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赫留朵夫

25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曾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也即是说，失去了大海，就失去了未来。因此，中国近代史，就只剩下一声长长的叹息。

其中，1511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年份。

可以说，自唐宋航海技术大发展以来，中国一直是西太平洋区域最重要的海上势力，中国商船频繁往来于黄海、东海、南海，甚至印度洋的各个港口。作为南海出入印度洋的咽喉——马六甲，也在中国掌控之中——是这里的宗主国。但自1511年葡萄牙人攻陷马六甲之后，西方人纷至沓来，而这一过程，又恰好与中国主动放弃远洋，采取保守的“海禁”政策的时间段相吻合。

失去了大海，就失去了未来。马六甲的沦陷使得扼守南中国海的门户彻底暴露。300年后，中国遭遇了与马六甲同样的命运。一则数据是：从1840年到1949年这100多年间，中国大陆至少遭受了世界列强479次的入侵，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港口，还有港湾岛屿，更是屡遭外强蹂躏。

大国争霸的世界近代史昭示，在这个71%被海水覆盖的星球上，所有大国的兴衰都取决于海上。正因为如此，丘吉尔在当选为英国首相后，还经常身着海军的制服。也正是因为如此，每当世界发生危机时，美国总统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总是：“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

挫折是成长的代价，失败是前进的动力。在历史的汪洋中，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够永远保持一帆风顺。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换一种思维，也是一部重新走向海洋的历史。可以说，重新发现或认识海洋，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转变之一，当“海防”、“海军”、“海权”成为这个农耕国家频频运用的词汇时，我们的蓝色领土才具有了现代的意义。而这种转变，至今仍在延续——中国必须重新成为一个海上强国，且必须是理念上的，而不仅仅是国力上的。

不错，在失海500年后，作为一个海洋大国的中国又回来了！

1，海洋帝国的崛起

沉没在海底的南宋商船

大陆渐行渐远，海水的颜色越来越深，而船上气氛也变得越来越沉闷。这是1817年的夏天，又一个英国使团从中国铩羽而归。失落的使臣阿美士德越来越坚信，只有武力才能敲开中国的大门。6月27日，帆船停靠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那个曾经横扫欧洲大陆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被囚禁在这里。阿美士德很想听听这位传奇人物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令人意外的是，拿破仑对英国人的观点充满了蔑视，“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睡狮的最南端是一片蓝色。那是南海。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在《大国思维》一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1987年，菲律宾前总统访华拜会邓小平谈到南沙主权问题时说：“至少在地理上，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邓小平抽了口烟，说：“在地理上，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

是的，菲律宾紧邻中国的蓝色领土，离中国的黄岩岛只有约100海里的距离。而在历史上，最迟自宋元以降，包括菲律宾在内的诸多东南亚国家，都曾是中国的藩属国，是多个朝代的一个巨大的战略缓冲区。

虽然华夏文明一直多以土为尊，但中国从未停止过出海的努力。受秦始皇资助，徐福率领一支满载五谷种子、数千青年男女及工匠的大规模船队“东渡”，无论是否去寻仙药，此举都算是有组织的海外拓展。东汉，海上丝绸之路已绕过印度半岛，通航罗马。三国时期，孙吴政权越过海峡经营台湾，并派遣官吏向西探索新航线。及至唐初，经白村江海战，唐朝水军凭借坚船利器，击溃10倍于己的日本舰队，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

海洋贸易的兴盛是“盛唐气象”的当然表现之一。初唐就设立了专门机构，管理船舶、商人并征税。“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其中一条被记录的 “夷道”，从广州出发，经过南海远达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沿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0多公里。而至宋元，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更是繁荣一时。

开封，北宋的都城。公元1068年7月，皇帝、士大夫、甚至平民百姓都在翘首企盼着一个人的到来。街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至。”

介甫，是翰林学士王安石的字。此前的十多年间，他一直呼吁变法。可惜，他的主张没有引起皇帝的兴趣。先皇驾崩，他的儿子、18岁的神宗皇帝立刻召见王安石。神宗不能不急。继位3天，他视察了国库。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和历朝历代一样，宋朝的主要威胁一直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为了安全，宋朝不得不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养兵、再加上巨额战争赔款，使得宋朝国库空虚。

为摆脱“内忧外患”，在宋神宗毫无保留的支持下，王安石开始强力推行新法。众所周知，新法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正是在这次变法中推行的海外贸易一策，使大宋得以南宋的形式，又延存150年。

在新法中，海外贸易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宋神宗曾说过：“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他要求臣下“创法讲求”，以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为此，朝廷还在外贸重镇广州，率先施行了《广州市舶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海贸易法规。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最终导致北宋的灭亡。然而，靠着强大的海上贸易，南宋开始了——虽然处于绝对劣势，但南宋拥有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海上力量的水师。这支水师拥有十几种舰艇，其中一种叫“飞虎”船的，已经开始使用螺旋桨推进。装备最好的“福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刃”，易于破浪前进，船上装备了平衡舵、升降舵，在狭窄的海道和多礁石的海区作战游刃有余。同时，这支水师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系统：火器。当欧洲人还在苦练剑术的时候，南宋战船已经装备了弓射火箭、火毯、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诸多火器。

公元1130年正月十六，宁波港外波涛汹涌，南下的金军迎头碰上了严阵以待的南宋水师。结果显而易见，金军一触即溃，仓皇北顾。当金军准备在镇江渡过长江时，宋将韩世忠又率水师从长江口西上，截断了金军退路。再之后，金朝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水师在黄海水域遭遇南宋水师的致命一击——自此，金军再也没有能力消灭偏安的南宋。强大的水师决定了南宋王朝的安危，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现象绝无仅有。

