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 | 江青前夫唐纳的身份之谜,乱世俊男的谜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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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江青前夫这一特殊身份,唐纳被披上了神秘色彩,坊间传闻一直不断。那么,这位江青的“前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江青前夫唐纳

  “唐纳”这个名字,知悉的人应该不少。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去国多年、近乎匿迹的唐纳,重新回到了国人的视野中,成了普通民众任意谈论和想象的人物。

  因为江青前夫这一特殊身份,唐纳被披上了神秘色彩,坊间传闻一直不断。报章上介绍唐纳其人的文字,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唐纳的形象被涂抹得面目全非,哪怕是离表面的真实也越来越远。

  唐纳生前对此习以为常,虽有怨愤也无可奈何。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不知是否我于二十余年来看过诸如此类的文章太多了,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惊奇。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让他乱抄乱袭去吧,我是不屑一理。这种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作家’我也见得多了,没有对他们重视的必要。”

  那么,这位江青的“前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蓝苹(江青)

  唐纳和蓝苹:为情所困 屡次轻生

  唐纳并不姓唐。他原名马骥良,后来改名马季良、马继良、马耀华。唐纳是其笔名。后来客居巴黎,名唤马绍章。唐纳跟江青同岁,1914年5月7日生于苏州,属虎。

  1932年考入圣约翰大学。1933年,以唐纳、罗平、陈陀等笔名在《晨报》、《申报》、《新闻报》等副刊发表电影评论,常有独到见解,深受读者喜爱。

  翌年秋,进华艺电影公司任编剧,为抗日影片《逃亡》主题歌《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填词,由聂耳作曲而广为流传。后又进电通影业公司任编剧、宣传主任,明星影片公司任编导委员会副主任……

  因唐纳外貌俊朗,一表人才,被电通的导演看中,获邀在喜剧片《都市风光》中出演男主角李梦华。他虽是初登银幕,却演得相当出色。

  正是在电通拍摄《都市风光》时,唐纳与来自山东青岛、本名李云鹤的蓝苹结识并相恋,在不久后发生了耸动视听的婚恋风波,成为报刊花边新闻中的男、女主角。

  叶永烈撰写的《江青传》对风波的前因后果记述甚详:

  1936年4月26日上午,唐纳和蓝苹,与同为演员的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一起,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集体婚礼,由导演郑君里主持,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证婚,一时传为佳话。

  5月底,蓝苹称到济南探视生病的母亲,竟一去不返,并来信表示断绝关系,如雷轰顶的唐纳6月下旬赶去济南,遍寻无着,绝望中在旅店吞火柴头自尽,幸被茶房发现送医及时抢救过来。其实,蓝苹是到天津找前男友俞启威的,蓝苹闻讯后赶到济南,在郑君里劝说下和唐纳回到上海。

  但两人共同生活不久,又多次争吵而分居。1937年5月22日,唐纳获知蓝苹竟插足导演章泯的家庭后悲愤欲绝,一气之下跑到吴淞口跳入长江,幸被路人救了上来……

江青与唐纳的婚礼照,证婚人是沈钧儒。1936年轰动一时的三对明星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为:叶露茜与赵丹,蓝苹(江青)与唐纳,杜小鹃与顾而已。

  被忽视的政治身份:共产党员?

  婚恋只是整个人生的一部分,单从这个视角认识和评判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容易流于片面。

  需要留意的是,蓝苹在到上海认识唐纳之前,经前男友俞启威引导和帮助,已于1933年2月在青岛加入了中共;因为一度失去组织关系,又在上海加入青年团。踏入影剧界时,她绝对是一个左翼文艺女青年。1937年,她为了高远的政治理想,放弃上海相对安逸的生活,奔赴条件极为艰苦的延安。

  在上海为蓝苹舍妻弃子的导演章泯,更是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共,此后一直从事左翼戏剧工作。蓝苹也好,章泯也好,尽管私人生活都有喜新厌旧的记录,政治上却非碌碌之辈。

  那么,与蓝苹一度同居成婚的唐纳,其时是什么政治面目呢?他与蓝苹,有没有共同的志向呢?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唐纳称得上是横跨影剧界、新闻界的活跃人士。

  在上海,他编辑《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专刊,出演喜剧片的主角,还当过战地记者;

  去武汉,他创作并策划演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轰动三镇;

