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独立的思想才能延伸诗歌的无限性(谭延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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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呼唤思想

 
   一直在想,诗歌真的需要传递思想吗?最终得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思想,是花是香、灯之光、火之焰、诗之魂。这个魂,肯定是不能丢。因此,在荷尔德林看来,诗歌简直就是哲学的一种展开方式,一种特殊的思想存在方式。这也是海德格尔将荷尔德林的诗歌看作是自己哲学思想最好的阐释文本的重要原因。思想与感觉、经验、情绪、意念、印象有关,但绝对不是感觉、经验、情绪、意念和印象。但中国的绝大多数诗人却只在感觉、经验、情绪、意念和印象上做文章,而忽略了思想的元素。这就是导致诗歌文本不能超拔的根本原因。
    
诗人说到底还是需要思想。过去,文史哲不分家,自从分了家之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就大都只在文上做文章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没有史和哲做背景,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历史的眼光和哲学的关照,文就只是摇摇晃晃的文,并非卓然而立的文。而我们所期待的,却是卓然而立的文,充实而且有光辉的文——说到这儿,有人可能要反问我了:我们要读思想,那干脆跑到思想家的文本里去读算了,岂不更好?不不,不是这样的,诗人所创造的思想和思想家所创造的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不一样的,绝对不一样,思想家的思想大多都没有进入形象世界和艺术系统,而诗人的思想却必须进入形象世界和艺术系统。这是最根本的区别。也就是说,诗人的思想是应该像苹果的汁液一样渗透到苹果里去的,像空气中的电波一样渗透到空气中去的,乍一看看不到却能尝得到感觉得到测试得到的。
    
我常常惊讶西方诗人的智慧,那样的智慧才是大智慧。一部《荷马史诗》告诉了我们多少东西呵,战争、英雄、神话、传说、破坏、重建、人类、希望……它之所以被称作人类童年社会的大百科全书,具有永恒的魅力,无不是因为里面所渗透的智慧。那巴里斯的判决,那波西顿的决定,那幸运之雷,那风神之乡,那食人岛,那吃莲花的人”……无不把我们带入一种高远之境,深邃之境。因此,就有人说,如果没有《荷马史诗》,就不会有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席勒、海涅、托尔斯泰等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文学巨匠,不无道理。因为它的影响是潜在的,深远的。很显然,没有思想是不会成就这样的惊世之作的。
    
《荷马史诗》是长诗。短诗,同样也可以写出博大深邃的思想。比如,俄国19世纪诗人丘特切夫的诗。丘特切夫留给我们的,仅有三百多首短诗,形式虽然短小,但内涵却极为丰富,既有充沛的感情,更有深刻的思想。因此,诗人费特读过丘特切夫的诗集之后,曾由衷地说:这小小的一本诗集,在分量上却胜过许多卷文集。这当然得益于丘特切夫长期以来对于历史、哲学、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迷恋和研究,是一位博学的诗人。读读他的《初秋有一段奇异的时节》、《我记得那黄金般的时光》、《西塞罗》等等也就知道了。1836年丘特切夫把他的一组诗寄给彼得堡的一位朋友,由诗人维亚泽姆斯基和茹科夫斯基传到普希金的手中,普希金看后,便一下子喜欢上了丘特切夫的诗,整整一个星期都把丘特切夫的诗的带在身上,爱不释手。不久便选出了24首刊发在他所主办的《现代人》杂志上。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读了之后,都曾撰文说,丘特切夫的诗既有鲜明的思想,又有生动的形象,是俄国一流的诗才,俄国文学中不多见的光辉现象。之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对丘特切夫的诗大加称颂,托尔斯泰是这样说的,简直被他那创作天才的巨大能量搞得目瞪口呆。没有丘特切夫,我就不能生存。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俄国有思想的诗人,除了普希金之外,没有人能和丘特切夫相提并论。因此,长期以来,西方都把丘特切夫和普希金、莱蒙托夫并列一起,称为十九世纪俄罗斯的三大著名诗人。
    
思想性最典型的,其实还是希伯来诗歌,几乎所有的希伯来诗歌都注重思想的对称和思想的力量,散发着思想的光芒。自然,这与希伯来民族一向崇尚智慧有关。因此,智慧文学的诞生,便是在大卫王朝建立之后。由于后来的所罗门王本身就是一位智慧的君王,在他的推动之下,智慧文学也便在犹太文学史上举足轻重了。智慧文学,一般都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的,因此智慧文学的历史说到底就是智慧诗歌的历史。要得到智慧,关键在于敬畏神。惟有敬畏神,聆听且思想神的律法,以遵行神的律法为乐,才能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这便是希伯来诗歌以一贯之的大思想。如《新旧约全书》中所写的,看见老我生命的钉死,藉着如火的试炼及对神新的认知,约伯的老我来到了尽头,从此开始学会了看自己如神看他一样,以及摩西与米利暗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后的颂歌,便是最好的例证。
    