摆脱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南宋必须面对庞大的经济压力。

北方沦丧，使南宋朝廷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税收。而长江、两淮、川陕之间长达数千公里的边防线上，需要备战、养兵。巨大的国防开支，几乎将南宋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王朝该如何维持下去呢？南宋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大海。如果说，在汉、唐时，由于大陆的强盛，海外贸易只是锦上添花的话，那么南宋，却不得不将它视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为了鼓励海外贸易，南宋的历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策。在朝廷的鼓励下，在利益的驱动下，庞大的商船队扬帆出海。

1974年，在福建泉州出土了一艘宋代船只的残骸。复原之后，900多年前世界上最大、最坚固、最先进的航海工具展现在人们面前：大船可载1000人，内有水手600人，兵士400人……而在南宋官员的笔记中，大船不仅能够储藏数百人，在海上航行一年所需要的粮食，而且还可以养猪、酿酒。

指南针也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这不仅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拉开了现代世界的帷幕。马克思说过，“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

凭借无可比拟的实力，宋代的中国船长们不仅牢牢掌握了环印度洋航运的控制权，而且将贸易航线延伸到了非洲东海岸。与此同时，由此而来的巨额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南宋国库。自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主要收入依赖农业税收，但是在南宋，商业税收首次超过了土地所得。这种现象，在传统中国也是孤例。

甚至，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而它放射出的光芒，沿着海路，逐渐辐射到整个亚洲。而随后军事更加强大的元朝最终灭亡南宋，也是靠强大的水军（元朝水军为百分百向元军屈膝投降的南宋水军）。

灭南宋，只是元朝血腥征服世界的一部分，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已经在欧亚大陆建成数个空前庞大的汗国。如何联通这些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呢？最初的路线就是骑兵的行军路线，但是，不久人们发现，虽然军队可以依靠战马在陆上快速穿梭，但数量巨大的货物还是以水运为便。1279年，元朝在全国设置了27个天文观测台，最北的测点接近北极圈，而最南的测点在中国南海。同时，在元朝，隋唐以来利用大运河运送漕粮的方式，改由海运完成。

海运漕粮，只是元朝海上事业很小的一部分。公元129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有幸目睹了元帝国强盛的海上事业，并写就了众所周知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200年后的1492年8月3日，又一位出生在意大利的航海家率领3艘船，踏上了前往寻找中国的航程，他的名字叫哥伦布。在随身行囊中，哥伦布携带着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就是《马可波罗游记》。

在《元史新编》中，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指出：“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

中国虽被来自草原腹地的野蛮游牧民族征服，但仍然创造了强盛的海洋文明，努力沟通陆地和海洋，这是元代世界观的基本特征。通过海洋，世界被连成一体。中国获得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权，而公平的自由贸易是第一原则。相比之下，后来崛起于地中海沿岸的海上霸权显得是那样的狭小和局限。

2，1433年：中国海权的拐点

郑和（1371年－1433年）画像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大明朝的建立，断送了中国强大的海权。

明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12月，朱元璋的一纸禁令使延续了1500多年的民间航海和自由贸易趋于窒息。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没有延续唐、宋、元各朝鼓励远洋贸易的策略，而是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呢？这与他的起家有关。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赤贫起家的皇帝，朱元璋坚信“农桑”才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尤其是开国之初，面对“兵革连年，道路榛塞，人烟断绝”的蒙古野蛮人留下的残破局面，他希望通过“计口授田”，把农民约束在土地上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本身靠平民暴动起家的他，对逸出国家权力的“乱民”格外敏感。所以，在以后的岁月里，朱元璋不仅多次下诏彻底禁止民间海洋贸易，甚至连渔民出海打鱼都在被禁之列。

好在出了一位“逆子”朱棣。公元1403年，刚刚登上皇位的朱棣向28个国家派出使节。他修订了父亲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性律令，并解除了对胡椒等舶来品的进口限制。朱棣谕令官员说，“今四海一家”，“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也，其听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从侄子手里夺下江山的皇帝，依旧不敢碰“开国禁海”这条祖宗旧制，坚持限制民间出海，同时用官营的船队垄断了海洋贸易——最重要的是，皇帝“部分开海”的主要目的为宣威，而非盈利。

1405年开始，郑和率领一支两百多艘船、两万多人的庞大船队，“云帆蔽日”，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印度洋上。几个月后，郑和命令船队在距离卡里卡特5海里的洋面上抛锚。卡里卡特，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古里。它是郑和首航的目的地。

依靠旗语和钟鼓，抛锚的命令被迅速地传递到317条大船上。868名文官，442名将校，35名通事，180名医生以及1万多士卒、水手、工匠……有条不紊地做着登陆前的准备。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组织的最大船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任何一支船队的规模可以与之媲美。当时的国王亲自到港口迎接天朝的使节。他小心翼翼地询问使节来访的目的。

在家门口，毫无预兆地一口气出现2万多名官兵、几百艘大船，任何人都会小心翼翼。

船队每到一国，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书，举行隆重的册封典礼，赏赐宝物。除了建立藩属关系之外，郑和还奉命调解海外各国之间的纷争。但是，随着公元1424年7月，64岁的朱棣病逝在远征蒙古的归途中，反对“下西洋”劳民伤财，继续遵循“开国禁海”这条祖宗旧制的声音开始高涨起来。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