  到重庆,他进入英国新闻处当译员,组织进步戏剧活动;

  回上海,他先任《时事新报》主笔,再任《文汇报》总编辑……

  唐纳中、英文俱佳,是公认的多面手。撇开给他带来另类名声的那段短暂婚史不谈,以他在影剧和新闻方面的业绩,也堪称出类拔萃的文化人。

  然而,唐纳除了演员、报人的职业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当年罕为人知且以后也被忽略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夏其言作为唐纳青年时代的挚友,曾应新加坡《联合早报》邀约撰写《唐纳与我》一文,文中说:“我之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说史枚是最早的启蒙人的话,那么唐纳应该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于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纳作为他“最早的引路人”,应该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这个推断如能成立,唐纳的党龄应始于1936年或更早一些。可见,尽管唐纳与蓝苹很快就分道扬镳,但最初能走到一起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毕竟属于同一阵营。

  可以说,中共党员这一政治身份,是解开唐纳“人生秘密”的一把关键钥匙。

从左至右依次为:顾而已、杜小娟、唐纳、沈钧儒(证婚人)、蓝萍(江青)、叶露茜、赵丹

  “潜伏”的报人

  《时事新报》是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掌控的报纸。但由于唐纳任《时事新报》主笔,某些版面起到了与中共的报纸近乎相同的宣传作用。

  居欣如提到唐纳进入《时事新报》之事:“唐纳当主笔,完全是受党的委派,他的直接领导人是文委负责人夏衍。夏衍要唐纳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把这张报纸作为一个很好的阵地,用来宣传进步主张。”

  唐纳能进该报主持笔政,凭借的是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圣约翰大学先后同学的关系。该报有一次报道军人和警员在戏院互殴的丑闻,军警双方扬言要来砸报社,唐纳马上请出孔令侃出面周旋,始告平息。这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文宣机构的“潜伏”,类似事例不少。

  唐纳在《时事新报》为时不长,因有些文章、版面的色彩偏红,引起后台老板的注意而被迫退出。他应邀担任《文汇报》总编辑,主持这份立场偏左的报纸,也有不少出色表现。

  最耐人寻味的一次,是在国共和谈彻底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前夕,1946年11月19日,唐纳突然乘火车由沪至宁,偕该报驻宁记者郑永欣去梅园新村访晤中共代表周恩来。

  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唐纳只问了一个问题:周先生,您返延安,国共破裂势不可免,《文汇报》将何以自处?周恩来答道:“你们照常工作嘛,这要临机应变,倒是一个复杂问题哩。”郑永欣接着问:周先生此去何时回来,和谈之门有重开希望吗?周的回答是:我们希望越快回来越好,取决于国民党实现政协决议的诚意。从战场形势发展来看,大概明春,半年多以后也许可以与你们在南京再见。

  唐纳是专程而来,当晚即乘夜车返沪,并关照不发消息,要对外保密。这显然不是一次寻常的访问,从唐纳来去匆匆的经过看,更像是向周恩来作当面请示,讨教在环境恶化时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策略,彼此心照,互动默契。

  据后来统计,当时《文汇报》编辑部内,有十六七名地下党员,来自三四个不同的系统,有的在组织内是上下级关系,但在报馆上班时却装作互不熟识,如陈虞孙与夏其言;也有的相互很熟,却又不是同一系统而无组织关系,如夏其言与唐纳。不用说,《文汇报》是一份特殊的报纸,唐纳则是具有特殊身份的报人。

唐纳与夫人陈润琼在巴黎

  出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

  唐纳的中共党员身份,是由与其两度共事的老报人徐铸成最先揭橥的,但起初用的是间接笔法。他1980年代初撰写的《报海旧闻》提到1947年5月《文汇报》被国民政府查封后,次年与吴结伴同游台湾,“事有凑巧,回沪不久,有一位党员同志从香港秘密到了上海,对我说,民革已在港成立,准备办一机关报,李任潮先生坚决要我去主持……”成立于香港的民革,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字任潮。

  此处提到的“一位党员同志”是谁呢?徐数年后撰写《我所认识的李济深》一文揭开了谜底: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被封后,“翌年春,老同事马季良同志(唐纳)忽由港来沪,对我说:‘李任潮先生他们已在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准备办张报,李任潮一定要你去当总编辑。’”两处文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只要略加比对,不难明白,前一书里的“一位党员同志”就是唐纳。