叶芝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演说中曾经这样说过:在我年轻的时候,曾与一位朋友合作,用几年的时光专门研究和诠释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哲学……近年来,我完全是出于对斯威登堡个人的兴趣,去钻研斯威登堡的思想。哲学,思想,在世界最顶级的诗人眼里,可谓比黄金还要重要。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哲学,没有思想,就不会有纯粹的诗歌,伟大的诗歌。
    
而中国诗人,却大多都排斥哲学和思想,甚至以此为荣以此为豪。这就是东西方诗歌的看得见的分野。
    
在这里,我之所以热切地呼唤思想,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年代。思想的流浪,已经太久太久了。呼唤思想,说到底,就是为诗歌招魂。很难想象,诗歌无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不能再让我们的诗歌落魄下去了。跟平庸和苍白作斗争的大事,真的是应该提到我们的眼前来了。

    
诗歌要有思想,诗人自己必须有思想

    
要想知道什么是思想,看看叶芝的《幻象》、帕斯的《双重火焰》、博尔赫斯的《末日审判始终在进行着》等等,自然也就知道了。
    
他们都在揭示这样一个真理:诗人是应该拥有几根异常的神经的。正是这些异常的神经,成就了卓越的诗歌之舞。
    
诗人的思想,和功利思想、世俗思想、畸形思想无关,只和哲学思想、艺术思想、美学思想有关。因此,布罗茨基曾经这样说过:艺术,尤其是文学,尤其是诗歌,之所以非凡,之所以有别于生活,正是因为它憎恶重复。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将同样的一个笑话讲述三遍,还每每能引发笑声,并因此成为举座欢迎的活跃人物。在艺术中,这种形为却被视为低俗要远离低俗,惟一的办法,就是诗人必须要有自己的思想。
    
每个人都只是以其出生的地方为家,其兴趣与观念很少能有所超越。”荷尔德林在这里所说的“出生的地方”,显然是指身体而不是指精神出生的地方,只有拥有了精神的出生地,也就是精神的籍贯,一位诗人才会回到思想的家中,并被充满活力和魔力的圣火所照亮。
    
思想离诗歌越近,留下的荒漠就越少,在这里我说的自然是指精神的荒漠。
    
按照克洛岱尔和圣琼"佩斯的观点,诗人是先知和先驱呵,诗人有责任引领整个人类的精神部队和艺术部队。

    
怎样的诗歌才是有思想的诗歌
 
    
艾略特的《荒原》,里尔克的《杜依诺哀歌》、《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时辰祈祷书》,埃利蒂斯的《英雄挽歌》,布罗茨基的《悼罗翰"邓恩》,帕斯的《太阳石》、《影子草图》、《风自指南针所有的罗经点而来》,庞德的《比萨诗章》、叶芝的《在本布尔山下》、济慈的《伊莎贝拉》、《圣亚尼节前夜》、《许佩里恩》,瓦雷里的《海滨墓园》,聂鲁达的《马克丘"毕克丘之巅》、奥登的《野兽的地址》,希尼的《挖掘》,金斯堡的《嚎叫》,埃斯普马克的《焚书》,等等,都是有思想的诗歌。没有思想,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的大诗来的。从这些大诗里,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心灵和感动。
    
相比之下,中国诗人,特别是那些名不副实的中国诗人,真的是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也许,通过反思,痛定思痛,才会和自己相遇,并最终进入思想运动和艺术运动。否则,很可能一生都在制造分行的散文,而且是三流散文。
    
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不是惟一的标准,但它毕竟是一个标准,比中国的任何一个奖项都公正的标准。要通过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文学标准,思想乏力,那是肯定无济于事的。
    
为了提高全人类蓬勃向上的原始热情,诗人必须勇敢豪迈、热诚慷慨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曾经这样宣言。未来主义诗人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有抱负的中国诗人献出自己的思想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吝啬财物是一种罪过,吝啬思想就更是一种罪过,“吝啬”这两个字永远都应该远离高贵、优雅、热忱、大度的诗人!否则,艺术的灾难还会更多,更多更多,因为诗歌永远都是艺术的领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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