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牛

从历史中洞察活生生的现实

东北战场上的林彪

林彪在指挥作战中

在锦州城下等待总攻信号的我军炮兵群

1948年初，东北国民党的部队已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据点和地区之内。除了攻击这三个点的敌人外，已无仗可打。这三个点中，打沈阳是当时不可能考虑的。因为连杂牌部队在内，有近三十多万人据守，并且有好几个美械装备的军，还在城周和市区内构筑了相当坚固的工事，又是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在地，敌人势必死守。这样，就只有长春和锦州可供选择了。

在究竟是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的问题上，林彪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有过多次的摇摆，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如果从1948年4月18日第一次正式向中央军委建议打长春算起，那就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以后，在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坚持，甚至在严厉的批评下，才最后定下了打锦州的决心。

从打长春到攻打锦州

1948年东北秋季攻势的主要目标，4月18日，曾正式向中央军委请示，拟攻取长春，并已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因为长春久已孤处于我军包围之中，长春沈阳两敌之间，相距甚远，沈阳之敌鞭长莫及，并且敌人十分惧怕我军围城打援的战术，沈阳之敌也不一定敢出来。

1948年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曾组织过两个纵队的兵力，对长春作过试探性的攻击，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从5月下旬以后，就把攻占长春改为长围久困了。

7月20日，在林彪担任第一书记的东北局会议上，对秋季攻势的主攻方向重新进行了研究。认为要攻占有两个正规军（其中包括一个美械装备的第七军）和一些杂牌部队据守的长春，要想一举歼灭长春守敌，仍然没有把握。故向中央军委建议改为先南下攻击北宁线。7月22日，主席也已复电同意。

收到主席的复电后，具体考虑如何攻击北宁线及锦州时，林彪思想上又犹豫了起来。

林彪的心病

林彪思想深处的顾虑是：长春郑洞国所部有十余万人；沈阳的卫立煌有近三十万人；锦州的范汉杰连同锦西、葫芦岛、义县之敌还有十几万人；特别是华北的傅作义所部还有五六十万人。如果攻打锦州不能顺利得手，上述四处之敌协同动作，像1947年6月对四平的攻坚战那样，我用两倍于敌的兵力，苦战半个多月，我军以重大的伤亡为代价，最后四平只剩下东北一隅了，但由于沈阳敌人的援兵逼近，我军不得不撤退的沉痛教训，如果攻击比四平还强大的锦州，有让东北敌人抄我后路和遭到东北和华北之敌夹击的危险。

所以，收到主席回电的7月22日当天，林彪忧心忡忡地叫我去起草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要求中央军委令华北我军围攻大同，以吸引傅作义主力向西援救大同，然后林彪再向锦州下手。

7月23日，中央军委已电示华北杨成武率第三兵团向绥远方向发起攻击，相机夺取归绥（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然后向包头、五原、临河地区攻击，吸引傅作义部西援，配合东北我军作战。军委这个电报，在发给杨成武兵团的同时，已抄发给东北野战军，我们都看到了。

但林彪想来想去，仍不放心。8月6日，林彪到我办公室来，又口授了一份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进一步明确提出：“东北部队不宜先向北宁线出动，而应由华北第三兵团先行动。”8月7日，林彪还觉得言犹未尽，又向中央军委发电，再一次强调了这个先决条件：“东北部队行动的时间，须视杨成武兵团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

军委、主席的严肃批评

8月9日，中央军委回电，严肃地批评了林彪。虽然是以军委的名义发的，但我们一看就是主席的口气，电报直截了当地批评说：“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由于中央军委的批评，林彪不好再正面坚持杨成武部必须先行动了，但他的思想顾虑并未从根本上解除。所以，8月11日，林彪经过再三考虑后，又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另外的理由，以延迟东北部队出动的时间：“今年雨水大”，“大军南下，粮食无法解决”，“全军皆无雨具”，“只待郑家屯南北运粮道路修通，雨势稍减，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迟早为准。”

