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随我动

能够共商“国是”的人，一是达官显贵，二是代表、委员（国外称“议员”），三是名人学者。
 

达官显贵自不必说。
 

人大代表“共商国是”，实际上是一个集中全社会“民智”的场合。这种情况下，许多反映当地实际、关乎人们切身利益的提案，通过这一渠道得以反映，道出人们的心声，为国家发展指引方向，让每一个“个体”都看到明天的美好，是值得称道的；但也有“雷人提案”，比如去年有代表说可以“让二十岁女人嫁四十岁男人”（信口开河，无稽之谈），今年有代表提出“建议家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这还是个家庭吗？）、“房价涨到1000万也是合理”（资本主义社会也反“暴利”）等，就有点让人“惊愕”了。
 

至于名人参与“国是”，客观地讲，名人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名人借助其“名人效应”参与“国是”，这是一种不科学的方式。尤其是“名人”在未经深入调查、没有深思熟虑，或是主观意念不纯、以及受人驱使的情况下，会造成更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而学者属于一个比较有思想、有见地的群体。
 

大体说来，“学者”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纯粹为了“学问”而“学”、而“问”者，他们大多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头扎进“故纸堆”，可以称作“学究”；第二种，学以致用，为生活服务，为群众服务，为社会服务，其“学”是为了“解人间之问”者，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第三种，学有所成，思有所得，其“学”可以“解人间之问”者，应称作“国慧”，是“国之宝”；第四种，其“学”得以“解人间之问”者，是为“国师”，这是学问的至高境界。
 

学者之于“国是”，往往穷经皓首，却在“一念之间”。
 

上世纪五十年代，马寅初老先生意识到人口“计划生育”的必要性。经过深入调研，写出《新人口论》，随后大力向上建议。但他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多年战乱，国内人口巨减，战争在人们心灵中的创伤尚未抚平（就以毛泽东主席为例，家里就有六位亲人牺牲。而马寅初自己却有一妻一妾，五个孩子），微词很多的情况下，马老仍旧“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一再渲染自己的主张。周恩来总理亲自劝说，仍著文称：“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这样子，反而使得反对他的力量更加激烈地反弹。《新人口论》收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导致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多年里，前二十多年鼓励生育，产生了许多“红妈妈”，后二十多年限制生育，加速了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些都是违反人口“自然规律”的，可以说是在人口问题上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过度“折腾”。
 

正确的办法，应当是持续的、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辅之以政策导向，才更合理。而不是相反。
 

在“新人口论”这件事上，客观地讲，马老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表率，其学有所成，又欲学以济世，堪称“国慧”，是“国之宝”；但他忽略了当时的时代背景，过于固执的个性又致其对“政治气候”漠视，以致研究成果非但不能“济世”，反而“累世”。
 

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毛泽东主席的个性。大凡一个杰出人物，尤其是杰出的“领袖人物”，大多“个性鲜明”：他们胸怀广大、慧眼独具、深思熟虑、谋定而动、雷厉风行、义无反顾、勇于担当，这种人物能够领导人们开天辟地，开创宏伟大业，实现伟大“梦想”，但他的个性也是凛然不可侵犯的。
 

多年战争给人们心灵造成了创伤的时代背景，毛泽东同志鲜明的个性、崇高的威望和他丰富的情感，决定了马老先生当年提出《新人口论》应该是“点到为止”，而不是“固执”地一再坚持。学有所得，思有所获，见机而行，这是“国慧”与“国师”二者参与“国是”的区别。
 

对于普通大众来讲，这样的道理之于一个单位、一个家庭同样适用。许多时候，想啥说啥、固执己见都是不足取的。


 

                                                                2014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