  唐纳上海之行捎给徐铸成的口信,为正在寻求出路的《文汇报》部分同仁指明了方向。他还给准备赴港与“民革”商谈合作的徐铸成提供了张建良、夏衍的联系方式,专门交代通过张的安排即可见到潘汉年,正是潘在幕后主导“民革”与《文汇报》的合作。

  按照唐纳提供的联系方式,徐铸成离沪赴港,先后见到了张建良、夏衍和潘汉年,还拜访了李济深、蔡廷锴、谭平山等民革高层,代表上海《文汇报》顺利地洽谈了合作事宜。最终,唐纳不仅参与了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并出任总编辑,除了负责编务外,还为总主笔兼管经理部的徐铸成分担经济压力及对外联络。

  如果说潘汉年是整个方案的策划者,唐纳就是步步推进的落实者;即使称唐纳是迄今已逾花甲的香港《文汇报》的催生者,也不为过。2012年7月,香港老报人容若在《明报月刊》撰文称,香港《文汇报》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控股”的报纸,唐纳是“该报组班的幕后牵线人”。前一句尚可商榷,后一句无可置疑。

中共情报工作领导人潘汉年

  潘汉年的“结拜兄弟”

  徐铸成是无党无派的职业报人,任上海《文汇报》时对同事中谁是中共地下党员不清楚也无意了解。但到香港《文汇报》时期,他结识了过去闻名而不相识的夏衍和潘汉年,也认识了张建良,与这些共产党人接触日多。

  他在回忆文章中说:“潘汉年同志经常关心《文汇报》的情况。他的工作很忙,要经常联系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还有其他重要工作。他不可能经常和我见面,我有事和张建良同志联系,或请马季良同志转达。”

  这是已经写出来的。他还讲过一些没有写出来的掌故,其中说到唐纳是潘汉年系统的人;潘汉年、张建良和唐纳是结拜兄弟,潘是老大,张建良是老二,唐是老三,等等。

  唐纳的这两位“结拜兄弟”,当年都是神通广大、声名赫赫的人物。潘汉年的不凡功业,在其冤案平反后已广为人知。是隐蔽战线上功绩卓著的领导人。

  张建良这个名字相对寡闻,但其本名“华克之”却很有传奇色彩。在他还不是中共党员的1935年11月,就策划并委派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场,原定的刺杀目标蒋介石没出现,结果刺伤了汪精卫,震惊全国。

  据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记述,1937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前来投奔的华克之,考虑到国、共正在商谈合作抗日,不宜将他留下,遂建议他去华南担任中共与李济深等人的联络人。于是,他到了华南,化名张建良,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周旋于日本人、蒋介石、汪精卫的势力之间,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完成不少难度颇大的使命。

  在沪港与唐纳两度共事的《文汇报》退休编辑任嘉尧,也在《唐纳胸怀祖国情系家园》的文章中提到,唐纳和袁牧之、郑君里、赵丹志同道合,是结拜兄弟,“又与潘汉年义结金兰”,但没有提到张建良。前述潘、张、唐“结拜兄弟”的说法,尚属一家之言,还需更多的资料印证,但至少说明唐纳与潘、张尤其是潘之关系非同一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解放前夕为何离国远去?

  香港《文汇报》创刊于1948年9月9日,而唐纳在12月初突然提出辞呈,距他担任总编辑不到3个月。此时,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报社同仁心情振奋,准备有朝一日回到内地。所以,徐铸成惊讶地问:“现在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同事们都准备‘青春结伴好还乡’,你怎么忽思离国远去?”并对他恳切挽留。

  次日,潘汉年对徐说:“马季良要走,你就不必坚留了。”后来报社设宴,为唐纳饯别并合影留念。《徐铸成回忆录》记述此事时还说了一句:“几十年后,我才恍然钦佩季良的先见之明。”

  任嘉尧在《故旧忆唐纳》中也谈及此事,说唐纳心头有难以言宣的疙瘩:“解放战争胜利,实现了我的愿望。你们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又称,唐纳私下告诉一位年轻的编辑:“为了那位已离异而去的女郎,我如回去,难保有命。”

  证诸与江青熟识的郑君里、王莹、赵丹、郁风等人“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唐纳似乎未卜先知,料事如神。