8月12日，毛主席回电，就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是放在敌情上，放在杨成武能否提前出动上……当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把南面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尤其不应以杨成武行动为准之后，你们又归结到粮食问题上。对于你们，敌情、粮食必须考虑周到；而对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让杨成武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大力援绥，把杨成武赶走，回头对付你们，对战局究竟有何利益？”并且批评：“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即已指出你们努力准备，现据来电，此项准备全未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虽然同意了把进攻重点放在北宁线上，但只调了五个纵队前出锦州至唐山一线，仍把十二个纵队中的七个纵队，置于长春、沈阳至锦州的西侧，重点是防止沈阳敌人西援和防止长春之敌突围逃跑上。

直到9月8日，主席制订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明确指出：“你们应当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山海关）、唐山一头为宜。”这之后，林彪才进一步把重点明确了起来。

被迫离开双城

从这以后，虽然林彪同意了南下北宁线作战，并且指挥主力往北宁线开进，但那时，我们的前线指挥部仍在距哈尔滨市南面六十里地的双城县。

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主席来电，询问现在我们的指挥部在哪里？并且指出：“你们既已同意南下北宁线作战攻占锦州，部队主力也已先后向北宁线开进，你们的指挥部应尽早移至锦州附近，便于就近指挥，务必打好锦州这一仗。乍看起来，好像这只是一个具体问题，实质上，这是一个是不是真正下决心、集中精力打锦州的问题。

在主席的督促下，我们才于9月21日乘专列火车，从哈尔滨绕经齐齐哈尔、白城子等地，往锦州前线开拔。

离开双城之前，有一天晚上，罗荣桓同志到林彪处来，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电。他们两个讨论起南下作战的问题时，罗荣桓同志站在办公室门口身子倚在门柱上，说：“中央军委坚持要我们先打锦州，是怎么考虑的？”林彪不满地说：“还不是任大胡子（指任弼时同志）搞的！”罗荣桓同志听了只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

虽然林彪已同意了先打锦州，部队大多已到达指定位置，就连我们的指挥所，也在主席督促下，向锦州开进，但事情并没有完。

再一次动摇

10月1日，当我们乘坐的专列到达彰武车站时，收到了一份中央军委的“敌情通报”，里面谈到傅作义所部第五军第九十四师共四个师经海运从葫芦岛登陆。这样，加上原来的部队，总共已达八九个师之多。这当然对我军攻击锦州构成了较大的威胁。起先，林彪顾虑较大的是从沈阳西窜之敌廖耀湘兵团（共五个军，十二个师），所以在沈阳以西、以北的彰武、新立屯、黑山、大虎山一线摆了三个战斗力比较强的纵队（六纵、五纵、十纵），而在锦州、锦西之间只摆了一个当时战斗力不算很强的第十一纵队。而锦州、锦西两敌之间前沿阵地，相距不过五六十里地。如果葫芦岛敌增援之后，两敌相向拼死进攻，难保其不能汇合。

等我把中央军委这份“敌情通报”送给林彪看了以后，他就有些紧张，拿着电报，沉思良久。

我回来后不久，林彪就把我找了去。说要给中央军委发电，大意是：由于傅作义部增援锦西、葫芦岛，在这种情况下，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师去打长春，“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中央军委同时考虑并指示。”一句话，打锦州的决心又动摇了起来。

我当时也有些纳闷。整个决定攻锦的过程，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多次反复，好不容易定下来了。整个部署业已就绪，好比箭在弦上，怎么又动摇起来了呢？但这么重大的问题，当秘书的不好说什么。林彪口授，我整理后由林彪阅过，照例速送罗荣桓、刘亚楼同志圈阅后，即以特级绝密电发出了。

从这次动摇到真正决心打锦州的真相

听说，有的同志反映，林彪发的这份电报是以林彪个人名义发的；还有的同志认为是林彪背着罗荣桓、刘亚楼同志，却以“林、罗、刘”三个人的名义发的。

经我反复回忆，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那时，军事指挥方面的电报，不论是对上的还是对下的，一切都是出自林彪。操作程序是：林彪口授，我记录整理，林彪认可后，由我回去加上电稿封页，并由我代林彪写上“请罗、刘核后发”的字样，连后面林彪的落款也是由我代写的，林彪从来不管这类具体事务。然后，由我派警卫员给罗、刘送去。并且打起仗来，由于军情变化紧急，电报稿送去之后都是立等退还，不论早晚。罗、刘阅后退回来，当然我得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修改、补充的地方。如有，不论大小、多少，我都得再去请示林彪定夺；如没有，就由我视电文的内容，批上“机密”、“绝密”、“加急”、“特急”之类的字样，派人直接送机要处发出。

