就从来没有喂过肥猪，因为，家里负担重，不到猪肥，家里就开始急需用钱，于是，母亲就把家里的正在长架子的猪猪牵到集市上去卖了。每年，家里春节吃肉，就是父亲把节约下来的工资拿去食品经营站买一些猪肉什么的，有时候是姨妈家给我家拿一些。一般来讲，过年过节，还是能吃上肉的。当然，有时候虽然不是过节，但是家里来客人了，妈妈就会拿出存放的老腊肉招待客人，这个时候往往是我们非常高兴的时候。

 
 

 

    还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和妈妈与生产队的其他社员一道自带口粮，一起到距离家里大约四十里山路的山里参加修水库，当时整个工地上是红旗招展，喇叭嘹亮，人们的劳动号子震天响。由于我是小孩子，生产队长就给我分了三分的泥土任务，结果，在下午验收的时候，我居然完成了半立方的泥土任务，在当天的总结大会上，生产队长对我进行了口头表扬，说我虽然还是小学生，但是，革命劲头十足，不怕吃苦，任劳任怨，希望大家向我学习，最后他还问在场的社员同志们，今后龙平同学如果参加劳动，拿6分的工分，属于半个主劳力，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都说没有意见。当时，我感到很自豪，兴奋的不得了。回家后，爸爸听到后非常高兴，也表扬了我一番。
 

  

    事实上，几乎是每年的五月，我们学校都要放假，老师叫我们回家和大人们一道参加集体劳动，也就是割麦子，当时的说法是“大战红五月”，实际上就是农忙的时候帮大人们干点农活，也接受了劳动锻炼，一举多得。

 

 当时的水库是由区上水管站统一管理，每个公社，也有库管员，对水库实行监管和维护。修水库一般是公社党委研究后上报区委，区委批准后，由公社统一组织广大社员实施。水库成立指挥部，国家有时候划拨一部分资金，当然，资金肯定是不足的，然后，由各个大队组织生产队，生产队再把任务根据家庭劳动力情况分配任务，然后社员自己带干粮到工地劳动。但是，要算工分，到年终统一结账分配粮食。
 

 

 当时的农村，每到夏天干旱的时候，水库就会放水，用于抗旱，那个时候，白花花的水就会经水渠翻山越岭地，欢快地输送到农田或者农地，当时叫战天斗地，抗旱夺粮。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童年的小伙伴们每到夏天的时候，或者，我们就在水库里面游泳，或者就在水渠里面洗澡，戏水，非常有趣。

 

 当时，我们所在的大队，有一个知青点，有丰都本地的知青，也有重庆知青。他们集中住在一起，大队一般来讲对他们也是非常照顾的。一般不安排知青们去做危险和重体力活，特别是几个女知青，要么是大队的代课老师，要么是大队赤脚医生，还有的是记工员。当时，这些知青和当地贫下中农相处的也是非常融洽的，有时候农民家有好吃的，也要喊上他们，有时候大队还会拿出一部分粮食和蔬菜，甚至肉什么的给他们改善生活，而知青们也一样，劳动的时候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劳动之余，还会给社员们唱上一段样板戏，表演一下小节目，每当这个时候，田间地头就会是一片欢笑声。

 

 

 我记得当时上面来了干部到队上住队工作(叫工作组)，就是上面要求公社、区、县各级领导干部分期分批地到农村去，和农民交朋友，与广大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饭后还要按标准付钱和粮票。记得有一年，我听大队贫协主席（我父亲的朋友）跟我父亲在我家里讲，工作组有一个队员由于在一个农民家吃派饭，不满意，就鼓动大队干部到那家农民家的自留地去准备把人家种的南瓜秧拔了，说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可是遭到了大队干部的抵制，后来，大队干部反映到工作组，工作组说，割资本主义尾巴是指思想上的“破私立公”，不是去毁坏农民的自留地，毁坏农民自留地的行为是违反党的政策的，那个干部也受到了批评，也做了检讨。

 

    印象中当年公社有社办企业，比如铁器社、食品经营站、供销社、食店、粮站、运输队、文化站、广播站等，这些单位工作也比较繁忙，不轻松，当然，比起农村生产队从事体力工作的农民来讲要相对轻松一点，能够在这些单位工作，在当时来讲是令人羡慕的。在这些单位工作的人被称为“八大员 ”。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广播员和电影放映员。当时大队生产队每个社员家庭都有由公社出资金免费安装的广播喇叭，公社每天有三次广播，分别是早、中、晚各一次，每次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早晨6点钟左右，广播就开始响了，照例是《东方红》乐曲，之后就是广播员的声音：“社员同志们，建国人民公社广播电台现在开始第一次播音”，然后就是宣讲党的政策和公社工作要求，有时候就是播送通讯员写好的先进事迹报道，晚上，照例是播放乐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是广播员的声音：“社员同志们，建国人民公社广播电台现在开始第三次播音”等等，有时候还要播放国家的新闻简报，播放样板戏唱段，还有学唱样板戏的广播。我现在能唱一些样板戏，也是那个时候根着广播学的。
 

 

   那个时候，每个公社，每个大队都有文艺宣传队，主要由一些农村青年和城市知青组成，一般在节假日，或者农忙时节，或者上级来检查工作的时候，或者在水利建设的关键时刻，或者文艺调演的时候演出，节目都是结合农村实际工作自编自演，有独唱、舞蹈、小合唱、表演唱、“三句半”、相声等，生活气息非常浓厚，也非常受广大社员同志们的欢迎和喜爱，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1958年9月29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回到北京，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从此，民兵工作都纳入各地方党委的重要工作之中，而且，一直坚持了下来。

 

 

 记得当时的生产队有一个“四类分子”，就是地主家庭出生的人，平时叫群众监督管制什么的，那只是名义上而已，事实上也没有哪个去专门作这件事，而且，和贫下中农一样，同工同酬。生产队还有“五保户”，没有儿女，没有老伴，而且年老力衰，生活就由生产队统一分配口粮。有时候，大队组织学生，团员什么的去帮“五保户”挑水做饭。

 我们老家当时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示范点，每年都有很多外地人来参观，有干部，有解放军，也有农民，还有学生。记得我所在的大队当时有粮食加工房，可以打米，可以打面，还可以做挂面。农民如果要大米，只需交几分钱的加工费，如果要吃挂面，就拿上麦子到加工房去兑换，但是，也要交几分钱的加工费。当时的大队还有拖拉机，什么“手扶式”，“135”的就有几台，还有栽秧机，好像每个生产队都有几台，技术员由公社统一培训，然后回去后，成为生产队的技术骨干。

 
 

 

 当时的农村到处是标语，几乎都是“以粮为纲，多种经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等，感到农村一片生机勃勃。虽然，农村要给国家交公粮，但是，广大农民几乎没有什么怨言，觉得支援国家建设理所应当。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随着阅历的加深，我理解到，我们国家建国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短短的三十年的努力，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上第六大工业国，建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一切都基于新中国亿万农民兄弟的无私奉献和甘于牺牲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