  不过,这只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假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语境中,以避江青之祸来解读唐纳出国之举,无疑是最正常也最正确的,但现今看来过于简单化,也经不起仔细推敲。

  例如,“蓝苹”的第一个男友俞启威,后改名黄敬,从青岛出狱辗转到北平,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经过多年革命斗争历练,解放后先后出任天津市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1958年2月病故。虽说他在工作上曾受过毛泽东严厉批评,但显然与江青无关。

  又如,导演章泯后来回到妻儿身边,解放后历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在“文革”中安然无事,于1975年去世。

  事实上,很难排除唐纳出国另有目的,而且,这不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

  他的苏州中学同学、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吴大琨写道:“建国初,我在上海遇到潘汉年,潘对我说:‘唐纳是我派到海外去的,他却去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其实唐纳也许是为了避免江青日后对他不利才远行的。”

  此注说出一项事实和一项猜测,事实是:潘汉年说唐去美国系他派遣;猜测是:唐此去可能是避免江青对他加害。对这种猜测无需赘言,而事实如果确凿的话,那么唐纳当年赴美就是富有战略目光的潘汉年对海外情报工作设点布网的一步棋。吴大琨的说法,也恰与徐铸成回忆的潘汉年叫他“不必坚留”唐纳互为印证,显示唐之离港赴美与潘有关。

  确实,无论英文水平、社会经验还是交际能力,唐纳都是派往海外最恰当的人选。况且,他还有与已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恋人陈润琼相聚的理由,而陈父又是前国民政府高级外交官。这种家庭背景以及可能产生的人际关系,对在海外立足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至于唐纳本人,可谓公私兼顾,两全其美。潘汉年对吴大琨说的那句“他却去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是他当时身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地位所限,对并不完全知晓内情的人要表露的政治立场,自在情理之中。

  1948年底,唐纳从香港到美国后,在纽约的中文报社、印刷厂工作不足两年,即转往法国巴黎,与陈润琼成婚,育有一女。他俩以经营中餐馆为业,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病逝,终年74岁。

  《江青传》一书在结尾部分交待了与传主有关的几位人士的结局,其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唐纳曾返中国大陆,重游上海,感慨万千。“不过,他几度回来,行踪保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左三起:唐纳、叶剑英、罗青长

  叶剑英、罗青长的不寻常接见

  唐纳首度返国是1978年。夏其言曾私下对人说,唐纳初抵上海,即与其夫妇见面叙旧,又在郑君里夫人黄晨陪同下,到郑的墓地献花致哀,随后就去了北京。唐纳确实极为低调,不光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对其他朋友和同事都未约见,想必有他的考虑。

  那么,唐纳在北京见了哪些人,办了什么事呢?局外人很难揣测和判断,但多年后终于有个让人见出端倪的线索浮现。

  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刊发专题“改革八贤”,其中一篇长文《叶剑英:最后十年》配发了四张图片。有一张是合影,文字说明为:“1978年12月,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旅法华侨唐纳(左三)。右一为罗青长,左二为叶选宁,左一为叶选基。”照片上,唐纳站在居中的位置。这足以令人大吃一惊!

  熟知现当代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叶剑英元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尊崇。在战争年代,他曾参与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兼管南方地区包括港澳及海外的情报、统战事务等;罗青长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是国家情报安全部门头号主管;叶选宁为叶帅次子,以后出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叶选基是叶帅侄子,也参与部分机要。

  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想到,若仅仅是个在法国开餐馆的老华侨,阔别多年回国,怎么可能获得叶剑英这样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接见,且由国家情报安全机构主管而非侨务部门官员陪见。唐纳1978年底在北京获得如此规格的礼遇、如此特殊的陪同,使他曾经拥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这样超乎寻常的安排,在他而言,即便不说是“认祖”,也可算是“归宗”了。

  这次会面时叶剑英讲了些什么,而唐纳又讲了些什么——由于唐纳未及写出回忆录即已辞世,有关内容可能只会留存在某个部门的档案里了。但有一点应可确定:唐纳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特殊战线上的一员。

  对这位一生多彩多姿并在多个领域留下足迹的历史人物,能否彻底拂去笼罩在他身上的那层神秘雾纱,这要期待有关档案的公开之日了。

摘自_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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