有的同志以为按照一般人的常规，电报大概是最后由林彪亲自签发的，实际上不是这样。林彪是从来不过问这类具体事务的，这也可以说是林彪作风上的一个特点吧。

这次对攻锦作战发生又一次动摇的电报也是照例按照上述程序办的。不仅从我的记忆来说是这样，而且从林、罗、刘他们三个的关系上来说，林彪当时大概也不会这么干。别的不说，就我给林彪当秘书这一段来说，据我的观察，他们三个可以说是团结的，互相尊重的。罗、刘对林彪在军事指挥上是十分尊重的，对林彪在军事指挥上的电报，还没有发生过一次提出过不同意见。因此，也没有发生过电报稿送罗、刘看后，因为有不同意见，需要我再去请示林彪定夺的事情。如果有，那我的印象会是很深的。而林彪那时对罗、刘的工作也是十分放手的，从来不去干预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如果林彪在这么重大的军事决策上，用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主席发电报，首先就会在中央军委和主席面前，暴露了林彪同罗、刘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这只是林彪个人的意见。其次，不论中央同意与否，必然会在回电的抬头上写；“林并告罗、刘”，并且写明“林XX日电悉”之类的字样。这样，林如果背着罗、刘发电，终究瞒不了罗、刘。而且，如果是林彪背着罗、刘以个人名义发电的话，那中央的批复中多次批评“你们”、“你们”，没有一处只写“你”。那不是把完全无辜的罗、刘，同错误的林彪捆在一起批评了吗？主席是不会这么糊涂的。

如果林彪是背着“罗、刘”，却用三个人的名义发电给中央，如前所述，到头来不可能瞒过“罗、刘”的，那林彪以后同“罗、刘”如何共事呢？

既然如此，那“罗、刘”在这件事上是不是同林彪没有区别、完全一致呢？据我所知，不是的。在我们离开双城之前，他们三个之间虽然也有区别，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但在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多次批评教育下，应当说，罗、刘是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一心一意的打锦州了。而林彪虽然勉强同意了打锦州，但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一看傅作义所部增援葫芦岛，马上就动摇了。

那罗荣桓、刘亚楼同志为什么又在林彪起草的电稿上划了圈呢？我以为，罗、刘在思想上并不是真正同意林彪的意见的，但由于时间紧急，送去之后立等阅后退回，来不及仔细加以考虑，又出于对林彪军事指挥的尊重和保持他们之间的团结的愿望，他们两个大概是有些勉强地在电稿上划了圈。但事后不久，他们两个感到确实不妥当了，才两个一道跑到林彪处来，比较委婉地提出了不同意见。当时我正在场。

罗荣桓同志说了以后，林彪一听，也后悔了。马上让我到机要处亲自查一下，看电报发走了没有，如果尚未发出，就扣下不发；如已发出，是否向中央机要局申明此电作废。

我急急忙忙地跑到机要处去，一查，因为是特急电报，机要处早已随到随译随发了。并且，这是特急电，按照一般常规，已经过了好几个钟头，中央机要局早已译印送到中央首长手头，也不可能申明作废了。

这回才真下决心了

我从机要处勿勿忙忙地回来，他们三个正焦虑地等我查的结果。当我把查的情况向他们三个汇报以后，林彪半闭着两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为了补救，这时罗荣桓同志提议说，是否重新给中央军委发个电报，还是继续打锦州。好在上次电报也没有说死，只是说由于傅作义部增援葫芦岛，正考虑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师打长春，并且请中央军委考虑这两个方案并指示。

林彪解释了一下，他之所以起草那份电报，是因为“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人”，才犹豫了一下，并且表示同意再给中央发个电报，还是坚决打锦州。

接着，林彪对罗荣桓说：“是不是请你执笔？”罗荣桓客气了一下，就说：“好吧，大家凑。”他们三个由罗荣桓起头，边议边写，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就起草完了。最后，由罗荣桓从头到尾又念了一遍，没什么意见了，就交给我于10月3日上午9时送机要处发出了。

这份电报，同时对攻锦部署作了一些调整。原来只派第十一纵队对付锦西、葫芦岛之敌，考虑到敌情变化，又增派第四纵队和热河两个独立师共8个师对付锦西之敌。

但在10月3日17时和19时，毛主席大概还没有看到由罗荣桓执笔的决心继续攻打锦州的电报，所以就打锦州还是打长春的问题，接连发了两份电报，对林彪等作了直截了当的、不客气的批评。毛主席指出：“我们坚持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并且指出：“四五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七月份，长春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已经完毕，锦西、滦河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是很不妥当的。”

10月4日，收到了毛主席对10月3日上午林、罗、刘决心继续攻打锦州的回电。毛主席在回电中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对林、罗、刘调整攻锦部署一事，主席表示：这种部署“是完全正确的，这样作，才算真正把重点放在锦州、锦西了，纠正了平分兵力的错误。”并指出：“回头打长春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并未受影响。”毛主席还鼓励说：“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大胆放手和坚决实施。”

从此以后，林彪才真正下定了攻打锦州的决心，一心一意地按照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意图，直奔锦州以北的亡牛屯，具体指挥攻打锦州，再未发生过动摇。

林彪用个人名义发过的电报

那么，林彪是否一次也没有用个人名义发过电报呢？我当秘书那一段，有过一次。那是东北野战军奉令入关作战，我们从沈阳出发，坐汽车经过朝阳附近时，林彪把我找了去，点明了要用他个人名义给党中央发个电报。林彪口授的大意是：我已奉命入关作战，不可能再兼做东北局的工作了，希望中央对东北局第一书记的人选问题，及早作出决定，以免影响东北地区的工作。林彪建议东北局第一书记由陈云同志担任，如中央对陈云同志另有任用（当时在极小范围内已有议论，估计中央可能要调陈云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则建议由高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就是现在看，这种性质的电报，当然也只能用林彪个人的名义发，而且是不便于让别人知道的。

朱瑞同志牺牲在义县解放之后

10月1日，在主席的督促下（主席曾在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动作太慢，并且点明了锦州外围的义县“至今”尚未解放），为了扫清锦州外围，我军攻克了义县，歼灭了敌暂二十二师。这一仗本来并不算大，却牺牲了东北野战军的炮兵纵队司令员朱瑞同志。

10月5日，我们往亡牛屯去的途中，经过义县时，曾在义县城门外朱瑞同志牺牲的地方，下车看了一下，林彪并亲自询问了驻守当地的我军有关朱瑞同志牺牲的具体情况。

原来，朱瑞同志并不是我军攻打义县时牺牲的，而是在攻占了义县之后。当时，我军炮兵部队为了更好地配合步兵的攻城作战，采用了一种新的战术，叫做“抵近射击。”即把大炮抵进到尽可能距城墙和工事近的地方，大炮变成了平射炮，对于有力地、准确地打开缺口，便于我步兵突入极为有利。实际上，这也可以说是攻打锦州的一次预习。攻打义县，是我炮兵部队第一次比较集中地采用这种战术。所以，义县解放之后，朱瑞同志要亲自到几个突破口去观察“抵近射击”的实际效果，却不幸踏中了敌人布下的地雷而牺牲。

解放锦州比预料的快得多

攻打锦州，是我东北野战军头一次大规模的攻坚作战。主席曾指出过，“力争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在开始攻击锦州后，“望你们每两日或三日将情况告我们一次。”我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也打了八天之久。所以，大家估计，攻克锦州，大概至少也得三五天。

为了迷惑敌人，尽可能少受干扰，以利我集中力量攻打锦州，林彪令包围长春的我军，白天大摇大摆地向长春开拔，晚上隐蔽地回来。第二天照样如此。目的是企图制造一个假象，好像我正调集兵力，马上要攻打长春的样子，使我攻锦部队都尽可能隐蔽地进入攻击锦州的前沿阵地。

为了确保攻锦迅速取得胜利，正式攻打锦州前，林彪他们几个曾亲赴锦州市以北的北山上，观察了地形，最后确定了入锦的具体部署。决定第二、第三两个主力纵队由北向南、第七和第九两个纵队由南向北对攻，第八纵队由东向西攻击，作为辅攻方向。第一纵队作为总预备队，置于高桥方向，以便需要时就近支援攻锦作战或用于狙击锦西方面可能援助锦州之敌。

当时，我东北正规野战军编制都很足，一般的一个师约一万四、五千人，少数主力师甚至每个师达到一万八千人以上。加上炮纵，直接攻锦的部队达二十五万之众。这次攻锦，还用上了坦克车，共十五辆，都是日伪时期的旧坦克。这是我军第一次把坦克用于战场。

10月14日上午11时，正式开始攻打锦州。由于准备比较充分，几个小时之内我南北两个主攻方向，均已先后突破敌人防线，攻入市区。当天午夜，我南北两路攻击部队就已在锦州市内会师，将锦州之敌一分为二，并继续分割围歼。南北两路我军的四个纵队，捷报频频传来。林彪原来把敌人估计过高，甚至不敢打，以后真正开始打起来，心里也没有把握，估计至少得打个四五天。等到15日上午，罗荣桓、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处来，大家已是喜气洋洋，谈笑风生，一扫过去那种相当紧张的心情。

唯独从锦州东面辅攻的第八纵队，在我南北两个方向在锦州城内会师以后，仍然站在锦州城东门之外，组织多次攻击，均告无效。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都颇为生气，锦州攻克不久，第八纵队的司令员就换人了。

活捉范汉杰

经过三十一小时的激战，即15日下午5时，锦州攻克，全歼守敌。敌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等全部被俘，唯独国民党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前线指挥所主任、冀热辽边区司令”的范汉杰，却不知下落。锦州解放几小时之后，我们就收到了电报，说范汉杰化装成农民，穿一身旧棉袄，戴一顶旧帽子，腰上还扎了一条草绳，但让我外围搜索部队在锦州市以南约三十里的地方查获，即将其押送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有的同志可能有个疑问，范汉杰既已逃出锦州三十里以外，又化了装，我军下面的同志根本没有见过范汉杰，不认识他，怎么能查得出来呢？原来，在总攻发动之前，我前线指挥部早已把范汉杰等几个敌军主要将领的照片及其主要特征（如范汉杰是广东人，五十岁左右，身材比较高，块头比较大等等）印发各部队，令其严加监查。以后，俘获部队将范汉杰押送到东北前线指挥部时，我还去看了一下，范汉杰果然穿着一套农民的旧棉袄，腰上还扎着一根草绳，但他那个大个子，一口广东口音，再对照印发的照片，不难把他查获。

不流血的“浴血抵抗”

长春守敌“东北剿总副司令”的郑洞国所部第七军（军长李涛、美械装备及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云南部队）及一些杂牌部队共十余万人，经我军围困长达五个月之久，部队补给已陷入无法维持的困境。攻打锦州之前，由于长春近郊的大房身机场，已在我军的控制之下，仅有的一点可怜的空投也断了。死守不能，突围逃跑也肯定会遭到围歼，反正是死路一条了。

在我攻锦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南北两路大军已在城内会师之际，蒋介石再次窜到沈阳，他还专门向郑洞国空投了一纸手令，严令郑洞国“立即突围”，并且威胁说：“如再有延误，有失机宜，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制裁。……”

蒋介石的这个手令，更加促使早已同我军开始接触，并准备起义的曾泽生所部的六十军，痛下起义决心，于10月17日（即锦州解放的第三天）午夜宣布起义。曾泽生起义后，原来由六十军布防的长春市东半部地区，当即由我军接防。

在这种情况下，第七军只有放下武器或等着被歼了。过去，六十军尚在，虽蒋介石多次令其突围，尚且不敢，如今六十军已起义，锦州业已解放，我军可以全力对付从长春突围逃跑之敌和沈阳可能北援之敌。

为了争取郑洞国起义，10月18日，周恩来同志因为同郑洞国有师生之谊（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由我围城指挥所通过关系，把周恩来同志写给郑洞国的信交给了郑洞国。信中大意是：全国胜负之局已定，逃脱也不可能，劝其毅然起义。但经过接触，郑洞国既不同意起义，也不表示愿意放下武器。因为当时他还存在某些幻想，这个幻想被下面的情况证实了。

10月18日晚，郑洞国派代表出来谈判，达成从19日起全部放武器的协议。但谈判时，对方代表却提出，希望允许郑洞国和其警卫营晚两天放下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